答案随风而逝

 


2007年1月9日晚10点,我和孙医生自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乏极而卧,感觉才几分钟就天亮了。恍惚中瞅见孙医生起身洗漱,影子一般飘出门去。接着,市井之声逐渐嘈杂,刺耳的军号也从楼群的另一端阵阵吹响,搅得我这条懒虫不停蠕动,直至下床,将脑袋埋入水池约几分钟,方恢复日常状态。


再度出发已是早晨8点40分,孙医生斜挎一包,精神抖擞地领我下楼,来到一辆咖啡色面包车前。探头一看,车内已堵满各类旧衣物,我们奋力将旧物塞得更紧扎些,以便新人能够坐得比较宽敞。我笑道:教会也做这种访贫问苦送温暖的政府工作?孙医生一丝不苟地纠正:都是教友和病员个人捐赠的,跟教会和政府都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磕磕绊绊穿越了大半个昆明市区,又在通往禄劝县的北郊堵上了。记得2005年底首次去禄劝,就在这地名“王家桥”的烂泥滩堵了1个多小时,数百车辆屁股抵屁股,一尺一尺绕着“施工现场,车辆慢行”的招牌挪移,那种令人疯掉的乌烟瘴气!我从前座回头道:这路大概要修拢世界末日才算完。孙医生解释道:前几天的新闻报道,云南省的交通厅长落马,受贿贪污几千万,据说跟这条路有直接关系。我愧疚道:屡屡出师不利,你受累了。孙医生道:我一年要进出禄劝好多次,已经对烂路产生感情,如果哪天突然换成好路,顺畅了,我会生气的。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对嘛,再烂也是自己的国家!


可是一合拢嘴巴,我就想起了宋玉。我们离婚之后,她就从成都来到昆明,在市郊的某个停车场开了个添加黄油的铺子,据说有好几个雇员,生意还不错。没有电话,没有确切的方位,虽然时常有找找她的冲动,也无从下脚。若干朋友建议我,就一家一家,将停车场都寻遍,去争取一个戏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甚至有朋友愿意提着摄像机,脚跟脚地记录这一“亲情行动”——然而观众需要看到的场面,我和宋玉不一定需要。那种无能为力的痛是永远的——以其出众的美貌和善解人意,她为什么至今没有再接纳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安逸日子的男人?反而一意孤行,在弥漫着货车尾气的恶劣环境里谋生?她在电子邮件里,没透露任何现实信息,却一再说,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处,她会首先告诉我——她果真这么做了,今年初她奶奶患晚期肺癌,我依约回成都探望,却没见着她人。


既然世界上有路,既然人长有腿,就得往前走。这是20几岁的时候,鲍勃•迪伦教会我的,他唱道: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炮弹要纷飞多少次,和平才会降临?答案随风而逝。同居、结婚、坐牢、离婚、亲情都不是借口,你要往前走,不管遭遇什么,不管伤口多么深,不管你多么想回头,不管你曾经倒下去,没有力气、没有信念再爬起来,你都要记着往前走——“答案随风而逝”又怎么样呢?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成长呀!一个生在家里死在家里的德高望重的榜样,哪怕活200岁,也跟没活差不多。你看你看,虽然如今我又成资深光棍,虽然我的胆气和血气都大不如前,可老天毕竟眷顾于蒙昧的我,幼年时通过母亲,少年时通过姐姐,青年时通过阿霞,成年时通过宋玉,持续不断地教育和引导,令我在人心人性如此扭曲的铁血共产社会里,还一步步地学会感动、感伤、怜悯、坚持、忍耐、单纯且源源不断的爱。


无赖政权赋予我的无赖天性也一步步被抑制,这一天我吃惊地发现,嬉皮笑脸的面具裂开了,我在哭,假面具却在笑;我在哀悼,我在祈求六四亡灵的饶恕,我的假面具却在自嘲;我在酗酒,在江湖上瞎混,在虚无的舞台上表演,而另一个我却拒绝着,冷静着,追忆着,跟随着孙医生转穷山沟寻觅陈年冤案。我表里如一吗?我从一而终吗?答案随风而逝。


