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深圳）
扒粪运动，100多年前肇始于美国。后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愤怒地对揭发社会和政治黑幕者如此称呼，而后者也乐意以此自居。扒粪运动的结果是掀起了美国社会进步运动，促使并完善了社会转型。这场运动也诞生了许多部揭露真相，脍炙人口的名著，如《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疯狂的金融界》、《人寿保险真相》、《参议院的背叛》和《屠场》等。
中美制度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极为相似的丑恶社会景象在时空上也相差100年左右，但道德观、贫富、社会核心价值、官员腐败却惊人的相似，这就具有了参照坐标。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如果仅仅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借口，拒绝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和文明，那无疑是一种罪恶。中共为现存的社会丑恶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来为自己辩护，这是非常虚弱也是非常致命的，其结果可能意味着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中共当局只有放弃一党专制，才不至于让中国人永久生活在无自由的噩梦之中。
100多年前美国的社会生态：
第一，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开始沦丧,，崇尚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社会生活一派混乱。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19世纪末趋于登峰造极。美国南北内战之后，仅占美国家庭总数0.016%的最富之户，在1860年占有全国财富的比例是3.6%，到1890年上升为9.6%。1893年披露的材料，估计当时9%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1%。由于工业化和机械化，削弱了庞大的农民人口，代之而起的是一支城市无产阶级大军。1900年，全国人口中约60%——88%都是穷人和赤贫者。1896—1910年间，最富的1%人口掌握的国民财富从8%增长到15%。同一时期，美国国民经济总值翻了三番，但工人总工资只翻了两番，这反映工人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
中美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沦丧，社会贫富悬殊巨大。我们暂且不论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具有的作用，不管接受不接受，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却是可见的事实。现在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只有金钱，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现实。中共伪称标榜的“为人民服务”渐渐转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政治黑幕充斥各个行业，毒害社会正义细胞。新权贵和官员高居金字塔尖，占据了社会上的巨大财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只拥有少量财富。GDP持续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他们获得的很少。
第二，社会丧失公正、正义价值。官商勾结的腐败行径层出不穷，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上至国会，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聚会的场所。
中美对比：司法腐败，中国大小官员腐败成风，公权力寻租成为普遍现象。地方政权黑社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其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即为“地方政权暴政”。民间有段子言：处级以上官员挨个枪毙，恐怕有冤枉的，但是隔一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司法腐败和高度行政化，导致整个社会丧失公正和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中美之间经济自由的差别只是一个方面，而政治自由一直存在巨差。因言治罪，即使今天，仍是悬在中国人头顶要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媒体发达，职业揭发者出现。大众化杂志兴起，为揭发黑幕创造了良好的传播条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有识之士奋力揭发的重重黑幕。黑幕揭发者遍及各行各业，大学教授、改革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牧师和政府官员等等，但主要发动者是一批新闻记者。职业揭发者是12位男记者和1位女记者，他们撰写了约600多篇黑幕揭发文章和90本著作，占黑幕揭发文章总数的1/3。他们专门从事黑幕揭发，且领域各有分工，几乎涵盖20世纪初主要社会问题，如政府腐败、托拉斯非法垄断、假药和食品不卫生状况、使用童工和种族歧视等。
中美对比：互联网兴起和电脑普及，极为便利地为中国民间资信传播和权利意识觉醒，提供了物理上的保证。但是，政府网络监控和屏蔽，将这一技术披上了政治禁锢外衣，“报禁”依然存在。并且，政治异见者和异议作家、记者，大量遭到监禁，或者生存权、迁徙权和出国权被残酷剥夺。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是令人发指和严酷的。毫无疑问，这些举动本质上是反人权、反文明、反科学的。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存在懦弱、奴性秉性。他们为了个人利益放弃了对穷人苦难的关注；为了个人安全，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能力极度萎缩。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公共利益舞台上是缺席的、失声的。他们无任何道义优势可言，因此也丧失了被民众拥戴和信任的资格。现在需要知识分子依靠自己相对优势的地位，为中国、为民众担当责任，加入揭露社会黑幕者行列。
