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写的《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登在今年香港《开放》第四期，公开发表还不到十天。所以文革当中林彪出逃，跟这次王/立/军到美领馆，我觉得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反应。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我相信这个变化会是好事。去年我写了一个《可喜的2011年》，主要讲三点，第一点党内矛盾公开化，这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党内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的语录都提倡党内一定要团结。不团结是没有党性的表现，是想分裂党的表现，不能使党内矛盾公开化。历次党代表大会，哪怕吵得再厉害，拍桌子骂娘，会议公告也一定这么说，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无一例外。去年不一样了，去年温/家/宝跟吴/邦/国明显不一样，温/家/宝和李/长/春就完全不一样。一个大国总理在外面的发言，在外面的报告竟然敢删，竟然敢屏蔽。温/家/宝这么说，吴/邦/国那么说，其实这是矛盾的，公开化，还不是半公开化，我说这是好事，可喜之事。
第二个“乌坎事件”，也是我把他捧得很快。这是非法组织啊，共产党最忌讳有组织行为。你怎么在一个村子里面，在一群政权组织当中没有共产党。汪洋和广东方面居然承认合法，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第三个就是独立候选人，我看得也很重。独立候选人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掌权，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去年的独立候选人是超过历届，历届的人代会都有搞独立候选人，但人数并不多。去年有多少？一千多，这还是很保守的，遍布于全国。所以讲百姓、知识分子，包括干部，这种意识比往年都加强了。我说这个三点可以改变中国面貌。而且我预测今年还有好戏可看，没想到二月份就开始了。我是搞戏的，最注重戏剧性，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政治戏剧如此之强，你不知道高潮在哪里，不知道陡转是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尾潮在哪儿。但是这样说并不是好事，因为我们的新闻不公开，而且还是在黑箱里面进行作业，民主还没到应该到的那个程度。但是我认为已经了不起了。
本人是共产党员，中国很少有我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胡耀邦亲自批准的，御批党员。1985年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很看重我人老实，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无一日不看书。说，沙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长。而做院长不是党员不行啊，这么大的权怎么可以落在非党员手里，不可能。就劝导我入党，可就是通不过。为什么通不过，因为我在改革初期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认为我给党脸上摸黑，这是一条罪状，第二条你这个戏既然台湾演了，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还不像现在，你看你这个戏是反动吧，台湾都拍成电影了，是谭咏麟主演。谭咏麟对这个戏，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戏完全两种态度。
谭咏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碰见个记者，说，我要见沙叶新。正好那个记者说，沙叶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锦江饭店，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是你给我带来好运。谭咏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并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后，连连得奖。他们很迷信，说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真是有情有义。他现在那么红，还记得这个事，我就感到自己很惭愧。在这之前我跟谭咏麟的关系很奇怪的。香港的肥肥，胖胖的后来死掉的那个，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见见谭咏麟。我当时想我是作家，知识分子，清高，一个唱歌的，好像没有共同语言，就没见。我到新加坡，他刚走，我到澳大利亚，他又来了，好想冥冥之中非要我们见面不可，结果在上海见了面。我万万没有想到谭咏麟影响那么大，我儿子听说了，爸爸，谁请你吃饭？我说，谭咏麟。你再说一遍。我说，谭咏麟啊。这等于邓小平请你吃饭啊。他就这么崇拜啊，谭咏麟穿什么衣服，鞋子有多大号码等等非常清楚，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歌迷心中的影响，你是想象不到的。谭咏麟住在锦江饭店时，歌迷从天津、北京跑到锦江饭店来，彻夜地唱谭咏麟的歌，实在是扰民，没有办法了，谭咏麟亲自下来，租了20辆公共汽车，跟大家见面，给大家签名，然后把这些歌迷送回去，影响这么大。
沙先生讲兴高昂。艾群摄