苍山是一排横亘古今的巨大屏障,自南向北,连绵几十公里;几十条沟壑由天及地,如阴道,孕育繁衍了此地不同凡响的人类历史和文明。我阵发性地栖身苍山脚背,爬山方便。最近有一个月朗之夜,我在斑驳的树影里穿行,遭遇回族人的公墓,遂乘着酒兴撞入,终于靠住一残缺墓碑坐下来。冷风刺骨,簌簌叶动间似有人语;我打了个寒战,转身端详碑文,纳声雷,36岁。原来是位夭者。


复坐,为了壮胆,我扯出洞箫吹将开来,曲未终,竟闻鬼哭。摇摇晃晃下山之际,月色如一缕缕纱衣,来回拂面。眼前跳动着诸多死人活人、女人男人。母亲父亲、姐姐妹妹、宋玉刘晓波、刘霞周忠陵、蒲勇李必丰、金琴余杰王胖子、还有康正果与他的农村婆娘——为了对这人鬼神混淆的场景有个交代,我随口编了3段歌词: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天边传来了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后来我把这命名为《八九悲歌》。由于箫音过于凄切,我改用拇指琴伴奏。反复的演练中我突然明白,第2段写的是刘晓波诸君的下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呼万应的天马行空的人物,如今动不动就叫共产党堵在家里,数日出不来门,为了什么呢?信念吗?和无赖较劲吗?做软禁中的“自由人”吗?与现实和未来都要发生关系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面包车颠簸着,临近中午才拢禄劝县城。刚说熄火吃饭,车却自动熄火,像一堆破铜烂铁摊在路边。小伙子司机反复折腾,无效,只得哭丧着脸说,生意做不成了。孙医生叹口气,就临时打电话给我们都熟悉的基督徒小张,上帝保佑,一下子就通了。10分钟不到,那辆白色面包车及灿烂的笑脸都浮现过来。
 
于是大家忙活一阵,在两车之间转移旧衣物,孙医生差点就闪了腰,小张急忙让他靠边,并开玩笑道:医生不能出问题哟。孙医生道:我又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为啥不能出问题?


用罢午餐,我们即脱离禄劝县城,朝武定方向行驶。两县相距不过10公里,起先属于同一专区,可而今却分属昆明市与楚雄州。沿途灰蒙蒙,过往车辆密集,但小张车技高超,谈笑间,再狭仄的缝隙也马不停蹄地钻,惹得孙医生直叫慢、慢,安全、安全。武定县城一晃而过,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大大小小的“板扎壮鸡馆”招牌。小张连刹车都懒得点,就杂耍一般旋动方向盘,下坡上坡,往一派苍翠间的山道落荒而去。


车至山腰,遇一鸡毛店,我们便下来买矿泉水。孙医生乘机向路边的苗族群众打听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本地,也是云南境内最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家族。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生于1907年,成年后继承了其父王撒世牧师的衣钵;1969年因坚持信主而被捕,1973年以反革命罪名遭公开枪决。然而,此以身殉教的事迹没被湮没,还传扬海外,令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替他塑像,作为上个世纪10位伟大的殉道者之一, 永远并排屹立在大教堂的正门上方。


王志明牧师的儿子至今还是这一片教会的传道人。孙医生一挑起话头,大伙即踊跃作答,还自告奋勇带路。阳光普照,白云悠悠,山梁子犹如天路一般蜿蜒着,层层叠叠通往无尽之处。我们趁着格外好的心情,从车里拖下一口袋旧衣物,分发给在场的群众。眼看着那一张张红土捏成的脸逐渐绽放,并越发灿烂,我们体内的暖意也越发浓郁。几个参差不齐的苗家孩子都冲我嗷嗷叫,那最小的女孩,大约才3岁,竟激动得放声大哭。没办法,我只好不客气地从小张手中拽过口袋,使劲抠底,终于翻出两三样玩具。我把最大的那只彩色绒布猪塞给最小的女孩,惹起周围一派气势汹汹的谴责,幸而是苗语,我不懂。


其实那绒布猪已经发黑,并多处绽线,显然是城里孩子玩厌了的垃圾。可我能说什么呢?剩在手中的两样东西都不够大。还是孙医生细致,他又从车里翻出两只双背书包,亲自挂上两个稍大孩子的肩,好好学习啊,他鼓励道,那爬满皱纹的笑容圆满极了。


这一插曲延续了十几分钟,我们接着上路。挤在车里带路的苗族男女七嘴八舌地介绍,上完这山梁子,再一路长坡下到底,就拢了。


我盯住窗外,心不在焉地点头;而孙医生已取下眼镜,比目鱼一般扁着身体,神态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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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随风而逝

