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952年5月，我由青年团川西区工委调至广汉县参加三星乡与三水镇土改。土改工作团称第四团，团长是李井泉在晋绥的老部下安法孝。我的顶头上司李宏为这两乡的队长，他也原是晋绥日报记者，他们指挥的土改，也就是晋绥地区在国内战争时期那一套，重复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川西而已。一边打仗，一边发动农民起来造反去抢夺财产，分割土地，入夥这暴力集团，是中共一贯的拿手戏。当时，号召这些分得地主土地与财产去当兵打美帝的口号，就是：保卫胜利果实。死在朝鲜并树为英雄的黄继光，就是这么去送命做炮灰的。中共在井岗山就是这么边打仗边掠夺小康以上人家，诱惑农民入夥，抗日结束，在苏联的支持下，抢占东北三省时，国军与共军战火纷飞，共军的土改也急风暴雨进行，作家周立波写这次土改的小说也名《急风骤雨》足见这种用土改来割据地盘，扩充兵源，是毛泽东从李自成洪秀全拉杆子、拖队伍等策略发展的，所以，他把这些强盗都供为先驱，浮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与日本靖国神社供法西斯战犯，有多少区别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这种掠夺与打杀，却称是革命，还称土改是反封建，封建在秦国商鞅变法就变革了，这种土地的租佃制，已是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交易，有农学家对川西广汉一带在3．40年代作土地调查，发现不到10年，土地转卖的比例极大，地主沦落很快被勤俭农民代替，土地的自由买卖已是资本市场，哪是什么封建呢？土地集中于善耕作与经营者手中，土改用平均方法按人头分配，难怪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上书反对土改了。因为这是生产力的破坏。土改后没几年，以合作化与公社化名义，开始对农民的生产资料从土地到耕牛又进行一次全面掠夺，农民由自耕农变为公社农奴，从前，农民租地主土地，获得经营权，还有一定自主与自由，把土地、耕牛等一切交公社，变成公社书记这大奴隶主管辖下的农奴，什么革命呵！反封建呵！闹来闹去，闹成农奴制的复活，政教合一政经合一的公社制使农业经济受摧毁，还是赵紫阳主政四川，在广汉向阳公社首先摘下牌子，恢复向阳乡人民政府，使农民用承包获得土地经营权，这与土改前农民用租佃方式获得经营权，岂非没有差别吗？但是向地主租佃土地是封建性，向乡、村政权承包土地，则是革命性，岂不是烙饼一样玩了个翻面的游戏吗？
川西行政区（当时四川分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土改实验，很早，早到朝鲜战争爆发没有几月，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便在他老部下史立言主管的夹江县不动声色开始了，时间是1950年10月，这些经川西革命大学洗脑3个月的青年学生，都成了土改工作干部，经夹江实验，把那一些土改程序与掠夺手段熟悉后，再分散到川西各县，做了土改工作队长或骨干，在广汉三星乡实际主持土改工作的李克乾，就是夹江实验土改的骨干。三星乡土改工作队有40多个成员，革大训练过的占多数，其次是省、地．县机关抽调的，加上农会中农民积极分子，几乎每个村还配有一名做表报与统计数字的小学教师，那位在四川任过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后来爬到北京高层，就是这土改工作队弄统计的教师出身。这场所谓的土地革命，不仅看到农民从佃农、自耕农，转化为公社制的农奴，也看到农村略具一点文化的，爬中共官本位阶梯的典型。
发动土改群众就是挑起仇恨扩张仇恨
土改工作队下村的第一步工作，称访贫问苦，找出苦大仇深的作为依靠的积极份子，组成贫雇农协会，在各村操办土改的各环节与程序。工作队自称是来帮贫苦农民挖穷根闹翻身的，在居民组里组织诉苦会，说穷道苦，成了风气，装穷卖酸，成了时髦，中国有不短时间讲穷光荣，富可耻，富有罪，妒富，仇富，就是从土改开始灌输与散播的。在诉苦会上，我听见比穷夸穷：
有的说，我穷得小猪儿也喂不起一条。
有的说，自己靠借钱，才能过年呵！
有的说，我穷得无一分一厘土地，打老鸦的泥巴也没有一块。
有的人说到心酸处，禁不住呜呜呜地哭诉起来，这就是诉苦会的最佳效果，然后就用她（他）做典型，在联组会或村民会上去启发大家，激发大家，挑动大家，称为启发群众觉悟，这觉悟就是祭起仇恨的旋风，突破人性滑向兽性，以便打乱秩序，颠倒是非黑白，组建各乡各村的小李自成小张献忠起事。