再说回来，佐临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赶快有人填这个位置。他当时在广州的从化休养，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拿着这封信像面对一团火一样，佐临先生留学英国，一看就是那种绅士风度，但他绝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说小沙你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假如我投机，我第二天会写入党申请书，佐临肯定就保驾我。我想这是慎重的事，想了两个多月想通了，我要写入党申请书。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在上我能跟邓小平、胡耀邦在一个队伍里，我感到光荣。在下我跟佐临、吕复，跟当时参加抗日战争演剧队的那些党员和地下党员在一个组织里，我感到光荣。所以我很慎重地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支部不用说，一致通过。文化局有通过，就市里通不过。于是，部分老党员就写了一封信，反映我这么多年自到人艺以来的种种表现以及总支都批准了，按照党章总支批准就可以，等于挂了号，就把这原因列了。没想到耀邦同志的一个秘书，好像叫大老李，在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处调查情况。我们剧院这些党员的信呢，都在知识分子处，正好有封信是给胡耀邦的，反映沙叶新的问题。大老李当然不知道沙叶新是谁了，但是他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后，好像交给胡德平了，这样就转到耀邦同志的手里。这也让我很感动，这一生我虽然有很多坎坷，总能遇到这么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后，有个总批，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倾向性就很明显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我反不反对党中央、反不反对胡耀邦。这又是怎么个事呢？
《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之后，上海人艺是主动演的，全国各地都在演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观点分裂，干部都坐在前台，纹丝不动，后面群众拼命鼓掌，是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特殊的一种景象。干部的心里也很复杂，他不敢表态，他没看过这种戏，怎么可以批评干部呢。因此，1980年，还是1979年，对不起我数字是低能，在北京其实主要是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开了一次全国剧本讨论会，这是六十年以来，或者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一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也让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这个事。讨论的结果，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一个地方，对我极为爱护，耀邦同志是搞宣传的，说话容易夸张，首先是鼓励，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这是他的原话。当然我不会听进去了，我知道这是搞宣传。我说当代这个不行，我差远了，我真的不是谦虚。最后他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我不服，坚决不让改。我至今还是这个脾气，因为我写初稿的时候是用尽全力，一丝不苟。
我说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谁改？叫宣传部改？然后组织一些班子来搀沙子，我说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们搀，我就不改。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这是犯了大忌了，这个淡我打了一个引号，就是咸淡的淡，浓淡的淡。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八十年代的那个戏剧的大好形势，这盛况啊，就要逐渐变淡了，那叫“扯淡”。
我说你们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后类似这样的剧本，批判社会黑暗的，批判官僚主义的就再也不出现了。这我说对了吧，好多年都没有嘛，戏剧界得转向新的表现形式，转向小剧场。但是这种戏没有，那叫扯淡。他们就上纲上线，你说胡耀邦扯淡，你说党中央扯淡，你是攻击胡耀邦。我不够入党条件的最重要之一就是这个。耀邦同志在部分党员信的旁边，批复说不要把他和这件事联系起来。话说到这份上是不容易的，他等于给我定性了。有人说沙叶新很狂妄，你看耀邦同志在大会上那么夸奖他，当代鲁迅，当代那个。他怎么还敢写《扯淡》的文章，辜负耀邦同志的信任，违背耀邦同志的指示。我说，你们不要忘了耀邦同志前面还有段话呢。耀邦同志在这个报告上讲，我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执行的，我这是意见，意见可以讨论的，欢迎大家有不同意见。我说我遵守了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见嘛，所以我发表我的文章嘛。耀邦同志的批示发到上海市委，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不但如此，新华社发全国通稿。