 


2007年1月9日晚10点,我和孙医生自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乏极而卧,感觉才几分钟就天亮了。恍惚中瞅见孙医生起身洗漱,影子一般飘出门去。接着,市井之声逐渐嘈杂,刺耳的军号也从楼群的另一端阵阵吹响,搅得我这条懒虫不停蠕动,直至下床,将脑袋埋入水池约几分钟,方恢复日常状态。


再度出发已是早晨8点40分,孙医生斜挎一包,精神抖擞地领我下楼,来到一辆咖啡色面包车前。探头一看,车内已堵满各类旧衣物,我们奋力将旧物塞得更紧扎些,以便新人能够坐得比较宽敞。我笑道:教会也做这种访贫问苦送温暖的政府工作?孙医生一丝不苟地纠正:都是教友和病员个人捐赠的,跟教会和政府都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磕磕绊绊穿越了大半个昆明市区,又在通往禄劝县的北郊堵上了。记得2005年底首次去禄劝,就在这地名“王家桥”的烂泥滩堵了1个多小时,数百车辆屁股抵屁股,一尺一尺绕着“施工现场,车辆慢行”的招牌挪移,那种令人疯掉的乌烟瘴气!我从前座回头道:这路大概要修拢世界末日才算完。孙医生解释道:前几天的新闻报道,云南省的交通厅长落马,受贿贪污几千万,据说跟这条路有直接关系。我愧疚道:屡屡出师不利,你受累了。孙医生道:我一年要进出禄劝好多次,已经对烂路产生感情,如果哪天突然换成好路,顺畅了,我会生气的。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对嘛,再烂也是自己的国家!


可是一合拢嘴巴,我就想起了宋玉。我们离婚之后,她就从成都来到昆明,在市郊的某个停车场开了个添加黄油的铺子,据说有好几个雇员,生意还不错。没有电话,没有确切的方位,虽然时常有找找她的冲动,也无从下脚。若干朋友建议我,就一家一家,将停车场都寻遍,去争取一个戏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甚至有朋友愿意提着摄像机,脚跟脚地记录这一“亲情行动”——然而观众需要看到的场面,我和宋玉不一定需要。那种无能为力的痛是永远的——以其出众的美貌和善解人意,她为什么至今没有再接纳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安逸日子的男人?反而一意孤行,在弥漫着货车尾气的恶劣环境里谋生?她在电子邮件里,没透露任何现实信息,却一再说,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处,她会首先告诉我——她果真这么做了,今年初她奶奶患晚期肺癌,我依约回成都探望,却没见着她人。


既然世界上有路,既然人长有腿,就得往前走。这是20几岁的时候,鲍勃•迪伦教会我的,他唱道: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炮弹要纷飞多少次,和平才会降临?答案随风而逝。同居、结婚、坐牢、离婚、亲情都不是借口,你要往前走,不管遭遇什么,不管伤口多么深,不管你多么想回头,不管你曾经倒下去,没有力气、没有信念再爬起来,你都要记着往前走——“答案随风而逝”又怎么样呢?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成长呀!一个生在家里死在家里的德高望重的榜样,哪怕活200岁,也跟没活差不多。你看你看,虽然如今我又成资深光棍,虽然我的胆气和血气都大不如前,可老天毕竟眷顾于蒙昧的我,幼年时通过母亲,少年时通过姐姐,青年时通过阿霞,成年时通过宋玉,持续不断地教育和引导,令我在人心人性如此扭曲的铁血共产社会里,还一步步地学会感动、感伤、怜悯、坚持、忍耐、单纯且源源不断的爱。


无赖政权赋予我的无赖天性也一步步被抑制,这一天我吃惊地发现,嬉皮笑脸的面具裂开了,我在哭,假面具却在笑;我在哀悼,我在祈求六四亡灵的饶恕,我的假面具却在自嘲;我在酗酒,在江湖上瞎混,在虚无的舞台上表演,而另一个我却拒绝着,冷静着,追忆着,跟随着孙医生转穷山沟寻觅陈年冤案。我表里如一吗?我从一而终吗?答案随风而逝。


