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温相在四川成都市主持召开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说，“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仍在预期目标区间内，但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各地行政长官表态：“政府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

 

无论从中国政府的历史行状还是现实表现，这句“政府带头过紧日子”都是个世纪大忽悠，这有以下事实为证：

 

一是这话政府说过不止一遍。往近里说，2009年中国也噪动过一阵要压缩行政开支，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官员的腐败上了一个台阶。自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的5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银行配套的10余万亿投资，其中的20-30%其实已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口袋，各地上亿元的贪污腐败大案层出不穷。

 

二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早在2006年通胀开始之后就过上了紧日子，此后这几年，中产的底层（大城市每月4000元，二线城市每月3000元），都开始过上了紧张拮据的日子，不少中产开始担心自己什么时候“破产”。政府此时就算真开始节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带头”。

 

三是中国这个政府早就成了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向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在没有倾巢之覆这等大难临头之时，要它一下改弦易辙还真不可能。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历年报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这政府就从里面切走了三分之一多。这可不是我信口雌黄，有以下研究为证：宏观税负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 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国政府从来只对外公布“中口径”，说它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左右。但中国政府刻意漏算了税收之外的其它几项：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根据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说法，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

 

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去了呢？从2003年开始，国内就有经济及财税专家明确地将中国财政命名为“吃饭财政”，据周天勇研究，中国财政收入的44%用来养了5,000万公务员。尽管近20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高于GDP增速，但公务员每年据说新增100万人。因此，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只能用于满足“吃饭”和“养人”。在很多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成为“吃饭财政”。相对于目前中国 13亿6千万的人口， 官民比例已经变成每2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财政供养人员”（26:1）。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 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

 

如果公务员群体切去的蛋糕只是上面这块还罢了，切给他们的蛋糕还有另一块。

 

中国政府还有一种开支，即包含“公务接待费”（吃喝宴请的官称）、公车、“因公出国（境）费用”（旅游的官称）这三项在内的“三公消费”。三公开支到底有多少？因为列在财政部的3号帐本里，这帐本又从不公开，于是大家就只好根据从各种渠道汇集的信息，算出一本大致的帐：2006年是9,000亿（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2009年全国“三公消费”高达 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

 

上述是养人，再来算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据说中国财政总支出中，行政管理成本几近五分之一。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为18.7%，而日本仅为2.4%、英 国4.2%、韩国5.1%、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中国如此高昂的成本养出来的政府办事效率又如何？据安邦咨询公司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排名倒数第五。

  

温相说，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依我看，中国经济的风光日子已经不再，困难日子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阻力其实就是现政府。

 

中国经济过去依靠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一项中，外资投资不可能继续增长还会下降，民间投资也不可能，政府投资只会继续扭曲经济结构。外贸出口目前正在下降，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出口下降速度达每年20%。目前能够依靠的就是“内需”这一驾马车了。

 

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77%，上升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且慢高兴，据鲁政委分析，这消费不是经济学界期望的“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自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80年代稳定在21%~23%；90年代上升至 24%~25%；2000年~2010年进一步提高为26%~27%；2011年已爬上了28%。政府消费往往对应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维稳的需要就是人员扩张的重要来源），由此导致政府对经济管制的过分扩充，管制越多，政府部门就越庞大，需要养的人也就更多，由此在GDP这块蛋糕中切去的份额也就越大，最终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体制内的经济收益、福利、稳定性及各种特权，与体制外的无权状态及日益被压缩的生存空间相比，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只要目前这个毫无外部监督、自我约束完全失灵的政治体制继续下去，这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性政府会让自己过紧日子吗？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7月14日，温相在四川成都市主持召开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说，“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仍在预期目标区间内，但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各地行政长官表态：“政府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

 

无论从中国政府的历史行状还是现实表现，这句“政府带头过紧日子”都是个世纪大忽悠，这有以下事实为证：

 

一是这话政府说过不止一遍。往近里说，2009年中国也噪动过一阵要压缩行政开支，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官员的腐败上了一个台阶。自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的5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银行配套的10余万亿投资，其中的20-30%其实已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口袋，各地上亿元的贪污腐败大案层出不穷。

 

二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早在2006年通胀开始之后就过上了紧日子，此后这几年，中产的底层（大城市每月4000元，二线城市每月3000元），都开始过上了紧张拮据的日子，不少中产开始担心自己什么时候“破产”。政府此时就算真开始节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带头”。

 

三是中国这个政府早就成了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向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在没有倾巢之覆这等大难临头之时，要它一下改弦易辙还真不可能。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历年报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这政府就从里面切走了三分之一多。这可不是我信口雌黄，有以下研究为证：宏观税负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 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国政府从来只对外公布“中口径”，说它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左右。但中国政府刻意漏算了税收之外的其它几项：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根据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说法，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

 

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去了呢？从2003年开始，国内就有经济及财税专家明确地将中国财政命名为“吃饭财政”，据周天勇研究，中国财政收入的44%用来养了5,000万公务员。尽管近20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高于GDP增速，但公务员每年据说新增100万人。因此，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只能用于满足“吃饭”和“养人”。在很多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成为“吃饭财政”。相对于目前中国 13亿6千万的人口， 官民比例已经变成每2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财政供养人员”（26:1）。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 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

 

如果公务员群体切去的蛋糕只是上面这块还罢了，切给他们的蛋糕还有另一块。

 

中国政府还有一种开支，即包含“公务接待费”（吃喝宴请的官称）、公车、“因公出国（境）费用”（旅游的官称）这三项在内的“三公消费”。三公开支到底有多少？因为列在财政部的3号帐本里，这帐本又从不公开，于是大家就只好根据从各种渠道汇集的信息，算出一本大致的帐：2006年是9,000亿（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2009年全国“三公消费”高达 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

 

上述是养人，再来算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据说中国财政总支出中，行政管理成本几近五分之一。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为18.7%，而日本仅为2.4%、英 国4.2%、韩国5.1%、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中国如此高昂的成本养出来的政府办事效率又如何？据安邦咨询公司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排名倒数第五。

  

温相说，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依我看，中国经济的风光日子已经不再，困难日子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阻力其实就是现政府。

 

中国经济过去依靠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一项中，外资投资不可能继续增长还会下降，民间投资也不可能，政府投资只会继续扭曲经济结构。外贸出口目前正在下降，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出口下降速度达每年20%。目前能够依靠的就是“内需”这一驾马车了。

 

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77%，上升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且慢高兴，据鲁政委分析，这消费不是经济学界期望的“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自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80年代稳定在21%~23%；90年代上升至 24%~25%；2000年~2010年进一步提高为26%~27%；2011年已爬上了28%。政府消费往往对应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维稳的需要就是人员扩张的重要来源），由此导致政府对经济管制的过分扩充，管制越多，政府部门就越庞大，需要养的人也就更多，由此在GDP这块蛋糕中切去的份额也就越大，最终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体制内的经济收益、福利、稳定性及各种特权，与体制外的无权状态及日益被压缩的生存空间相比，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只要目前这个毫无外部监督、自我约束完全失灵的政治体制继续下去，这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性政府会让自己过紧日子吗？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