题目很光辉，听起来也吓人，党的作家、党的人沙叶新。你看以前不是党员，好不容易入党，才没几天就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所以要搞喜剧就该在中国搞，政治喜剧太多了，这就非常荒诞。当时的选举还是比较民主的，背靠背开党员会议跟群众会议，我的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选了。现在我愧对于党，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年不参加党组织生活，总支也知道我，特地写信，说你身体要是不好，可以请假啊。但是有一点，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党费我照交。党费不交，你给别人，给总支带来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一交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交交一年、两年。我还附了一封调皮的信，假如不到两年就开除党籍了，你得把党费退给我。这是我的入党。
沙龙全景。谢中华摄
温总理大概看了我两篇文章。网上有一个《评温文集》，大概有十几篇文章，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讲话》，他在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非常幽默。我自己也非常满意这篇文章。
第二篇就是我在《开放》发的，十天之前的那篇《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这不都让我讲对了嘛。他不是杀人了嘛，以后还要杀。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叫张宏良的，气势嚣张，杀气腾腾啊，准备牺牲50万哪。我为什么说左/派要杀人，六十年来杀人的都是左/派，你说哪次是右派杀的？其他政治运动且不说了，政治运动还有个借口。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杀老师的，杀邻居的，杀同学的，哪个不是左/派当中的极/左/派。“六三”、“六/四”邓小平不也是杀人了嘛，重庆这么个大左/派，他不是杀人了嘛，他还要杀人。昨天宣布了谷开来和一个人命案件有关系，不只一个嘛。
那天第一顿饭，这些老同志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两头真，年轻的时候满怀热情，真诚地参加抗日，追求进步，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追随共产党。没想到这么大一段时间，中年、壮年受骗，到晚年他们却又回来。就讲到谷开来，这个应该还没有被证实，尽管谷开来现在受审，但是对她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一定像温/家/宝同志讲的要实事求是。不过作为一个新闻说，谷开来的孩子发烧，坐车要赶到医院，结果在北京路上塞车了，根本不管红灯。是开枪打死的人嘛，打死对方来搭车子的司机。这是那个老同志讲的，就讲谷开来，不把人命当人命，在他们的心目中，人连蚂蚁都不如，真的是这样，更别说尊重人了。
顺便说一句，我就不相信，一个能把自己的父亲踹得肋骨都断了，父亲坐了十年牢，母亲在监牢里自杀的人，他那么热爱毛/主/席？怎么可能，违背常识嘛。所以说，只有恢复文革，只有极权，只有个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权力，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的权益就是这个。对于温/家/宝我就不说了，就看别的。
剧作家哈维尔先生对你有什么影响？我很荣幸跟哈维尔同行，他也是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我也在写小说，我的小说不成功，写了三稿。也看过崔卫平赠送给我的《哈维尔文集》，我不认识崔卫平，崔卫平说，这本书一定要送给沙老师。我不具体谈哈维尔，我只说他一句话，活在真实中。太有针对性了，这个太针对中国国情了，我们多少人活在虚伪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可以说一句，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虚伪过。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实，哪怕我说错了，那也是真实地错，而不是虚假地错。在车上我听音乐，我听音乐会哭的，看戏也会留眼泪的，爱看画，爱自然。但是我最钟爱的还是戏剧，前年我到欧洲去，我到贝多芬的故居，看着他的原稿，就感觉他的原稿中有他的气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这当然我是文人，会夸张，会描写，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到歌德的故居，我就想一个人假设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争权夺利，没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有多好。当然我是理想主义者，要达到那个境界，还要我们做些牺牲，我们精力上的牺牲，兴趣上的丢弃，我们尽量去做这个。
跟沙先生合个影。艾群 摄
