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奏

刚打出这篇文字的标题，电话响了，是吴闯，称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前来拜访。我立即关闭电脑，正襟危坐于屋檐下，恭候20多分钟，无果。心神波动，遂找出《易经》，占了一卦，为“大过”，上下两个阴爻，中间四个阳爻，犹如两端脆弱的房梁。

既然栖身摇摇欲坠的房梁下，当然要格外小心；可如果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危房，小心也就没什么用。那么值此乱世，只能坚守正道，做自己眼下该做的，将成败得失交给老天去安排，这就叫“以大过之才，行大过之事”。

这么一琢磨，也就释然。因为土地改革这个系列已做了将近两年，风餐露宿，行踪飘忽，鞋底磨穿了几双，却没出过大的纰漏——恐怕上苍也眷顾于我，觉得应该为这一桩桩“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苦难留下最后的记录。

第三天，也就是2007年9月28日下午，下过雨，又出过太阳，正在不阴不阳之间，警察登门了。先是两男一女，极为客气地上阶沿寒暄，然后自我介绍，是本地国保部门，想请我去他们单位谈谈心。我笑道：是传讯吗？那么请诸位出示证件，还有写明正式理由的正式的《传唤证》。警察们立即声称不不，只因为你是著名作家，我们领导请你去做客。顺便嘛，谈些公事。我说：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那就在这儿谈，院子里也没别的人，很方便。

彼此都微笑着，僵持了十来分钟。警察们就开始打电话。接着第二波高级警察登门，领头的是本地国保支队的杨政委及两个大队长。院里一下子进了7个不速之客，顿时闹热异常。

跟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一样，他们与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才由满头冒汗的大块头的杨政委切入正题。开场白是“共建和谐古城”，我这样在国际上都知名的作家，本地人民更是欢迎，所以我来了那么久，他们从没有打搅过。我连忙致谢，并称自己愿意继续埋名隐姓。可杨政委话锋一转，说他们作为保守本地安全的职能部门，最不愿意看到有人破坏和谐，给古城抹黑。我沉默了，听他继续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地主维权”的文章，社会影响很不好，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与我交流看法，能否停止写这类不和谐的东西？我点点头，却有些懵懂地问：什么时候我为地主维过权啦？况且土地改革已经过去57年，写写这段历史与今日的和谐有关系吗？杨政委答不上来，接着我又拿出一本2005年国内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给他看，申明连共产党中央在当时，都存在“暴力土改与和平土改两种倾向”，我作为一个有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抢救和记录在暴风骤雨中的个人经历，为国为党填补这项历史空白？

杨政委与我争辩了几句，由于隔行如隔山，只得悻悻然地撤退。不过我敏感到，他们此行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舞文弄墨的事，他们很好奇，我居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居然与这么一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虽然他们竭力掩饰，甚至一再询问院主名字及背景。

刚刚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搞了20多年文学，何曾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比《窃听风暴》更复杂的环境中？在强权之下，没有隐私可言；我已经和女友金琴分手许久，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了。我记起干我这行的榜样，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对自己最有力量的保护，就是公开所有的真相。

说吧，记忆；说吧，垂死的地主和贫农。也许再过四、五年或五、六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那代人就缓缓失踪，一切都将从风平浪静过渡到死寂。

现在回到2007年4月11日下午的元谋县城。天气阴着。我们依旧由苴公领路，步行20多分钟，来到富强街中段。一个中年人拉开大铁门，将客人迎入僻静的院落，并站在院坝中央仰头叫了两声“爹”。随即上二楼。本文主角何秀元正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恭候呢。我们紧赶两步，与老人家依次握手，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他身板硬朗。

主客双方都哈哈笑着，气氛很融洽，戴着一顶褪色军帽的老人家越发慈祥，深锁在皱纹内的小眼如星光闪烁。经过苴公的撮合，话题自然而然就展开了。

客厅相当大，交谈回旋着进入了录音机。窗外是一座比较高的楼，三二只麻雀划着弧线，从此端到彼端。而楼下是狭窄的马路，市声隐隐，我突然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

