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呼吁或要求“军队国家化”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执政当局依然我行我素，强调“党指挥枪”，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将“军队国家化”的提法视为“敌对势力全盘西化，分化中国”的手段。

纵观历史，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曾经要求军队国家化，以军队国家化作为幌子抨击执政的国民党，争取民主党派及舆论支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分享政权，由此提出了首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与国民党一起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即“先国家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的主张。1945年9月27日，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关于“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的提问时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了向国民党表达“诚意”，中共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进行的让步方案。在此前后，中共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均对军队国家化问题表示过赞成的态度。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达成了《双十协定》，明确把军队国家化作为共同目标。1946年1月16日，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等党派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同时，做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代表中共公布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标准：1、军队不属于个人。即军队不得为个人私有，成为私家军队。2、军队不属于派系。即军队不得成为派系政争的筹码。3、军队不属于地方。即军队不属于地方军阀，成为地方割据的资本。4、军队不属于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周恩来说，“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周恩来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周恩来还说，“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周恩来还说，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那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1946年1月31日，通过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军队国家化政协决议案，决议中“和平建国纲领”第三条即明定“确认蒋主席（蒋介石）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而决议案之军事问题案更明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

中共在1949年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后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而是明确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所谓的“党指挥枪”。这正是专制政党的本质。中共自建立军队始，即主张“党指挥枪”。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主持了红军部队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治军方略，将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以俄为师的中共不仅超越当年的国民党，也超越了老大哥苏联。

专制政党相信的是武力。毛泽东有一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自始至终是中共的信条。中共建政前，依靠军队打天下，正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建政后，依靠军队维护专制政权，依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典型的事例是，1989年，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悍然下令调动逾二十万军队进入北京，动用坦克、装甲车，真枪实弹，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

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和个人，只服从人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也就是服从人民的意志。而专制独裁国家的军队则作为党卫军存在，只服从党派或独裁者的意志。在专制独裁国家，谁掌握了军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无一不是首先掌控军队。没能掌控住军队的刘少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最终都一一被赶下台。

六四屠杀事件，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来震动，也带来耻辱，其间出现了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39集团军第116师师长许峰等诸多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抗命军人。但是，当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以为“党指挥枪”是真理，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此外，大大加强武警部队，将武警部队的职能从“内务执勤”增加了“处理突发事件”（即镇压群体事件），并以“处理突发事件”作为主要职能，解放军的14个野战师原封不动地转为武警机动师，成为镇压群体事件的常用力量。

从国内的八九天安门事件，到国外的九十年代的东欧苏联剧变，去年以来的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事件，都未能让当局引以为鉴，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而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更加强调“党指挥枪”，继续用枪杆子捍卫独裁专制政权，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今天的中国，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已经极端尖锐，群体事件一年逾18万起（2010年统计数字），当局依然采取一味镇压的政策，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为了“维稳大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一次次动员武警部队实施镇压。因此，我的结论是，执政当局根本不可能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根本不可能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化，中国军队不可能国家化。

近些年来，呼吁或要求“军队国家化”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执政当局依然我行我素，强调“党指挥枪”，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将“军队国家化”的提法视为“敌对势力全盘西化，分化中国”的手段。

纵观历史，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曾经要求军队国家化，以军队国家化作为幌子抨击执政的国民党，争取民主党派及舆论支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分享政权，由此提出了首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与国民党一起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即“先国家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的主张。1945年9月27日，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关于“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的提问时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了向国民党表达“诚意”，中共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进行的让步方案。在此前后，中共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均对军队国家化问题表示过赞成的态度。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达成了《双十协定》，明确把军队国家化作为共同目标。1946年1月16日，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等党派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同时，做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代表中共公布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标准：1、军队不属于个人。即军队不得为个人私有，成为私家军队。2、军队不属于派系。即军队不得成为派系政争的筹码。3、军队不属于地方。即军队不属于地方军阀，成为地方割据的资本。4、军队不属于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周恩来说，“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周恩来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周恩来还说，“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周恩来还说，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那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1946年1月31日，通过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军队国家化政协决议案，决议中“和平建国纲领”第三条即明定“确认蒋主席（蒋介石）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而决议案之军事问题案更明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

中共在1949年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后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而是明确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所谓的“党指挥枪”。这正是专制政党的本质。中共自建立军队始，即主张“党指挥枪”。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主持了红军部队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治军方略，将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以俄为师的中共不仅超越当年的国民党，也超越了老大哥苏联。

专制政党相信的是武力。毛泽东有一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自始至终是中共的信条。中共建政前，依靠军队打天下，正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建政后，依靠军队维护专制政权，依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典型的事例是，1989年，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悍然下令调动逾二十万军队进入北京，动用坦克、装甲车，真枪实弹，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

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和个人，只服从人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也就是服从人民的意志。而专制独裁国家的军队则作为党卫军存在，只服从党派或独裁者的意志。在专制独裁国家，谁掌握了军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无一不是首先掌控军队。没能掌控住军队的刘少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最终都一一被赶下台。

六四屠杀事件，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来震动，也带来耻辱，其间出现了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39集团军第116师师长许峰等诸多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抗命军人。但是，当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以为“党指挥枪”是真理，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此外，大大加强武警部队，将武警部队的职能从“内务执勤”增加了“处理突发事件”（即镇压群体事件），并以“处理突发事件”作为主要职能，解放军的14个野战师原封不动地转为武警机动师，成为镇压群体事件的常用力量。

从国内的八九天安门事件，到国外的九十年代的东欧苏联剧变，去年以来的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事件，都未能让当局引以为鉴，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而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更加强调“党指挥枪”，继续用枪杆子捍卫独裁专制政权，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今天的中国，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已经极端尖锐，群体事件一年逾18万起（2010年统计数字），当局依然采取一味镇压的政策，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为了“维稳大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一次次动员武警部队实施镇压。因此，我的结论是，执政当局根本不可能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根本不可能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化，中国军队不可能国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