我不是个政治家，也不是时评家，假如我能回到我的舞台，我看到舞台会眼睛发亮，本来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艺去看戏的，《推销员之死》。从这点来说我也是吃饱撑的，你干嘛写那些杂文，干嘛写那么多的时评，干嘛写那么多的微博。苏联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一天24小时，他把一天24小时设计得很好，我读什么书，要做什么事，我的工作程序怎么样，我也是这样。早晨我要烧早饭，什么时候拿鸡蛋，什么时候拿勺，什么时候烧水，什么时候打开电脑，然后再过几分钟赶快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吃，我在家里走路都是小跑，非常爱惜时间。可是我这么爱惜时间的人干嘛就做那些事？大概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进步，走向理想，真的需要一些吃饱撑着的人去走，是这样的。
去年《新民晚报》就批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什么江青和她丈夫就行了，还“们”。我说毛/泽/东也和他的女人们呀，门当户对啊，是吧，都是“们”。为什么男人可以“们”，女人就不可以“们”呢。《新民晚报》公开批判我这个，安全部也找来劝我，不要给香港演，投鼠忌器。因为江青她不会翻案，前年演了，这个导演我非常佩服。香港这一点比较好，毕竟是一国两制，不会送本子到新华社，不可能送本子到地下工委，也不可能送本子到中联办，但是他会干涉你，他控制三个报纸啊，《文汇报》、《大公报》、《商报》，他会限制你。
可是这个导演会说话。当局问，听说你们要拍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呢，这个导演说，是啊，是啊。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戏。当局说，好啊，来看看戏。结果一个没来，怎么说服他们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的演出，极大地证实了一国两制的胜利。他这个话中听啊，就演了，就没有干涉，也不敢来看戏。来看戏本身就认为是个态度，中国的官员真是活得累啊，戏都不敢看，还怎么评价，结果临时打电话说要开会，还算礼貌。
这个戏在香港用广东话演的，加了一点歌舞，为了适宜给香港的青年看，因为现在的香港青年不一定都了解江青。明年呢，美国的百老汇演英语版的，英语不是我翻译的，现在已经开始造势，我也去导这个戏，联合导，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面，一定要写导演沙叶新，编剧沙叶新。我说这不好的，一看导演是我，编剧也是我，不好。我说，做个副导演，我名字在你后面，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导演十天前，我来北京之前，一下飞机就到我这儿来，首先告诉我好消息，已经开始签约了，这个戏黄不了了。
外国人做事是非常严谨，明年是肯定的，档期没定。但他们有点顾虑，怕造势太大会影响我在这儿的安全。我说不用怕造势，这个本子绝对不是根据中央文件来写江青，不是写从头烂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鲁晓夫睡在毛/泽/东身边的，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说她是三流的演员。还有人说江青是秃子，是假头发，那都是我们的政治语言，是中共的语言。应该来说年轻的女人一般来说都很漂亮，因为高挑嘛，山东人。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贫寒的子女，到上海来追求进步，不敢说追求革命。她喜欢的这些男人，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一时之选啊。包括俞正/声的爸爸，黄敬还做过部长呢。还有章敏，很多人，包括唐纳，他是写进步影评的，当时没有做二奶嘛，这就应该肯定嘛。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艺界这个是小事，都很穷，住在筒子间，筒子间是一楼到二楼楼梯拐角的一个小房子，一般都是佣人住的。文艺家们穷，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据说魏鹤龄，魏鹤龄可能在座的一般人不知道，岁数大的人知道，《祥林嫂》的男主角就是魏鹤龄，打地铺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这样，你至少说她是追求进步。到延安，你说她三流也好，她毕竟是个明星，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嘛，她能跑到延安去，那个山沟沟里，不能不说她有革命的愿望吧，至少不怕吃苦，不那么脆弱吧。她去了，这都应该肯定她嘛。那我是这样写的，只是到文革期间权力失控，她才开始变嘛，才变得那么丑陋嘛。所以我跟导演说，你别怕，经得起审查的。
还有一个新戏，已经写好了，为了保护那个剧团，我就没涉及“六/四”。但是邓丽君在“六四”的表现上流泪，大陆都没报告这个。我为什么写邓丽君，到日本，到香港，到台湾，到法国，都采访过。我认为我掌握的材料比较全面、比较真实。也到邓丽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邓丽君说，邓小姐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我会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样一往情深，全力以赴。而且跟她说，我一定要写六/四，不写六/四就不是你。我也跟她的弟弟邓长禧说，不写六/四就不是邓丽君，你就歪曲邓丽君了。明年的一月份是邓丽君的六十大寿，本来这个戏是在六十大寿的时候演，可是现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她死在五月份。而且五月在香港也是一个演出旺季，剧场已经定好了，但是我剧本没写，戏曲都写好了。邓丽君我就光说六三、六/四，她的歌就不用说了，都知道，一直充满了戏剧性。另外我说她这人很好，没有什么绯闻，很单纯，很有礼貌，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一个女孩子。
