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老师走了，对我来说，像是看着一个时代逐渐远去。这个时代，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我们知道，1980年代，是中国的理想主义的年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祖国的现状和未来饱含热情，积极参与，而方老师，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更是那个时代的象徵。
最典型的事例是：1989年1月，方励之老师致信中国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呼吁释放政治犯，在当时群情汹涌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吹响了号角。随后中国知识界连续三波大规模签名运动，整整一代的知识精英几乎是全军投入，响应方励之的号召，这就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前声。
但是，了解方老师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权活动家，方老师的出发点，是自然科学。北京大学有一个现象，物理系大量出现持不同政见者，从五七年反右运动到八九民运都是如此。为什麽学物理的人，会特别容易走上反抗专制的道路呢？方励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方老师深刻体会到不自由导致的丑陋。1989年上半年，有一次我请他到北大演讲。那一次演讲极为轰动，北大二教的阶梯教室水洩不通，不要说走道，连窗户上都爬满了人，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引领方老师走上讲台的。那一天，他演讲的题目是：《物理学与美》他说，作为科学的物理学呈现出来的美，是他一生的追求，因此也使得他对于任何不美的东西格外不能接受。而我恩知道，专制是美的对立物。难怪很多物理学出身的人会对政治有一份特别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方老师是一个政治上的审美者。
方老师对我最大的教诲是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上。当我还是一个大一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聆听方老师的教诲，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爱因斯坦的推崇。同为物理学家，同样关注社会事务，方老师希望我们都学习爱因斯坦的精神，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关心社会不仅是他的权利，更是他的义务。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前者的重要——关心社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任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都侵犯了我们关心社会的基本权利。然而，我认为，方老师后一句话的意义更为重大。如果说关心社会是一种权利的话，这样的关心是消极自由。而在1980年代，方励之的启蒙意义就在于，他指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勇于就社会事务发言，这是他对社会的一种义务，对国家的一种承担，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之关心自己的专业，而放弃社会责任，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私的，是反社会的，是失责的。这裡其实就是积极自由的意思。
当知识界正在为开始提出消极自由而激动的时候，方励之的思想已经来到了积极自由的阶段，这就是方励之对一九八零年代的重大意义。这也是为什麽我们那一代人视他为精神导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