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先生最近在一家刊物上说，要构建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首先应当着眼于中国的民主实践，以中国的经验为基础。他认为，西方民主话语流行已经妨碍了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有些人对中国民主政治实践视而不见，患上了“民主色盲症”。他建议，中国学术界的民主问题研究应当完成一种转型——从直接使用西方话语体系，转移到中国的经验层面上来，开启一个经验性阶段，从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梳理中国的经验，最终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
认真的学术研究当然要面对现实，进行政策设计当然更得面对现实了。只不过，这种现实研究、经验性研究，与理论研究、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研究，似乎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为，房宁先生及他的同道将要研究的那个“经验”，本来就不是纯粹中国的。
某些幼稚的启蒙人士将中国古代政制和思想描述成一团黑，对此笔者绝不赞成，甚至希望进行一番努力，在古代政制与思想中重新“发现”宪政的因素。但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并没有内生出完整的、可以有效运转、可以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但今天，房宁先生却可以大谈“民主的中国经验”，这经验显然不是来自于绝对纯洁的中国原有现实，而是混合了起源于西方的民主理念。民主制度当然是起源于西方的，但自百年前至今天，部分乃至大多数中国人觉得，这套制度可以解决中国固有政制几千年来都解决不了的诸多大问题，因而起了学习的念头。这样，民主就变成了国人关于政制的一种基本理念（idea），国人也据此行动，中国的制度也部分改变了，从而形成了房宁先生现在要大家研究的民主的中国现实、中国经验。
如此说来，这个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乃是一个起源于中国之外的理念在中国人身上发挥作用的产物。主流哲学告诉人们，观念仅仅是现实的被动反映。但古典哲学早就说得十分明白：没有理念，就没有人的行动，没有有意识的实践，当然也就没有那些十分重视经验的人所谈论的“经验”、“现实”。归根结底，现实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尽管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一个人的意识所能理性设计的，但现实并不是从来就是如此，不是自然而然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实践关系，执政党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因为，国人心目中已有一个关于民主的理念、理想，而目前的现实与这个理念、理想相比，尚有不完美、不完善之处。但房宁先生似乎要拿一个事物本身作为判断那个事物之好坏、成色熟嫩的标准。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中国现实中总结出一套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反过来又可用这个话语体系来塑造中国的民主实践。
听起来很美，但房宁先生自己也承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状是民主的“经验不足，理论、话语体系还相当稚嫩”，“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还缺乏经验，尚处于探索阶段”。断言一个东西存在“不足”、“稚嫩”，就必然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必然是一个比现实高远一些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不足、稚嫩。因此，又说不足，又说只能关注现实，不禁疑惑，房宁先生究竟在说什么？而且，从不成熟的经验中能否总结出足以指导未来实践的成熟的话语体系？再者，这个不成熟的现实，难道是脱离民主话语体系自个儿形成的？
房宁先生如此进退失据，源于回避那个“西方”的民主话语体系的愿望。但是，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最早形成于西方，并不等于民主就是专属西方的，那套话语体系就只有西人能讨论。这是关于一种讨论治理技术的普遍的话语体系。当然，一个共同体完全可以选择拒绝民主制度，而生活在自己不受干扰的现实中。但假如人们对其现实不满意，准备建立、完善民主制度，那就必得去研究、接受那套话语体系，因为，这套话语体系描述了关于民主的理念、理想。这个共同体的学者当然可以深入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制度历史中，重新发现民主的基本原理，丰富甚至修正那套话语体系。
既要建立民主制度又要拒绝那套话语体系，是自相矛盾的，那样一来，你就没有了改变你所不满意的现实的方案及判断你进展到哪一步的判断标准。毕竟，在盛行这套话语体系之前的现实中是没有民主的；即使你现在要研究看起来不错的现实，离开这套话语体系，仍会无“话”可说——你总不能不用“民主”一词，而只要你用这个词，你就无法抹掉其中蕴涵的一般性内涵。
所以，拒绝那套关于民主的一般性话语体系，其实就是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看成了历史的完美终点。然则，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数十次提及“民主”一词，岂非多此一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