美国黑幕揭发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是记者出身，其报道客观严肃，被称为“学者型”黑幕揭发者，代表人有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等。斯蒂芬斯平均每年写4篇报道，对政府腐败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塔贝尔花了5年时间调查，汇编成书《美孚石油公司史》。在其鸿篇巨制里，塔贝尔揭示：垄断毁灭了健康的个人主义。另一派是以大卫•格莱汉姆•菲利普斯和厄普顿•辛克莱为代表的“作家型”黑幕揭发者。前者通过《参议院的背叛》系列报道来揭露美国参议员的腐败行径。后者虽然只花了7周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凭借其妙笔生花的才华，写出了揭露芝加哥屠宰场脏乱状况的《屠场》，影响巨大，直接推动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出台。
这些黑幕揭发者被称为“自由斗士”。作为新闻记者，他们综合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文化，有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强，崇尚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前程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光明磊落，信仰民主。他们认为，如果了解到弊病，就应该起来对它们采取行动。他们“扒粪”，是因为他们钟爱这个世界。尽管他们对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懑，但心中并没有仇恨。虽然对社会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但他们并不想推翻美国制度，而是希望通过揭露唤醒民心，推动改革，实现正义。每人都有一颗爱国心，深爱自己的国家。他们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对他们而言，美国虽然“丑陋不堪”，但仍然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仍然是美国人，通过改革，美国终究会变好。
不可否认，黑幕揭发者的努力，若没有政府改革的呼应，其历史影响不可能有如此之大。而西奥多•罗斯福作为在任总统，对美国社会改革功不可没。但是，作为政治家，罗斯福对待新闻的态度与作为知识分子的黑幕揭发者的看法有本质上的不同。罗斯福希望通过媒体来宣传其改革成就和社会和谐。所以，当1906年菲利普斯在《世界主义者》上连载《参议院的背叛》时，罗斯福阅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新闻，并在1906年4月14日众议院办公大楼奠基典礼的演讲中，严厉指责揭发者是一些不谙世事、只注意“地上的污秽”而从不仰看“头上的皇冠”的“扒粪者(muckrakers)”。“如果他们继续认为整个世界只是污秽一片，那么他们手中有用的权力（指监督权）也将没有了”。
罗斯福的公开谴责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黑幕揭发者非常愤懑，但随后却顺水推舟，利用罗斯福的批评为自己造势，干脆以“扒粪者”的身份，到处去搜寻污点。而那些大众化杂志也抓住发行的契机，积极鼓励揭丑。其他行业的改革派也纷纷加入，一场颇有声势的“黑幕揭发运动”由此展开。可以说，1906年是黑幕揭发运动的高潮。
黑幕揭发者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宣传员，他们充分利用大众化杂志作为宣传阵地，掀起了一场黑幕揭发运动。而中产阶级是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群众基础，是黑幕揭发者和大众化杂志传播的民主受众，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改革的主力。但从制度上实现改革，还得仰仗罗斯福发动的政府行为。罗斯福对黑幕揭发运动的“支持”和“宣传”是一种巧合，歪打正着，但不能否认的是，罗斯福凭借自己的狡猾和大度，巧妙地把黑幕揭发运动同他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美国社会因此而顺利实现转型。
社会转型一是指由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的转变，也是一种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成长。美国进步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为解决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危机，提高公众的判断力是关键。只有当公民聚在一起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地方性和全国性问题进行商议并做出判断的时候，公众的判断力才会提高。通过这样的公共讨论，公民才能掌握“民主”必需的技能：听、劝、辩论、妥协并寻找共同点。
黑幕揭发者做出了两点努力：其一，大范围的揭露，藉此让民众了解国情，刺激他们麻木的神经，从而达到启蒙效果，“知情将使进步成为可能”。其二，呼吁改革以扩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如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权、罢免权、直接预选和参议员直选等。惟如此，民主制度才能得以维护。
社会革新的力量来自黑幕揭发者、进步知识分子及其附托的中产阶级、民主公众以及权力精英形成的合力。
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尚需要启蒙和培养。他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在跟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时，才能被激发起来。直率、激进的言论虽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但是隐讳、含蓄、模棱两可的语言形式，更能被当下的中国人接受。他们接受真相的能力，如同接受自由和民主的能力，都需要用时间来磨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秦始皇、一个毛泽东。执政者对政治异见者无情地杀戮和镇压，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因，也是每个中国人恐惧的最大心理障碍。
200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