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西藏分而治之的伎俩

年轻的藏人僧尼接连自焚，世界为之震惊和痛心。人们都在问，他们为什么要採用这样惨烈而痛苦的方式，他们为什么自焚？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两会期间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时，避而不谈这些自焚事件的具体诉求，反而表扬西藏自治区的“大好形势”，声称在西藏自治区并没有发生自焚。

确实，至今为止年轻僧尼自焚，都是发生在四川阿坝和甘肃、青海的藏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周边四省藏区.不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周边四省藏区的藏人要用如此惨烈的方式来抗议？

答案是，因为那里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压迫最重，在中共建政过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们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镇压和杀戮也最为血腥和残酷。

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四省藏区，和西藏自治区毗邻相连，在历史上属於西藏三区中的康区和安多。那里历来居住着藏民族，虽然那里的方言和风俗习惯同拉萨有所不同，但是那里的居民信奉藏传佛教，从来也没有人怀疑，他们是藏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五十年代当解放军侵入西藏以前，这些地方就已经是中共新政府的囊中之物，并不被视为西藏的一部分。於是，当中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并承诺不在西藏违背藏人意愿改变西藏现状的时候，不包括这周边四省的藏区.也就是说，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如果说西藏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十七条协议保护的话，周边四省的藏人却没有这样的保护.周边四省的中共干部在对待其治下的藏民时，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中共密谋策划藏区平“叛乱”

中共最高领导知道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明知所谓“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只是强词夺理，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所以才需要用武力逼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可是中共搞革命有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在十七条协议里承诺藏人不愿意就不改变西藏现状，岂不是缚住了中共自己的手脚？打破这个束缚的办法，就是在西藏周边四省把“改变现状”先搞起来。

当时周边四省地方政府各自在藏区搞土改，毁寺灭佛，斗争头人和喇嘛，引起藏人的反抗，达赖喇嘛为此亲自向毛泽东写信，并以留在印度政治避难作为抗议，迫使毛泽东派周恩来在印度劝解达赖喇嘛，亲自向达赖喇嘛承诺“西藏六年不改”，六年后若西藏不愿意，仍然不改，继续延迟，并且下令在西藏改革的准备工作下马.

可是，周边四省藏区是不是继续搞“民主改革”呢？

一九五六、五七年间，中共内部对此有过严重的争论。最后的决定是“金沙江以东坚决改”，也就是说，在西藏暂停“民主改革”的同时，周边四省的“改革”不仅不停，而且大张旗鼓地展开.周边四省藏人立即反抗，开始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汉藏武力对抗，在中共历史上称之为“平叛斗争”。这场战争席卷了整个藏地，彻底改变了当代汉藏关系.在这场战争中，藏人经受苦难最深，遭受镇压最惨的，就是周边四省藏区，特别是如今频频发生自焚事件的区域。

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是预料到藏人会反抗“民主改革”的。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他们的策略就是，用周边四省藏区的“改革”来迫使藏人反抗，再以“平叛”的名义把战火烧到西藏地区，从而解除他们在西藏不搞“改革”的承诺，废除十七条“保留现状”的约束。毛泽东在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上批示，明确表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因为这就有了放手大打一场的机会。

一九五六年开始的藏区“叛乱”，就是在中共有计划的策划下逼出来的。为此，中共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对藏人的头人、喇嘛等精英下手，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发生藏民暴动事件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到兰州视察，瞭解情况.四月十二日，他们联名向中央提交《关於平息甘南藏区叛乱问题的意见》，建议“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尽快地把头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头人根据目前控制在我们方面，有叛乱可能的要监视起来”；并且提出“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甘青川省委。对於是否“开杀戒问题”，中央认为“可以在叛乱平息”后再研究处理，但总体同意李维汉等人的意见，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各地因此自行掌握，於是，滥杀的情况相当普遍。

滥杀藏人精英的“过马营事件”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百分之五十；枪毙了没有，枪毙了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的任务。”高峰还说过，“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藉口。”

“过马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过马营镇位於贵南县县境东部，距县府驻地七十八公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贵南县委根据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统战对象四十二人集中送往州里.到过马营时，要车上的人都下车，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然后锁上门，由事先佈置的民警和民兵，从窗户向里面开枪射击，将手无寸铁的四十二人全部打死。这样的滥杀，竟然还得到高峰的表扬.