正   文

老威：我是苴公的朋友，是搞土地改革这个专题的。
何秀元：好远的的事情啰。几十年都没人过问啰。
老威：所以我特地登门拜访，一见老人家的样子，身体不错，脑袋也还灵光，就放心了。
何秀元：吃饭还可以，走路不太稳当了。同志你坐。
老威：你老先坐。
何秀元：不晓得从何说起呢？
老威：无所谓，只要你记得起的，就随便说。比如，你是哪年生的？
何秀元：1927，今年整80。
老威：一直在元谋城里住吗？
何秀元：旧社会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叫官能，如今叫官能镇了。我家啥都没得，毛主席咋个说的呢？脑壳顶的是别人，脚下踩的是别人……
老威：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何秀元：对啰。我父母起早贪黑，打草鞋、割马草卖，还给大户人家做长短工，腰都累弯了，才将儿女5个拉扯大。接着呢，我们又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工，经常是几个人同时帮几家。收花生了，运到油坊榨油；收甘蔗了，运到糖坊榨糖；大户人家盖院子，又去嘿唑嘿唑夯土墙。还挑水卖过，一挑水两分钱。
老威：按书上的说法，你们家算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
何秀元：老实说，我们家虽然下力，可没跟哪个结仇啰。
老威：受压迫、受剥削嘛。
何秀元：都是解放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老威：地主打骂过你们吗？拖欠过工钱吗？
何秀元：没有，都是活路一干完，脚跟脚结账。有时天天结，有时几天结。大户人家顾及名声，不会在乎几个小钱，否则起了争执，下次就没人给你干。
老威：不干行吗？
何秀元：有啥不行？临解放我才20多岁，手脚麻利，还忙不赢。这家太小气，转头就去帮那家啰。
老威：听口气，你帮工还帮得抢手哦。
何秀元：也辛苦，几天不帮就没得吃。那时候经常用包谷抵工，算下来，1人帮工1年，大概挣1升多包谷。
老威：你们家都这样？
何秀元：不完全，三几年时，我大哥被国民党抓过壮丁……
老威：哪儿的国民党？
何秀元：滇军。打过几年仗，他就在外头混了。我爷爷考过科举的，落了榜，就在家乡教私学。
老威：当地士绅的私学吗？
何秀元：不是1家人，而是好多家凑钱，请我爷爷教。私学地点嘛，先将一个废庙修修补补，过渡一阵，后来就设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还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呢。农闲时，娃娃们在屋里叽里哇啦读，大人们还在外面边抽水烟边看。娃娃多了，书教得复杂了，我爷爷忙得没工夫弄饭，二哥就被叫去打杂，日子久了，居然就会了些文化。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后来就解放，爷爷教的封建主义那一套自然就停了。我们家有了一丁点底子，搬到元马镇街上住。工作组也来了，从苴林乡派下一个镇长，姓王，对穷人很信任。组织民兵队伍，我当时20多岁，就被吸收进去。
老威：你对工作组的印象如何？
何秀元：多数是南下干部，当地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要依靠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依靠农民协会。鼓励大胆工作，即使有偏差，也很少横加指责，而是找你单独谈心，一遍遍将政策交待清楚。总之，他们很少公开说啥子，第二天要开重要的群众大会了，头天晚上，工作组就要召集农会的头头，特别是贫雇农主席团的，一个也不准缺席。一条一款布置妥当，包括定调子、开头、收尾、唱什么歌喊什么口号、主要斗争对象由哪几个人带入会场、陪斗的站哪个位置、哪个范围的秩序该重点维持、如何应对骚动甚至突然间的失控，等等。
老威：很细致哦。
何秀元：我们家和工作组个个都熟，访贫问苦，还在我们家住，不怕虱子、蚊虫，不怕铺盖破烂。外出工作，回来吃饭提前通知，我们吃啥他们吃啥，往锅里多添两瓢水就行了，不让单独准备。每顿饭都要交钱交临时粮票，你不好意思收下，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任何人都得遵守。
老威：不简单。
何秀元：睡觉前也聊天，吃饭也聊天，随时揣个小本子，动不动就拿出来记。生产咋样，哪年哪年的收成咋样，够不够吃，盐巴咋个解决，哪家哪家姓啥子，当家的叫啥子，几口人，靠佃田地种呢还是靠帮人，佃谁家的田地帮谁家的人，工钱咋个分，拖欠了咋个办……哎呀，问题多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水平高，任何时候都在干革命工作。
老威：作为贫农民兵，你们主要干什么？
何秀元：组织起来，巡逻、查夜、监视地主、开会维持秩序。 最先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是周志勇，跟我父母一样，也是帮人的，苦大仇深，但人太老实，说话没水平，服不了众，很快就下台。接着大家选王正平当主席，才算固定下来。
老威：王正平有文化？
何秀元：没文化，帮人的，但能说会道，执行上面的政策来得快。当时的元谋城很小，就半坡上一点点，城墙以外差不多是荒坝坝。可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上面通知土改，划阶级，具体执行起来就不太好弄。后来整明白了，这个元马镇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有大地主、小地主、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