这种仇恨旋风祭起后，开始引向控诉旧社会（中共自称他建立的是新社会）再进一步引向地主，把那些穷的原因，一齐堆在地主头上，这种鼓动，便涌出四川土改积极妇女冷月英虚构地主刘文彩家有水牢又谎称自已坐过水牢，几十年后被澄清的笑柄。任何土改队都是这么煽动仇恨的旋风去消灭地主，有的纯朴忠厚的农民忍不住了，说两句实话，称天旱减产，主人家（地主）还是通情达理，减了租的，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份子的不觉悟，为了提高农民的所谓阶级仇恨与觉悟，除了依靠冷月英那类最会顺着上方说假话媚共的积极份子，还从成都组织川剧艺人演出模仿《白毛女》那样的《红杜鹃》，在各土改乡村巡回演出，去掀起阶级仇恨，为下一步的阶级斗争作好精神发动。
访贫问苦，发动农民吐苦水后，接着的程序叫“扎根串连”以发现的积极分子，作依靠骨干，让骨干再去串连一批打土豪分田地的勇敢份子，20多年前的1926年，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称道的那些乡村游民流氓，所谓穿半截鞋的、夹被伞子的、四川称痞子、二流子的，都跳出来了，1947年，毛泽东到山西兴县那晋绥地区指示当时土改就再次强调土改（革命）必须依靠这些人，却称这类人为贫农，甚至说，依靠贫农，就是依靠革命，打击贪农，就是打击革命。从晋绥便接受用贫农路线搞土改的圣旨，带到川西，就更成套成系了。组织的农民协会，必须依靠贫农，成立民兵队，枪杆子要交给贫农，分土地与地主财产，必须首先满足贫农，这些围在土改干部身边的贫农，多数是惰农、刁农型的流氓与痞子，正派老实的贪农设有能说会道能言善辨那些能力，土改中是压在这些会钻营的流氓之下的。因为：只有这种人善于反脸不认人，敢于用无情打击去斗争地主，真正的本色农民，是在氏族社会接受儒家伦理待人处世的，我们这批年轻干部带着民粹主义思想去做打富济贫这土改运动时，只是用暴力与权力去完成一次冠冕堂皇的盗匪抢掠与杀戮而已。参加过这次抢掠运动的农民晚年感叹说：这种抢掠，好像共产党打来川西人们扭秧歌敲打的锣鼓就是寓言，那锣鼓敲的：呛呛磁！呛呛磁！不是可翻译成：抢抢吃吗？共产党就是靠这起家哩！从前抢地主、资本家，今天，他们的下一代又分抢国有企业资产了。
从诉苦中寻找到贫农积极分子后，即有“摸底排队”的下一程序，摸清村里乡里社会状态，政治、经济状况、宗族派系、袍哥组织．保甲长活动……这时，县公安局已派了一个专职人员，拿着一摞卷宗档案，也在摸底排队，制作他在土改中此乡将杀、关、管的黑名单了。然后，组织土改的权力组织，称村贫农协会小组，土改的一切程序与事务，都由这小组领导，其实是傀儡，在他们后面的干部，才是导演，但不许导演代替这些贫农起来斗争，这叫“包办代替”，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实际就是要农民真正进入角色，把乡村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伦理，变成凶恶残暴斗的人际关系而已。
这贫协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土改政策文件，对全村百多户居民，逐户订阶级成份，在普遍贫穷的农村去分大贫与小贫，把那些会经营且勤奋率先成为小康人家的比对更穷者，就可往地主、富农堆里刨去了。如果，你有土地出租，不管多少，都会揪住不放，划成地主，若农忙时栽秧打谷人手不够，就是自耕中农或佃中农也会请些雇工帮忙，有这点事的，也称有剥削行为，如果，贫协小组里有人为你说话，也许就宽松过去，闹不好，不刨你进地主堆，也会给你戴一顶富农帽了。要是赶场也能进馆子或割点猪肉回家，有这些现象的人家，划成份时，也会往成份高推去了。若遇上一个村都贫穷，尤其是土地瘠薄的村，不能不划地主富农呀！不划，就叫包庇和反封建立场不稳，于是，某家的红苕稀饭吃得少些，干饭吃得多些，把吃干饭的也划成地主了。若住在富一些的村，他只能是中农哩！划成份时，常是通宵达旦开会，往往像法院判决那样，判出几个个案，也划出几个地主、富农来进行比对，既然张三划成地主了，李四的生活同他差别不大，也该是地主，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都集中在贫协小组这批人身上，借这划成份，去打击或报复了。这批临时组织的接近社会渣滓类人群，能公正无私处理问题吗？诱惑他们的是富家的财产掠夺，而且有权力与革命作背景哩！
村里划的地主，消息很快传开，人们就盘算着抢夺那些人家财产了，我行在散会后的人们身后，听见：甲说，张荣五那四合院，也该老子去住一住了。乙说，王家那条大水牛分给我就好了。丙说，我年龄已花甲到了，最想分到的是李家地主院子里那口黑漆棺材，那才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哩！
我想起离开成都机关，动员土改的领导干部要我们在这反封建的运动中，向农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斗争与消灭地主阶级的坚定性，什么坚定性的好词儿，不过是一群饿狼，虎视着毫无抵抗能力的肥羊吗？土改煽动的所谓革命性，就是狼性呵！
诉苦引发斗争，斗争催生剥夺