苍山是一排横亘古今的巨大屏障,自南向北,连绵几十公里;几十条沟壑由天及地,如阴道,孕育繁衍了此地不同凡响的人类历史和文明。我阵发性地栖身苍山脚背,爬山方便。最近有一个月朗之夜,我在斑驳的树影里穿行,遭遇回族人的公墓,遂乘着酒兴撞入,终于靠住一残缺墓碑坐下来。冷风刺骨,簌簌叶动间似有人语;我打了个寒战,转身端详碑文,纳声雷,36岁。原来是位夭者。


复坐,为了壮胆,我扯出洞箫吹将开来,曲未终,竟闻鬼哭。摇摇晃晃下山之际,月色如一缕缕纱衣,来回拂面。眼前跳动着诸多死人活人、女人男人。母亲父亲、姐姐妹妹、宋玉刘晓波、刘霞周忠陵、蒲勇李必丰、金琴余杰王胖子、还有康正果与他的农村婆娘——为了对这人鬼神混淆的场景有个交代,我随口编了3段歌词: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天边传来了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后来我把这命名为《八九悲歌》。由于箫音过于凄切,我改用拇指琴伴奏。反复的演练中我突然明白,第2段写的是刘晓波诸君的下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呼万应的天马行空的人物,如今动不动就叫共产党堵在家里,数日出不来门,为了什么呢?信念吗?和无赖较劲吗?做软禁中的“自由人”吗?与现实和未来都要发生关系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面包车颠簸着,临近中午才拢禄劝县城。刚说熄火吃饭,车却自动熄火,像一堆破铜烂铁摊在路边。小伙子司机反复折腾,无效,只得哭丧着脸说,生意做不成了。孙医生叹口气,就临时打电话给我们都熟悉的基督徒小张,上帝保佑,一下子就通了。10分钟不到,那辆白色面包车及灿烂的笑脸都浮现过来。
 
于是大家忙活一阵,在两车之间转移旧衣物,孙医生差点就闪了腰,小张急忙让他靠边,并开玩笑道:医生不能出问题哟。孙医生道:我又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为啥不能出问题?


用罢午餐,我们即脱离禄劝县城,朝武定方向行驶。两县相距不过10公里,起先属于同一专区,可而今却分属昆明市与楚雄州。沿途灰蒙蒙,过往车辆密集,但小张车技高超,谈笑间,再狭仄的缝隙也马不停蹄地钻,惹得孙医生直叫慢、慢,安全、安全。武定县城一晃而过,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大大小小的“板扎壮鸡馆”招牌。小张连刹车都懒得点,就杂耍一般旋动方向盘,下坡上坡,往一派苍翠间的山道落荒而去。


车至山腰,遇一鸡毛店,我们便下来买矿泉水。孙医生乘机向路边的苗族群众打听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本地,也是云南境内最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家族。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生于1907年,成年后继承了其父王撒世牧师的衣钵;1969年因坚持信主而被捕,1973年以反革命罪名遭公开枪决。然而,此以身殉教的事迹没被湮没,还传扬海外,令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替他塑像,作为上个世纪10位伟大的殉道者之一, 永远并排屹立在大教堂的正门上方。


王志明牧师的儿子至今还是这一片教会的传道人。孙医生一挑起话头,大伙即踊跃作答,还自告奋勇带路。阳光普照,白云悠悠,山梁子犹如天路一般蜿蜒着,层层叠叠通往无尽之处。我们趁着格外好的心情,从车里拖下一口袋旧衣物,分发给在场的群众。眼看着那一张张红土捏成的脸逐渐绽放,并越发灿烂,我们体内的暖意也越发浓郁。几个参差不齐的苗家孩子都冲我嗷嗷叫,那最小的女孩,大约才3岁,竟激动得放声大哭。没办法,我只好不客气地从小张手中拽过口袋,使劲抠底,终于翻出两三样玩具。我把最大的那只彩色绒布猪塞给最小的女孩,惹起周围一派气势汹汹的谴责,幸而是苗语,我不懂。


其实那绒布猪已经发黑,并多处绽线,显然是城里孩子玩厌了的垃圾。可我能说什么呢?剩在手中的两样东西都不够大。还是孙医生细致,他又从车里翻出两只双背书包,亲自挂上两个稍大孩子的肩,好好学习啊,他鼓励道,那爬满皱纹的笑容圆满极了。


这一插曲延续了十几分钟,我们接着上路。挤在车里带路的苗族男女七嘴八舌地介绍,上完这山梁子,再一路长坡下到底,就拢了。


我盯住窗外,心不在焉地点头;而孙医生已取下眼镜,比目鱼一般扁着身体,神态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