老威：有啥区别？
何秀元：大家评议，看你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土地呢，还是靠工商业？大头占前面，小头兼后面。其他还有破落地主，比如你家在解放前3年还有20多亩地，后来不争气，吃光喝完，把家产败了，却刚巧遇着变天。难道你也要浑水摸鱼，跟着一大伙穷人闹翻身？这可不行，就划破落地主。
老威：比唱戏还热闹啊。
何秀元：还有小摊贩、小土地出租、游民、富农、雇农、贫农、中农、下中农，复杂得很。
老威：由谁定呢？
何秀元：镇里开大会，传达土改精神，亮明3把尺子，土地财产、长短工、是否收租子；村里群众就接着一家一家评议，先将地主刨出来，然后才是工商业、富农、游民，挨着往下划。嘿嘿，一群乌合之众，屁都不懂。开头你照顾他，提议给他划雇农，他不干，直惊叫唤：我是没房子老婆，但从来也没帮过工嘛。接着又划贫农，他还是不干，说整死不种地。于是大家觉得难办，就问他：你不帮工，靠啥子吃饭？他说：我有本事啰，城里乡下到处晃荡就能吃饭。于是大家说：是这样哦，我们想不起该给你划啥子，你就自己给自己划吧。他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游民咋个样？游民比贫农要高明些。
老威：游民相当于现在的社会闲杂吧？
何秀元：对啰。贫农是依靠对象，游民是改造对象，几乎就是偷鸡摸狗的坏人。这个蠢驴，不做依靠对象，偏偏要挤进坏人堆里！后来政府要净化城乡风气，收容游民，集中起来改造，他才慌了：莫关我！我原来是贫农！可是后悔药没得吃啰。
老威：类似情况多吗？
何秀元：多的。到了评审阶段，大半都推倒重来，最后工作组主持开会，一条一款反复交待，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老威：政策严格吗？
何秀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多少土地多少帮工才算恶霸一级？上面没明确的说法，或者暂时不拿出明确的说法，就交给群众来评。你在社会上处人处事过得去，民愤不大，大家多少能抬抬手，让你过关。否则就麻烦。我们这儿最大的地主是吴耀先，整庄子有好几个，外乡还有土地……
老威：什么叫整庄子？
何秀元：就是整个村的土地全是他的，村中几十户佃农全在他的门下，每村都有一个他委派的伙头，专门负责收租子。其他还有雷树膏，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还有朱淮，元谋县县长，过去威风得很的人物，统统定为恶霸。
老威：他们有土地吗？
何秀元：他们有权有势，要啥子不容易？只要看中了哪块地，说一声，就是他的了。跟现在当官的差不多嘛。
老威：他们的下场如何？
何秀元：都杀了。
老威：有多少个？
何秀元：太久远了，记不得了。
老威：拣记得的说一说。
何秀元：吴耀先是从昆明抓回来的，还没等到枪毙，就关死在元谋县监狱里。
老威：其他呢？
何秀元：杀了好多批，但执行的都是解放军和公安局，我们是外围民兵，主要维持秩序、看守、巡查，防止意外发生。
老威：请讲讲开公审大会的情况。
何秀元：清匪反霸的时候，有一次就枪毙了13个。头天就通知，监狱里加了几道岗，我们民兵通宵都挎枪在街上逛，只要遇到可疑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关起来，没得问题，也要等大会开完再放。第二天上午，临到宣判结束，警卫连就开过来，将五花大绑的罪犯架拢事先挖好的坑坑前，齐刷刷跪一排，子弹在鞋帮子喳喳磨亮，上膛，步枪筒抵准后脑壳，只听得哨子呼地一吹，嘭嘭嘭一起搂火。硝烟味好浓啊，周围群众又是鼓掌又是喊，简直都兴奋得发狂了。
老威：清一色杀恶霸？
何秀元：有个叫张诰，恶霸的帮凶，主子遭抓了，气不过，就放火烧甘蔗地；还有杨永怀，划成大地主，他估计农民协会要去抄家，就在院子门楣顶栓了一颗手榴弹，哪个一推门就炸。幸好大家是翻墙进去抓的他。
老威：还记得审判长是谁？
何秀元：张兴德，一个南下干部。
老威：工作组的？
何秀元：法院的。还有公安局局长，叫朱恒堂。
老威：当时法院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吧？
何秀元：哦，那就是临时法庭，工作组、贫雇农主席团都有。
老威：如此毙人的大会，相隔多久开一次？
何秀元：说不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十天半月都不一定。县城集中枪毙比较热闹，几千万把人，甚至几万人的时候都有。乡上开会规模自然小些，枪毙两三个，就不用提人到县里，由贫雇农主席团根据群众的呼声，商量商量哪个哪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再报给工作组，划了勾，最后让点长批准。
老威：点长拥有生杀大权？
何秀元：点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
老威：工作团团长？
何秀元：小一点。
老威：管一个乡的工作队队长？
何秀元：有的又大一点，管两三个乡。
老威：点长亲临毙人现场吗？
何秀元：不一定。下面只要将名字报去，他批准就可以了。
老威：有没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何秀元：开始有，后来被制止了。
老威：点长都由南下干部担任吗？
何秀元：多数是本地提拔起来的干部担任。
老威：有没有点长公报私仇呢？
何秀元：晓不得。我当时才20多岁，小小民兵，上面的事情晓不得。

