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动车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者为主体的微博用户和整个媒体界，原因很可能是，高速列车，是这一阶层日常搭乘的重要交通工具，对灾难他们感同身受。

但不能忽略的是，官方随后的种种处置，从到不顾可能的幸存者安危，要求抢险者切开车厢；到现场掩埋车厢，以便迅速通车；再到对死者家属们的种种威胁维稳，媒体的禁令和无奈被召回，全过程都在上亿网友的直播和围观中。

许多原本并不关注公共事务的网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宣传封口令，知道了维稳工作组，感受到了权力的蛮横，这是一场震撼教育。

这次“7.21”大雨，以及随后两天的搜救，如此前的动车事故一般，全程被微博用户直播。随着灾难的逐步升级，从广渠门下淹死的丁志健，到房山、石景山各处传来的泥石流和人员失踪消息，分布在北京这一千万人都市的微博用户们，“WIKI”式的呈现了灾难的全景。

很快的，雨果的一句“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很快成为流行语，出现在媒体评论和网络议论之中，用百度一搜，居然能找到一百七十万条结果。北京市和承办过奥运会的光鲜大楼形成巨大落差的的老旧的排水设施，几年来已经多次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但更重视政绩和利益的官方却动作不多。

网友和媒体们，习惯性的追问中国特色的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从河北的野三坡，到北京的房山，传来了太多泥石流、车辆人员被困的消息，对这个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进退失据。

就在前天，北京市官方的新闻发言人，还在对伤亡数字支吾其词，在发布会上，甚至将其视为敏感话题，在发布会上，这一数字已经写到了材料上，却临时撤回。

也在前天深夜，南方周末被紧急毙掉了八个版。该报七个记者，在北京跑了超过2000公里，记者们探访已被确认身份的24名死难者的家属。仿照西方报纸的“讣闻”版面，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过往，以及遇难前的遭遇。写成了《你的名字你的故事》，25位死者，25段或轻或重的往事，用了八个版。

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审查官员要求删除平民的生平采访文章，将遇难的官员的故事做大，并将标题“哀悼”改为“英雄”，被编辑们拒绝了，于是，整个报纸印刷前，被抽掉了这八个版。编辑们将清样和文章发到网上，作为哀悼和抗议。

现在，事情似乎有了变化。

今天（7月27日）出版的各大中国报纸上，从北京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甚至到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发布了这次“7.21”北京水灾遇难者的最新数字，遇难人数77人，66人遇难者身份被认定，其中5人系救灾中殉职的公职人员。

官方公布的这一信息中，对66人的详细姓名、身份，具体的遇难原因都做了交待，中央电视台甚至在新闻栏目中，逐个地念出了他们的名字。

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刚说，“公布遇难者名单虽然这是最起码该做的——不做已坠到底线之下，但仍应肯定这些媒体，毕竟一个一个念了出来，登了出来。前几天那些下刀下到手麻的人，那些对媒体下达蛮横禁令的人，请从你的职业杀手角色回到血肉常人，应该知耻。”

那么多名字中，最引人伤怀的，可能是在广渠门桥下淹死的出版人丁志健，他溺死在仅距离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的仅约有七公里的北京主城区的二环路上，这一悲惨故事让许多人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网友“王小心”在一篇网络文章写到她的感受，“这个家一般的城市给了我当头一棒。”

她说，“我把自己代入这个故事，却无法思索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车门被中控锁死；水压太大打不开车门；有限的力气无法踹开玻璃；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工具。除了等待救援，我别无他法。”

然而我为之奋斗的社会、我依法缴纳的所得税，没有给我带来生命的保障。我的最后希望，是给自己的亲人打一个电话，希望他们来救我，因为本来应该救我命的110，竟然在这个时候占线；而120告诉我不应该打这个电话。我的最后希望，是我娇弱的、拿着一把锤子的妻子，从暴雨中的通惠桥一路跑着过来，双膝下跪向救援人员求救。”

我最后的希望，是妻子微弱的声音在风雨中回响：“丁志健，我来救你了。” 直到手肘撞破、头骨撞碎，也无法逃出生天。

王小心说，“如果说，一个人被困在暴雨中的车里还可以归因于坏运气，那么，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则表明了制度的缺陷。”

她说，“我相信那些救援人员并非恶意，他们也知道水下可能有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谁又能相信谁多少呢？他们可能觉得丁志健妻子的话不够真实，他们可能觉得下水风险太大，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带够足够的工具。”

这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去揣度他们之后，所能猜测出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用负责。他们不用对这片辖区负责，他们不用对这个社会负责，他们不用对纳税养活他们的人民负责。他们只用对他们的领导负责。

事实上，丁志健的故事并非只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上演：我们的亲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的节蓄，一场大病下来，经济拮据的家庭往往负债累累；我们的父母老了，养老金发放迟迟不到位；我们的孩子上学，靠的不是分数而是赞助费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王小心说，“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些对农民工或者贫困者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白领们，请恐慌吧，因为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

王小心的文章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共鸣，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传播，或者也是改变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的某种起点。