根据至今为止公开的资料，这样用开会、学习的名义控制、监禁和滥杀藏人精英的做法，在周边四省藏区是普遍发生过的，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解放军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原因。这些民族灭绝性质的残酷事件，半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政府要掩盖和扭曲的史实，中国民众大多是一无所知。可是，对於经历了那场民族灾难的藏人来说，这些史实已经深植於民族集体记忆之中。这就是现在在那些当年遭受镇压最残酷的地区，频频发生藏人拼死抗议，甚至以自焚令世界震惊的原因。

北京对西藏分而治之的伎俩

年轻的藏人僧尼接连自焚，世界为之震惊和痛心。人们都在问，他们为什么要採用这样惨烈而痛苦的方式，他们为什么自焚？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两会期间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时，避而不谈这些自焚事件的具体诉求，反而表扬西藏自治区的“大好形势”，声称在西藏自治区并没有发生自焚。

确实，至今为止年轻僧尼自焚，都是发生在四川阿坝和甘肃、青海的藏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周边四省藏区.不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周边四省藏区的藏人要用如此惨烈的方式来抗议？

答案是，因为那里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压迫最重，在中共建政过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们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镇压和杀戮也最为血腥和残酷。

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四省藏区，和西藏自治区毗邻相连，在历史上属於西藏三区中的康区和安多。那里历来居住着藏民族，虽然那里的方言和风俗习惯同拉萨有所不同，但是那里的居民信奉藏传佛教，从来也没有人怀疑，他们是藏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五十年代当解放军侵入西藏以前，这些地方就已经是中共新政府的囊中之物，并不被视为西藏的一部分。於是，当中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并承诺不在西藏违背藏人意愿改变西藏现状的时候，不包括这周边四省的藏区.也就是说，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如果说西藏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十七条协议保护的话，周边四省的藏人却没有这样的保护.周边四省的中共干部在对待其治下的藏民时，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中共密谋策划藏区平“叛乱”

中共最高领导知道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明知所谓“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只是强词夺理，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所以才需要用武力逼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可是中共搞革命有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在十七条协议里承诺藏人不愿意就不改变西藏现状，岂不是缚住了中共自己的手脚？打破这个束缚的办法，就是在西藏周边四省把“改变现状”先搞起来。

当时周边四省地方政府各自在藏区搞土改，毁寺灭佛，斗争头人和喇嘛，引起藏人的反抗，达赖喇嘛为此亲自向毛泽东写信，并以留在印度政治避难作为抗议，迫使毛泽东派周恩来在印度劝解达赖喇嘛，亲自向达赖喇嘛承诺“西藏六年不改”，六年后若西藏不愿意，仍然不改，继续延迟，并且下令在西藏改革的准备工作下马.

可是，周边四省藏区是不是继续搞“民主改革”呢？

一九五六、五七年间，中共内部对此有过严重的争论。最后的决定是“金沙江以东坚决改”，也就是说，在西藏暂停“民主改革”的同时，周边四省的“改革”不仅不停，而且大张旗鼓地展开.周边四省藏人立即反抗，开始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汉藏武力对抗，在中共历史上称之为“平叛斗争”。这场战争席卷了整个藏地，彻底改变了当代汉藏关系.在这场战争中，藏人经受苦难最深，遭受镇压最惨的，就是周边四省藏区，特别是如今频频发生自焚事件的区域。

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是预料到藏人会反抗“民主改革”的。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他们的策略就是，用周边四省藏区的“改革”来迫使藏人反抗，再以“平叛”的名义把战火烧到西藏地区，从而解除他们在西藏不搞“改革”的承诺，废除十七条“保留现状”的约束。毛泽东在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上批示，明确表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因为这就有了放手大打一场的机会。

一九五六年开始的藏区“叛乱”，就是在中共有计划的策划下逼出来的。为此，中共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对藏人的头人、喇嘛等精英下手，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发生藏民暴动事件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到兰州视察，瞭解情况.四月十二日，他们联名向中央提交《关於平息甘南藏区叛乱问题的意见》，建议“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尽快地把头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头人根据目前控制在我们方面，有叛乱可能的要监视起来”；并且提出“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甘青川省委。对於是否“开杀戒问题”，中央认为“可以在叛乱平息”后再研究处理，但总体同意李维汉等人的意见，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各地因此自行掌握，於是，滥杀的情况相当普遍。

滥杀藏人精英的“过马营事件”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百分之五十；枪毙了没有，枪毙了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的任务。”高峰还说过，“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藉口。”

“过马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过马营镇位於贵南县县境东部，距县府驻地七十八公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贵南县委根据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统战对象四十二人集中送往州里.到过马营时，要车上的人都下车，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然后锁上门，由事先佈置的民警和民兵，从窗户向里面开枪射击，将手无寸铁的四十二人全部打死。这样的滥杀，竟然还得到高峰的表扬.

根据至今为止公开的资料，这样用开会、学习的名义控制、监禁和滥杀藏人精英的做法，在周边四省藏区是普遍发生过的，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解放军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原因。这些民族灭绝性质的残酷事件，半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政府要掩盖和扭曲的史实，中国民众大多是一无所知。可是，对於经历了那场民族灾难的藏人来说，这些史实已经深植於民族集体记忆之中。这就是现在在那些当年遭受镇压最残酷的地区，频频发生藏人拼死抗议，甚至以自焚令世界震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