前 奏

刚打出这篇文字的标题，电话响了，是吴闯，称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前来拜访。我立即关闭电脑，正襟危坐于屋檐下，恭候20多分钟，无果。心神波动，遂找出《易经》，占了一卦，为“大过”，上下两个阴爻，中间四个阳爻，犹如两端脆弱的房梁。

既然栖身摇摇欲坠的房梁下，当然要格外小心；可如果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危房，小心也就没什么用。那么值此乱世，只能坚守正道，做自己眼下该做的，将成败得失交给老天去安排，这就叫“以大过之才，行大过之事”。

这么一琢磨，也就释然。因为土地改革这个系列已做了将近两年，风餐露宿，行踪飘忽，鞋底磨穿了几双，却没出过大的纰漏——恐怕上苍也眷顾于我，觉得应该为这一桩桩“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苦难留下最后的记录。

第三天，也就是2007年9月28日下午，下过雨，又出过太阳，正在不阴不阳之间，警察登门了。先是两男一女，极为客气地上阶沿寒暄，然后自我介绍，是本地国保部门，想请我去他们单位谈谈心。我笑道：是传讯吗？那么请诸位出示证件，还有写明正式理由的正式的《传唤证》。警察们立即声称不不，只因为你是著名作家，我们领导请你去做客。顺便嘛，谈些公事。我说：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那就在这儿谈，院子里也没别的人，很方便。

彼此都微笑着，僵持了十来分钟。警察们就开始打电话。接着第二波高级警察登门，领头的是本地国保支队的杨政委及两个大队长。院里一下子进了7个不速之客，顿时闹热异常。

跟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一样，他们与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才由满头冒汗的大块头的杨政委切入正题。开场白是“共建和谐古城”，我这样在国际上都知名的作家，本地人民更是欢迎，所以我来了那么久，他们从没有打搅过。我连忙致谢，并称自己愿意继续埋名隐姓。可杨政委话锋一转，说他们作为保守本地安全的职能部门，最不愿意看到有人破坏和谐，给古城抹黑。我沉默了，听他继续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地主维权”的文章，社会影响很不好，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与我交流看法，能否停止写这类不和谐的东西？我点点头，却有些懵懂地问：什么时候我为地主维过权啦？况且土地改革已经过去57年，写写这段历史与今日的和谐有关系吗？杨政委答不上来，接着我又拿出一本2005年国内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给他看，申明连共产党中央在当时，都存在“暴力土改与和平土改两种倾向”，我作为一个有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抢救和记录在暴风骤雨中的个人经历，为国为党填补这项历史空白？