诉苦小会、大会，把这苦根挖到地主，就已为斗争消灭地主写了序言，划阶级成份定出地主后，斗争地主的大小会就十分顺利，农民都知道积极斗地主的一定比消极的人分得更多更好。积极分子不愁没有，我看见姓陈那个民兵队长把押解来开斗争会的地主，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抓到地上摔得鼻青脸肿。要斗的人，都早准备了斗他的积极份子，在那些大小诉苦会上，已进行了预习，现在，只是再公开演出一次了，该添油加醋的，就再添些加些，总之，把地主丑化凶化顽化成十恶不赦，就达到打倒与消灭的目的了。分他田产家产，就似乎很正义了。在私有制社会，人家照社会规范，有的是几代人心血经营积累的财产，都变成罪恶与罪证了。
就在斗争沸腾的时候，还公布了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贫农的名单，富裕中农超出人平均占有土地数的部份，也充公分配，同时，还收缴地主的田契（产权证）集中烧毁，使将来地主要收回土地也失了凭据，当时，鼓舞农民有两句话，实际是欺骗之话，一句是：庆祝土地回家了！回到劳动人民家里了，而土改后用合作社与公社又回到共产党手里了。另一句是：农民翻身不受压迫了。而农民在城乡分治政策统治下，没有城市居民就业、供应等福利，获得的是类似南非那种种族隔离制度的歧视，半个多世纪后，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了，中国农民还在享受这种城乡分治政策的歧视哩！
聪明的地主挨斗争时，你骂他，诬蔑他甚至打他，都不啃声，默然承受，老实的地主往往爱讲实事求是，一听言过其实或无中生有，便去说明或声辨，往往就被指责态度顽抗，就有一夥积极分子涌来端正地主态度，即拳打脚踢起来，坐在台上的那些土改工作干部，并不去制止，认为这是群众发动起来，热情高涨，制止了，就是给群众泼冷水，立场没站稳了。但是，他们如果在后来的文化革命遭斗时，端正地主态度那些大打出手，也会知道是什么味道了。
地主们以为把土地、房屋、生产与生活资料全交农协会了，光杆一个人了，就脱手了，却不然，还要进行赔罚，根据晋绥地区的经验，就是要像北方那样挖地主的窖藏底财，随意规定一个数字，3千或5万派给各家地主，限时交纳。不交，就逼，用民兵持枪去逼；抓地主跪毒太阳下逼，还有不许睡觉，通宵站在高板凳上逼迫。自杀、逃亡就出在此时，我的同学涂年登与妻张玉娥（都还在上高中，听说共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赶快应变结婚）就是土改挖他家底财，交不出，双双投塘自尽的。
共党夺取全国政权，战争是最后在四川盆地结束，国共在川集结了数百万军队，要吃饭，从50年1月开始，就组织征粮队，向地主征派公粮，地主交了，没几天又派来了。接着又发行一种折实公债，地主和资本家都必须认购，画家张大千非地主资本家，人在印度，但他在成都有一院房子，派到他家的公债交不出，只好变卖房产交付，张大千回到香港，听说房没有了，画家友人罗文谟也被镇压了，只好去巴西定居了。韩战爆发后，又有一次捐献买飞机的摊派，而地主还在清匪反霸的背景下，被逼退还佃客押金的运动，这么不断剥夺，到土改时还逼着交底财赔罚，早已榨千的地主，只能咬紧牙来承受这生死考验的压迫了。土改赔罚的关头，早物色好要杀的地主，便在此时执行，用杀人来挤其他地主交出底财。
其实，杀人从1950年冬天的清匪反霸运动和1951年3月的镇反运动，就大开杀戒了，毛泽东对600万人的上海杀了200人，认为太少了，按他那杀千分之一的数字，那么应杀6000。四川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最后撤退的地方，军警宪特等敌对势力都被撵到这盆地，应杀的人更多。杀人前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在动员报告时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我们镇反的任务加大了，也就是老毛规定的杀千分之一，也不够了，还要加码。土改工作队到广汉三星乡时，乡农会门口贴的杀人布告五张还贴在墙上，照上方规定的杀人数字，这个两万人口的乡镇，至少是杀了20余人了。现在土改赔罚，正好再用地主的血来庆祝胜利，不杀人，就有和平土改之嫌，那个五村的地主张荣五，一村的地主邱泽用他们的命帮土改工作队排除了和平土改的立场不稳。杀人之前，地主家没收的农具与家具摆满数亩地，贫农分了好的，叫中农也来参加分点浮财，对此，被称为执行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方针。而土改较多地方在“宁左勿右”思想影响下，都损害了中农，有的中农被划成了富农乃至地主。
土改，其实就是抢掠与杀戮，与《水浒》中那些用杀人来表白黑了心入夥，有何不同？农民参予了抢掠与屠戮，就跟着共党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了。土地很快被共党掌握，几十年后，共党租土地使用权，他们的层层党委都变成大地主，历史老人真会魔法呵！真会吊诡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