几乎在采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连佣人都说她好。给小费都比别人多，只有她最后在法国那个男朋友，说，你给太多了。她呀给十块，她男朋友会把五块拿走，她是这样的人，人很好。中联部、统战部为了把邓丽君统战过来。只有她来大陆能举行一次演唱会，那影响巨大。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邓丽君的歌声，为了统战，她不遗余力，已经到家，是真正到家了。可以到邓丽君的家里去，可以和邓妈妈在一块吃饭。邓丽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陆，她是河北人，离北京不远。她爸爸妈妈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念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为有军职在身，那时候国民党还有限制。她说我在大陆，一方面我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没到过祖国来唱，我觉得是个极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设能到大陆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母照片带给我的亲友看，再给亲友拍一些录像带带回给爸爸妈妈看，也了了他们的故国之思，尽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经开始做组织工作了，乐队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经选好了，邓丽君提出来第一场在天安门，一定要在天安门演唱。那个时候你谈什么条件都可以，你只要能来就行。来了之后的变化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她在城楼上唱的，不卖票。为什么不卖票？我要报答那些八十年代听我的歌，用那个机子听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开除团籍、受到批评等等的歌迷们，我要谢谢他们，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进行商业演出的话，估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买不起票。因为已经跟我们说好了，卖票随便你，你要多少钱是多少钱。大家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乎钱的，能把她搞到北京来演出一下，你说那个影响有多大。那比张惠妹到大陆来的影响大多了。这个时候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天天看电视。我跟你讲，其实在台湾，在香港，他们的人民吧，群众吧，对国内政情的关注大大超过我们，或者超过现在我们的一些人，我们麻木了，冷漠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薄熙来是谁，真是这样。
邓丽君当然也很关心，天天看电视。她估计不会开枪，不可能啊。台湾“二八”就是个教训，朝鲜的“光州事件”也是个教训，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怎么可能开枪呢，不可能啊。那时候绝食已经戒严。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叫戒严，我们对戒严的概念跟他们不好比的。你违反了“戒严令”就是要开枪的，就是很明显的嘛。她当然不，看电视，看这些实在是同情。五月二十几号我忘了，在“六/四”之前，在香港的跑马地举行一次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演唱会，连续12小时。其中有成龙，有曾志伟，我还有一次拿曾志伟开了玩笑，志写成了痔疮的痔。因为我写了一本幽默小说，壮痔凌云，那个痔也是痔疮的痔。我写的一国两痔，那个痔也是痔疮的痔。她临时借了一部钢琴，练了一练，唱的那个《在山那边》。这个歌是原来东北抗日的歌，我的家住在东北松花江上，基本旋律是那个的，歌词改了改就唱这个。还是能反映台湾人的家国之思，我的家在山那边，她唱了这个。其实她的心是在大陆这边，非常关注我们这场六/四运动的发展，唱完没几天开枪了。她怕，她躲，怕中/共会下毒手，就跑到屯门，跑到西贡。
合同还没结束，怎么办？她就发表声明，中/共当局不向学生道歉，不抚恤受/难家属，我就一天不回大陆。这种惊险来讲，把成吨成吨的银子往外推啊。然后她怕迫害，就跑到巴黎。与此同时，那些著名的歌星们，不到半年纷纷跑向北京，名字我就不说了。表示歉意，表示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受了民运分子的挑拨怎么样。一个女人，一个歌唱家，我不是看不起女人，能像她这样，她在我心目中马上就升得很高。在巴黎，每一次六/四她都参加祭悼。在巴黎有一个墙，叫什么墙，在那儿祭悼。前几天都哭，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好的机会失去了，我可以回大陆的。我话已经说出口了，你不平反这件事我就是不回去。我觉得这样一个女艺人，这样一个艺术家，像她这样的人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我抱着一种不敢说神圣，极为虔诚，极为尊重的心情，去写她，这个本子冬天可以完成。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听我这么多废话，真是不好意思。
（全文完，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沙叶新先生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