杨政委与我争辩了几句，由于隔行如隔山，只得悻悻然地撤退。不过我敏感到，他们此行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舞文弄墨的事，他们很好奇，我居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居然与这么一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虽然他们竭力掩饰，甚至一再询问院主名字及背景。

刚刚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搞了20多年文学，何曾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比《窃听风暴》更复杂的环境中？在强权之下，没有隐私可言；我已经和女友金琴分手许久，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了。我记起干我这行的榜样，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对自己最有力量的保护，就是公开所有的真相。

说吧，记忆；说吧，垂死的地主和贫农。也许再过四、五年或五、六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那代人就缓缓失踪，一切都将从风平浪静过渡到死寂。

现在回到2007年4月11日下午的元谋县城。天气阴着。我们依旧由苴公领路，步行20多分钟，来到富强街中段。一个中年人拉开大铁门，将客人迎入僻静的院落，并站在院坝中央仰头叫了两声“爹”。随即上二楼。本文主角何秀元正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恭候呢。我们紧赶两步，与老人家依次握手，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他身板硬朗。

主客双方都哈哈笑着，气氛很融洽，戴着一顶褪色军帽的老人家越发慈祥，深锁在皱纹内的小眼如星光闪烁。经过苴公的撮合，话题自然而然就展开了。

客厅相当大，交谈回旋着进入了录音机。窗外是一座比较高的楼，三二只麻雀划着弧线，从此端到彼端。而楼下是狭窄的马路，市声隐隐，我突然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