去年的动车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者为主体的微博用户和整个媒体界，原因很可能是，高速列车，是这一阶层日常搭乘的重要交通工具，对灾难他们感同身受。

但不能忽略的是，官方随后的种种处置，从到不顾可能的幸存者安危，要求抢险者切开车厢；到现场掩埋车厢，以便迅速通车；再到对死者家属们的种种威胁维稳，媒体的禁令和无奈被召回，全过程都在上亿网友的直播和围观中。

许多原本并不关注公共事务的网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宣传封口令，知道了维稳工作组，感受到了权力的蛮横，这是一场震撼教育。

这次“7.21”大雨，以及随后两天的搜救，如此前的动车事故一般，全程被微博用户直播。随着灾难的逐步升级，从广渠门下淹死的丁志健，到房山、石景山各处传来的泥石流和人员失踪消息，分布在北京这一千万人都市的微博用户们，“WIKI”式的呈现了灾难的全景。

很快的，雨果的一句“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很快成为流行语，出现在媒体评论和网络议论之中，用百度一搜，居然能找到一百七十万条结果。北京市和承办过奥运会的光鲜大楼形成巨大落差的的老旧的排水设施，几年来已经多次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但更重视政绩和利益的官方却动作不多。

网友和媒体们，习惯性的追问中国特色的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从河北的野三坡，到北京的房山，传来了太多泥石流、车辆人员被困的消息，对这个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进退失据。

就在前天，北京市官方的新闻发言人，还在对伤亡数字支吾其词，在发布会上，甚至将其视为敏感话题，在发布会上，这一数字已经写到了材料上，却临时撤回。

也在前天深夜，南方周末被紧急毙掉了八个版。该报七个记者，在北京跑了超过2000公里，记者们探访已被确认身份的24名死难者的家属。仿照西方报纸的“讣闻”版面，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过往，以及遇难前的遭遇。写成了《你的名字你的故事》，25位死者，25段或轻或重的往事，用了八个版。

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审查官员要求删除平民的生平采访文章，将遇难的官员的故事做大，并将标题“哀悼”改为“英雄”，被编辑们拒绝了，于是，整个报纸印刷前，被抽掉了这八个版。编辑们将清样和文章发到网上，作为哀悼和抗议。

现在，事情似乎有了变化。

今天（7月27日）出版的各大中国报纸上，从北京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甚至到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发布了这次“7.21”北京水灾遇难者的最新数字，遇难人数77人，66人遇难者身份被认定，其中5人系救灾中殉职的公职人员。

官方公布的这一信息中，对66人的详细姓名、身份，具体的遇难原因都做了交待，中央电视台甚至在新闻栏目中，逐个地念出了他们的名字。

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刚说，“公布遇难者名单虽然这是最起码该做的——不做已坠到底线之下，但仍应肯定这些媒体，毕竟一个一个念了出来，登了出来。前几天那些下刀下到手麻的人，那些对媒体下达蛮横禁令的人，请从你的职业杀手角色回到血肉常人，应该知耻。”

那么多名字中，最引人伤怀的，可能是在广渠门桥下淹死的出版人丁志健，他溺死在仅距离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的仅约有七公里的北京主城区的二环路上，这一悲惨故事让许多人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网友“王小心”在一篇网络文章写到她的感受，“这个家一般的城市给了我当头一棒。”

她说，“我把自己代入这个故事，却无法思索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车门被中控锁死；水压太大打不开车门；有限的力气无法踹开玻璃；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工具。除了等待救援，我别无他法。”

然而我为之奋斗的社会、我依法缴纳的所得税，没有给我带来生命的保障。我的最后希望，是给自己的亲人打一个电话，希望他们来救我，因为本来应该救我命的110，竟然在这个时候占线；而120告诉我不应该打这个电话。我的最后希望，是我娇弱的、拿着一把锤子的妻子，从暴雨中的通惠桥一路跑着过来，双膝下跪向救援人员求救。”

我最后的希望，是妻子微弱的声音在风雨中回响：“丁志健，我来救你了。” 直到手肘撞破、头骨撞碎，也无法逃出生天。

王小心说，“如果说，一个人被困在暴雨中的车里还可以归因于坏运气，那么，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则表明了制度的缺陷。”

她说，“我相信那些救援人员并非恶意，他们也知道水下可能有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谁又能相信谁多少呢？他们可能觉得丁志健妻子的话不够真实，他们可能觉得下水风险太大，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带够足够的工具。”

这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去揣度他们之后，所能猜测出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用负责。他们不用对这片辖区负责，他们不用对这个社会负责，他们不用对纳税养活他们的人民负责。他们只用对他们的领导负责。

事实上，丁志健的故事并非只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上演：我们的亲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的节蓄，一场大病下来，经济拮据的家庭往往负债累累；我们的父母老了，养老金发放迟迟不到位；我们的孩子上学，靠的不是分数而是赞助费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王小心说，“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些对农民工或者贫困者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白领们，请恐慌吧，因为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

王小心的文章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共鸣，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传播，或者也是改变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的某种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