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摘要】：中国总理温家宝副不久前曾发出号召，我们“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温家宝在3月14日“两会”（见3月14日“两会”记者会《温家宝谈改革开放：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一文，“中国网”链接：http://news.china.com.cn/2012lianghui/2012-03/14/content_24894220.htm）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说“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但对他任总理近九年时间以来、胡温执政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进“死胡洞”，而温家宝却每每独独高喊、他这一口气可以也无法吐出或吸进去，而在他任上这九年中国上下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下来人”，中国“改革开放”走进历史最艰难时期低潮、最最严峻时期。温家宝喊了多年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终于清清楚楚地落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对13亿中国人，如果有人真要再问，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正式答案 。
不过，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中国政改蓝图付诸实施，人们至今仍未见到执政当局的只言片语，至今9年将过胡温几乎没有任何所谓的政治改革、甚至还有倒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近年以来不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有意无意地被中国国内舆论所忽略。“特色中国”，不可能是全球各国的方向和国家“游戏规则”的玩法。
(A）、
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辈出。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然而在中国，这几乎都是打不破的坚冰：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垄断独裁却不能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所谓的“人大”选举制度比共产党的垄断更霸道，没有独立选举人，没有共产党推举之外的任何人士，没有阳光下的选举制度；所谓绝对领导中国国家一切的中共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宣传部、中国组织部等中共部委系，长期都没有任何国家辖下的运行游戏规则，却一直非法领导者中国国家的这一切。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越南初步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国民的希望与命运与国家紧系。
在全球新格局生成的今天，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中国走向了共产党独裁的另一极端，由于革命领袖们的巨大贡献，往往都享有崇高的威权、威望，但由于他们的威望，大都是由革命与反革命而派生的，根源无法与“法制国家”兼容。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以至于无法完成自身角色转换、“占山为王”的国家“合法性”以及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他们大多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此往复循环。致使在这些国家，总是要等到那些传统革命领袖们自然老去，第二代领导人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而类似的教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屡见不鲜、反复无常、反复上演。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运动”也都是类“占山为王”性质的行动，但是这些“暴力革命”成功后，却将国家权力交给了人民“人权”的一人一票的“举手”可否，使国家政权当然“合法化”，而当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则“占山为王”者，就永远当自己就是“王”了，而不允许其它人染指，哪怕占全体国民大多数的“六四”事件也在所不惜。
中国独家党，已经成全球独一无二唯一的恐龙，8000多万党员，堪比全球90%以上的国家还要大；其独裁党的财富63年至今，早已财富可抵全球80%以上的国家；一个国家这样有这样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经济实体、这样的财富集团，还有什么国家环境内的公平、阳光化可言可比？还有什么公民“举手”来可以承载这个所谓的国家、而不是这个党？
（B）、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举国上下所折服，以至于当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之后，越南已经没有了绝对权威。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虽然也很强势，却仍然无法制衡党内的各种势力，这反而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虽然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并直接引发了中越边境战争，但即便如此，在黎笋当政的十年间，越共党内的中间派和改革派，均有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因此，当黎笋于1986年去世之后，继任的温和派领导人长征，很快便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执政，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这一改就没有了回头路。
虽然阮文灵后来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和残酷内斗。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国家势力。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缺少强势领袖，反而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
更重要的是，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之优劣，对比明显。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的更新发展，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西贡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全国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才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谢。整个越南的国家发展，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和人民的认同。
与此同时，大批在越南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游戏规则的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的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由此可见，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要比中国成功得多。
（C）、
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全球的瞩目，但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执政党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中国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全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如朝鲜、古巴），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也是国家及其领袖优胜劣汰的大自然必然的抉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 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实施了现代国家基本上的党政分离，这是全球法制国家的唯一未来。
越南的政治经济改革，正是有了义无反顾的前期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独揽，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的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各司其职、专业具体明确，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国家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国家的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人类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机制）。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使国会开始名副其实的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官方意志。