正   文

老威：我是苴公的朋友，是搞土地改革这个专题的。
何秀元：好远的的事情啰。几十年都没人过问啰。
老威：所以我特地登门拜访，一见老人家的样子，身体不错，脑袋也还灵光，就放心了。
何秀元：吃饭还可以，走路不太稳当了。同志你坐。
老威：你老先坐。
何秀元：不晓得从何说起呢？
老威：无所谓，只要你记得起的，就随便说。比如，你是哪年生的？
何秀元：1927，今年整80。
老威：一直在元谋城里住吗？
何秀元：旧社会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叫官能，如今叫官能镇了。我家啥都没得，毛主席咋个说的呢？脑壳顶的是别人，脚下踩的是别人……
老威：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何秀元：对啰。我父母起早贪黑，打草鞋、割马草卖，还给大户人家做长短工，腰都累弯了，才将儿女5个拉扯大。接着呢，我们又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工，经常是几个人同时帮几家。收花生了，运到油坊榨油；收甘蔗了，运到糖坊榨糖；大户人家盖院子，又去嘿唑嘿唑夯土墙。还挑水卖过，一挑水两分钱。
老威：按书上的说法，你们家算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
何秀元：老实说，我们家虽然下力，可没跟哪个结仇啰。
老威：受压迫、受剥削嘛。
何秀元：都是解放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老威：地主打骂过你们吗？拖欠过工钱吗？
何秀元：没有，都是活路一干完，脚跟脚结账。有时天天结，有时几天结。大户人家顾及名声，不会在乎几个小钱，否则起了争执，下次就没人给你干。
老威：不干行吗？
何秀元：有啥不行？临解放我才20多岁，手脚麻利，还忙不赢。这家太小气，转头就去帮那家啰。
老威：听口气，你帮工还帮得抢手哦。
何秀元：也辛苦，几天不帮就没得吃。那时候经常用包谷抵工，算下来，1人帮工1年，大概挣1升多包谷。
老威：你们家都这样？
何秀元：不完全，三几年时，我大哥被国民党抓过壮丁……
老威：哪儿的国民党？
何秀元：滇军。打过几年仗，他就在外头混了。我爷爷考过科举的，落了榜，就在家乡教私学。
老威：当地士绅的私学吗？
何秀元：不是1家人，而是好多家凑钱，请我爷爷教。私学地点嘛，先将一个废庙修修补补，过渡一阵，后来就设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还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呢。农闲时，娃娃们在屋里叽里哇啦读，大人们还在外面边抽水烟边看。娃娃多了，书教得复杂了，我爷爷忙得没工夫弄饭，二哥就被叫去打杂，日子久了，居然就会了些文化。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后来就解放，爷爷教的封建主义那一套自然就停了。我们家有了一丁点底子，搬到元马镇街上住。工作组也来了，从苴林乡派下一个镇长，姓王，对穷人很信任。组织民兵队伍，我当时20多岁，就被吸收进去。
老威：你对工作组的印象如何？
何秀元：多数是南下干部，当地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要依靠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依靠农民协会。鼓励大胆工作，即使有偏差，也很少横加指责，而是找你单独谈心，一遍遍将政策交待清楚。总之，他们很少公开说啥子，第二天要开重要的群众大会了，头天晚上，工作组就要召集农会的头头，特别是贫雇农主席团的，一个也不准缺席。一条一款布置妥当，包括定调子、开头、收尾、唱什么歌喊什么口号、主要斗争对象由哪几个人带入会场、陪斗的站哪个位置、哪个范围的秩序该重点维持、如何应对骚动甚至突然间的失控，等等。
老威：很细致哦。
何秀元：我们家和工作组个个都熟，访贫问苦，还在我们家住，不怕虱子、蚊虫，不怕铺盖破烂。外出工作，回来吃饭提前通知，我们吃啥他们吃啥，往锅里多添两瓢水就行了，不让单独准备。每顿饭都要交钱交临时粮票，你不好意思收下，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任何人都得遵守。
老威：不简单。
何秀元：睡觉前也聊天，吃饭也聊天，随时揣个小本子，动不动就拿出来记。生产咋样，哪年哪年的收成咋样，够不够吃，盐巴咋个解决，哪家哪家姓啥子，当家的叫啥子，几口人，靠佃田地种呢还是靠帮人，佃谁家的田地帮谁家的人，工钱咋个分，拖欠了咋个办……哎呀，问题多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水平高，任何时候都在干革命工作。
老威：作为贫农民兵，你们主要干什么？
何秀元：组织起来，巡逻、查夜、监视地主、开会维持秩序。 最先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是周志勇，跟我父母一样，也是帮人的，苦大仇深，但人太老实，说话没水平，服不了众，很快就下台。接着大家选王正平当主席，才算固定下来。
老威：王正平有文化？
何秀元：没文化，帮人的，但能说会道，执行上面的政策来得快。当时的元谋城很小，就半坡上一点点，城墙以外差不多是荒坝坝。可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上面通知土改，划阶级，具体执行起来就不太好弄。后来整明白了，这个元马镇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有大地主、小地主、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
