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否认菜刀实名制传言舆论仍表担忧


中国上海世博以及广州亚运会期间当地都曾限制购买菜刀。

中国上海世博以及广州亚运会期间当地都曾限制购买菜刀。
网络


1月30号,针对有关北京部分超市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的报道,北京市公安部门回应称,日常生产、生活类刀具,只有长度和角度都达到公安部认定的管制刀具标准,才需要实名购买。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事实基本清楚了,北京并没有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警方的这一回应,为在实名制泛滥的今天、春节还没过完北京便传出“买菜刀也要实名制”的消息划上了一个句号。然而,此事还是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关切,那么,大家对菜刀实名制为何如此敏感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刀具管制的范围过宽,就连普通的生活用菜刀也需要实名登记购买的话,这不可能不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凯迪社区作者龙树的文章说,虽然这也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但其实质上却突破了公私领域的边界。长久以来,民众购买普通菜刀和买菜一样,都是寻常之举,这不需要管制,也无从管治,它完全是老百姓的私事,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权利。显然,人们享受着这种固有的自由,而且也习惯于这种自由不被干涉,而民众赋予政府以公权力,本质上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基本的自由,而不是轻易限制这种自由。


那么,菜刀因何会与“实名制”牵扯上关系?如何看待当下越来越被频繁使用的实名制,其背后又反映着怎样的思维呢?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楯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买车票、买手机、上网,到买避孕药(福州、厦门等地规定),再到此次可能被“误读”的北京实名买菜刀,实名制之所以如此盛行,似乎可以从2006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社会建设”,演变成这两年某些人口中的“社会管理”上找到答案:管理者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力。


在这些事例中,作为原本构成社会的一个一个的人(公民)则只能是被管理的对象,被完全剥夺了作为社会主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 李楯认为,实名制涉及一个根本的法律问题,那就是:是否承认有公、私领域之分;如果承认,又该如何划分?公权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进入私领域? 此外,一个不能不思考的严肃问题就是,为了贯彻这种统制思维,我们已经并且还将付出多高的社会成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的“刀具管制”,包括此次被“误读”的北京“菜刀实名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暴力、伤害等犯罪的发生率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哪些效果可疑的“维稳”措施,一切社会成本我们都必须无条件承受吗?


李楯认为,从源头上说,能够协调不同利益、主张,使社会大体和谐是根本;从末端治理说,配备足够的警力,提高警察技能和警察严格依法行事,才是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可以接受的办法。李楯说,尽管“国情”不同,法治国家对公民携带枪支的宪法权利、警察的应对的做法和讨论,可以作为中国有关部门的决策思考。在应对一些复杂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得更细致一些,运用智慧,运用常识,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对此,学者张柠的微博点评说,听说北京买菜刀要“实名制”?那擀面杖要不要实名?砖头要不要实名?如果“草木皆兵”的话,“草木”要不要实名?不要简单地将管理成本,转嫁给绝大部分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买菜刀,还是要切菜和剁猪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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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方否认菜刀实名制传言舆论仍表担忧


中国上海世博以及广州亚运会期间当地都曾限制购买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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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号,针对有关北京部分超市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的报道,北京市公安部门回应称,日常生产、生活类刀具,只有长度和角度都达到公安部认定的管制刀具标准,才需要实名购买。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事实基本清楚了,北京并没有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警方的这一回应,为在实名制泛滥的今天、春节还没过完北京便传出“买菜刀也要实名制”的消息划上了一个句号。然而,此事还是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关切,那么,大家对菜刀实名制为何如此敏感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刀具管制的范围过宽,就连普通的生活用菜刀也需要实名登记购买的话,这不可能不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凯迪社区作者龙树的文章说,虽然这也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但其实质上却突破了公私领域的边界。长久以来,民众购买普通菜刀和买菜一样,都是寻常之举,这不需要管制,也无从管治,它完全是老百姓的私事,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权利。显然,人们享受着这种固有的自由,而且也习惯于这种自由不被干涉,而民众赋予政府以公权力,本质上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基本的自由,而不是轻易限制这种自由。


那么,菜刀因何会与“实名制”牵扯上关系?如何看待当下越来越被频繁使用的实名制,其背后又反映着怎样的思维呢?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楯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买车票、买手机、上网,到买避孕药(福州、厦门等地规定),再到此次可能被“误读”的北京实名买菜刀,实名制之所以如此盛行,似乎可以从2006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社会建设”,演变成这两年某些人口中的“社会管理”上找到答案:管理者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力。


在这些事例中,作为原本构成社会的一个一个的人(公民)则只能是被管理的对象,被完全剥夺了作为社会主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 李楯认为,实名制涉及一个根本的法律问题,那就是:是否承认有公、私领域之分;如果承认,又该如何划分?公权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进入私领域? 此外,一个不能不思考的严肃问题就是,为了贯彻这种统制思维,我们已经并且还将付出多高的社会成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的“刀具管制”,包括此次被“误读”的北京“菜刀实名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暴力、伤害等犯罪的发生率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哪些效果可疑的“维稳”措施,一切社会成本我们都必须无条件承受吗?


李楯认为,从源头上说,能够协调不同利益、主张,使社会大体和谐是根本;从末端治理说,配备足够的警力,提高警察技能和警察严格依法行事,才是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可以接受的办法。李楯说,尽管“国情”不同,法治国家对公民携带枪支的宪法权利、警察的应对的做法和讨论,可以作为中国有关部门的决策思考。在应对一些复杂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得更细致一些,运用智慧,运用常识,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对此,学者张柠的微博点评说,听说北京买菜刀要“实名制”?那擀面杖要不要实名?砖头要不要实名?如果“草木皆兵”的话,“草木”要不要实名?不要简单地将管理成本,转嫁给绝大部分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买菜刀,还是要切菜和剁猪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