通观全球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是一代霸权独裁、家族世袭（如朝鲜、古巴），要不就是一党专政、党国天下（如中国、越南）。越南近年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直接选举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自己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这就是“法治国家”的今昔和未来。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国家的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真正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立法不再唯一代表独家党的意志，国家意志高于任何党派的利益。而不像中国，政治改革只是停留在口头上，1989以来，无论是在民主方面还是在法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所以，中国的未来十分令人忧虑！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摘要】：中国总理温家宝副不久前曾发出号召，我们“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温家宝在3月14日“两会”（见3月14日“两会”记者会《温家宝谈改革开放：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一文，“中国网”链接：http://news.china.com.cn/2012lianghui/2012-03/14/content_24894220.htm）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说“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但对他任总理近九年时间以来、胡温执政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进“死胡洞”，而温家宝却每每独独高喊、他这一口气可以也无法吐出或吸进去，而在他任上这九年中国上下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下来人”，中国“改革开放”走进历史最艰难时期低潮、最最严峻时期。温家宝喊了多年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终于清清楚楚地落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对13亿中国人，如果有人真要再问，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正式答案 。
不过，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中国政改蓝图付诸实施，人们至今仍未见到执政当局的只言片语，至今9年将过胡温几乎没有任何所谓的政治改革、甚至还有倒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近年以来不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有意无意地被中国国内舆论所忽略。“特色中国”，不可能是全球各国的方向和国家“游戏规则”的玩法。
(A）、
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辈出。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然而在中国，这几乎都是打不破的坚冰：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垄断独裁却不能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所谓的“人大”选举制度比共产党的垄断更霸道，没有独立选举人，没有共产党推举之外的任何人士，没有阳光下的选举制度；所谓绝对领导中国国家一切的中共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宣传部、中国组织部等中共部委系，长期都没有任何国家辖下的运行游戏规则，却一直非法领导者中国国家的这一切。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越南初步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国民的希望与命运与国家紧系。
在全球新格局生成的今天，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中国走向了共产党独裁的另一极端，由于革命领袖们的巨大贡献，往往都享有崇高的威权、威望，但由于他们的威望，大都是由革命与反革命而派生的，根源无法与“法制国家”兼容。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以至于无法完成自身角色转换、“占山为王”的国家“合法性”以及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他们大多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此往复循环。致使在这些国家，总是要等到那些传统革命领袖们自然老去，第二代领导人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而类似的教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屡见不鲜、反复无常、反复上演。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运动”也都是类“占山为王”性质的行动，但是这些“暴力革命”成功后，却将国家权力交给了人民“人权”的一人一票的“举手”可否，使国家政权当然“合法化”，而当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则“占山为王”者，就永远当自己就是“王”了，而不允许其它人染指，哪怕占全体国民大多数的“六四”事件也在所不惜。
中国独家党，已经成全球独一无二唯一的恐龙，8000多万党员，堪比全球90%以上的国家还要大；其独裁党的财富63年至今，早已财富可抵全球80%以上的国家；一个国家这样有这样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经济实体、这样的财富集团，还有什么国家环境内的公平、阳光化可言可比？还有什么公民“举手”来可以承载这个所谓的国家、而不是这个党？
（B）、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举国上下所折服，以至于当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之后，越南已经没有了绝对权威。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虽然也很强势，却仍然无法制衡党内的各种势力，这反而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虽然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并直接引发了中越边境战争，但即便如此，在黎笋当政的十年间，越共党内的中间派和改革派，均有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因此，当黎笋于1986年去世之后，继任的温和派领导人长征，很快便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执政，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这一改就没有了回头路。
虽然阮文灵后来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和残酷内斗。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国家势力。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缺少强势领袖，反而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
更重要的是，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之优劣，对比明显。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的更新发展，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西贡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全国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才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谢。整个越南的国家发展，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和人民的认同。
与此同时，大批在越南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游戏规则的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的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由此可见，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要比中国成功得多。
（C）、
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全球的瞩目，但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执政党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中国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全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如朝鲜、古巴），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也是国家及其领袖优胜劣汰的大自然必然的抉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 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实施了现代国家基本上的党政分离，这是全球法制国家的唯一未来。
越南的政治经济改革，正是有了义无反顾的前期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独揽，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的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各司其职、专业具体明确，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国家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国家的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人类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机制）。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使国会开始名副其实的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官方意志。
通观全球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是一代霸权独裁、家族世袭（如朝鲜、古巴），要不就是一党专政、党国天下（如中国、越南）。越南近年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直接选举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自己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这就是“法治国家”的今昔和未来。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国家的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真正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立法不再唯一代表独家党的意志，国家意志高于任何党派的利益。而不像中国，政治改革只是停留在口头上，1989以来，无论是在民主方面还是在法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所以，中国的未来十分令人忧虑！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