老威：有啥区别？
何秀元：大家评议，看你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土地呢，还是靠工商业？大头占前面，小头兼后面。其他还有破落地主，比如你家在解放前3年还有20多亩地，后来不争气，吃光喝完，把家产败了，却刚巧遇着变天。难道你也要浑水摸鱼，跟着一大伙穷人闹翻身？这可不行，就划破落地主。
老威：比唱戏还热闹啊。
何秀元：还有小摊贩、小土地出租、游民、富农、雇农、贫农、中农、下中农，复杂得很。
老威：由谁定呢？
何秀元：镇里开大会，传达土改精神，亮明3把尺子，土地财产、长短工、是否收租子；村里群众就接着一家一家评议，先将地主刨出来，然后才是工商业、富农、游民，挨着往下划。嘿嘿，一群乌合之众，屁都不懂。开头你照顾他，提议给他划雇农，他不干，直惊叫唤：我是没房子老婆，但从来也没帮过工嘛。接着又划贫农，他还是不干，说整死不种地。于是大家觉得难办，就问他：你不帮工，靠啥子吃饭？他说：我有本事啰，城里乡下到处晃荡就能吃饭。于是大家说：是这样哦，我们想不起该给你划啥子，你就自己给自己划吧。他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游民咋个样？游民比贫农要高明些。
老威：游民相当于现在的社会闲杂吧？
何秀元：对啰。贫农是依靠对象，游民是改造对象，几乎就是偷鸡摸狗的坏人。这个蠢驴，不做依靠对象，偏偏要挤进坏人堆里！后来政府要净化城乡风气，收容游民，集中起来改造，他才慌了：莫关我！我原来是贫农！可是后悔药没得吃啰。
老威：类似情况多吗？
何秀元：多的。到了评审阶段，大半都推倒重来，最后工作组主持开会，一条一款反复交待，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老威：政策严格吗？
何秀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多少土地多少帮工才算恶霸一级？上面没明确的说法，或者暂时不拿出明确的说法，就交给群众来评。你在社会上处人处事过得去，民愤不大，大家多少能抬抬手，让你过关。否则就麻烦。我们这儿最大的地主是吴耀先，整庄子有好几个，外乡还有土地……
老威：什么叫整庄子？
何秀元：就是整个村的土地全是他的，村中几十户佃农全在他的门下，每村都有一个他委派的伙头，专门负责收租子。其他还有雷树膏，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还有朱淮，元谋县县长，过去威风得很的人物，统统定为恶霸。
老威：他们有土地吗？
何秀元：他们有权有势，要啥子不容易？只要看中了哪块地，说一声，就是他的了。跟现在当官的差不多嘛。
老威：他们的下场如何？
何秀元：都杀了。
老威：有多少个？
何秀元：太久远了，记不得了。
老威：拣记得的说一说。
何秀元：吴耀先是从昆明抓回来的，还没等到枪毙，就关死在元谋县监狱里。
老威：其他呢？
何秀元：杀了好多批，但执行的都是解放军和公安局，我们是外围民兵，主要维持秩序、看守、巡查，防止意外发生。
老威：请讲讲开公审大会的情况。
何秀元：清匪反霸的时候，有一次就枪毙了13个。头天就通知，监狱里加了几道岗，我们民兵通宵都挎枪在街上逛，只要遇到可疑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关起来，没得问题，也要等大会开完再放。第二天上午，临到宣判结束，警卫连就开过来，将五花大绑的罪犯架拢事先挖好的坑坑前，齐刷刷跪一排，子弹在鞋帮子喳喳磨亮，上膛，步枪筒抵准后脑壳，只听得哨子呼地一吹，嘭嘭嘭一起搂火。硝烟味好浓啊，周围群众又是鼓掌又是喊，简直都兴奋得发狂了。
老威：清一色杀恶霸？
何秀元：有个叫张诰，恶霸的帮凶，主子遭抓了，气不过，就放火烧甘蔗地；还有杨永怀，划成大地主，他估计农民协会要去抄家，就在院子门楣顶栓了一颗手榴弹，哪个一推门就炸。幸好大家是翻墙进去抓的他。
老威：还记得审判长是谁？
何秀元：张兴德，一个南下干部。
老威：工作组的？
何秀元：法院的。还有公安局局长，叫朱恒堂。
老威：当时法院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吧？
何秀元：哦，那就是临时法庭，工作组、贫雇农主席团都有。
老威：如此毙人的大会，相隔多久开一次？
何秀元：说不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十天半月都不一定。县城集中枪毙比较热闹，几千万把人，甚至几万人的时候都有。乡上开会规模自然小些，枪毙两三个，就不用提人到县里，由贫雇农主席团根据群众的呼声，商量商量哪个哪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再报给工作组，划了勾，最后让点长批准。
老威：点长拥有生杀大权？
何秀元：点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
老威：工作团团长？
何秀元：小一点。
老威：管一个乡的工作队队长？
何秀元：有的又大一点，管两三个乡。
老威：点长亲临毙人现场吗？
何秀元：不一定。下面只要将名字报去，他批准就可以了。
老威：有没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何秀元：开始有，后来被制止了。
老威：点长都由南下干部担任吗？
何秀元：多数是本地提拔起来的干部担任。
老威：有没有点长公报私仇呢？
何秀元：晓不得。我当时才20多岁，小小民兵，上面的事情晓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