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薄熙来有关的案件一案变三案糊涂审结之后，中共中央外宣办于8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共十八大代表的选举情况，同时公布了由2270人组成的代表名单。但何时召开以及关键的人事安排如政治局委员人选、常委名单是否由七人变九人等仍是不宣之秘。
 
一场中国高层的权力交接，竟然变成了一部集谋杀、腐败、情色瓜葛各种戏分齐全的惊险影片，全是权欲惹的祸。
 
  “集体领导”的阿基里斯之踵
 
鉴于这次九常委当中，政法委书记与中宣部长（当然不止这二位）的表现与胡温等党政一把手有距离，导致对薄熙来的处理无法形成统一的看法，据说这次高层的多头共治局面会有所改变，将由“九头”变“七头”。
但即算“九头”变“七头”，这种决策分散化、决策成本高昂甚至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的局面是否会有改观？我看未必。因为高层多头共治本身与极权政治的要求有内生的冲突。
 
观诸人类历史，自20世纪才出现的极权政治与以往不同，其特点是强调一项宗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中共经历过十余次与领袖争夺战有关的激烈路线斗争，最后确立的就是毛时代那种完全符合极权政治内生要求的政治形态，从地方到中央，事权归于党，政府听命于党，党听命于领袖，即“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主席”这种一元化政治权力格局。
 
当年，邓小平鉴于毛泽东一人独裁之痛，创设了所谓“集体领导”的高层政治构架。这一政治构架确实削弱了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在高层的多头牵制下，谁也无法效法毛泽东那样凌驾于一切人及制度之上，颐指气使，为所欲为。邓的积威虽然使他在所谓“集体领导”中权力独大，能够两废总书记，但毕竟不能走得像毛那样远。此后江泽民在长袖善舞的操作下，顺利地运作了近10年。但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邓小平设计的多头高层构架与极权政治那种内生的矛盾就暴露无遗。目前形成的这种“多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口头上被奉行但人人都不相信的主义（马毛邓三科）”状态，成为中国权力交接前夕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将多个政治寡头维系在一起的早已不是什么信仰与主义，而是利益。既是利益，就永远存在着争斗。更何况胡锦涛虽然稳重但才具平庸，在高层内部也缺乏江泽民那种斡旋能力，与他年龄相差不了多少的老太子党这时地位提高，这些人有共同的政治经历与诉求，更有共同的利益，在军队内部势力更是盘根错节，不似在党内与政府内那样处于少数与弱势。近几年，军内一些有背景的将军们屡屡对外交内政发难，这种干政倾向让胡锦涛等高层很不安，但却无奈其何，只能以安抚为主。
 
多头共治与一元化政治架构间内生的冲突
 
极权制度最高权力的移交，或者是指定性的，或者是政变性的，但很难形成制度性的平稳交接。这种权力继承时发生的危机，在德国纳粹、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等一代而终的极权政治下没有来得及暴露，东欧国家因为有“父皇帝”前苏联高踞在上，权力继承得听莫斯科招呼，小打小闹就过来了。但是前苏联及中国，每逢权力继承，都要发生激烈的明争暗斗。
 
以中共权力继承为例，即使是指定接班人的，也要发生危机，比如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有刘少奇、林彪等，最后都被他自己废掉，而且两位接班人也被置于悲剧收场。邓小平指定江泽民与隔代指定的胡锦涛倒都是按照步骤接了班。到了胡锦涛行将按程序交班的最后两年，也通过“集体领导”机制指定了接班人当中的一、二号选手总书记与总理人选，但却发生了薄熙来及其支持者问鼎的政治事件。薄熙来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觊觎大位，因此导致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严重的内讧。
 
由于薄熙来事件，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高层多头的政治构架彻底暴露了它的虚弱。这里必须说明，邓小平的“集体领导”不是毛泽东在1937年底到1943年3月间的“集体领导”。当时，中共中央曾设有最高领导机构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等五人任书记处书记。但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拉打抬等手段，将所谓“集体领导”逐渐演变为毛泽东个人专权的一件外衣。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共这架统治机器运转效能最好的时刻，就是领袖说一不二的时期。一旦新的领袖失去了专断能力，“集体领导”就变成多头共治下的各自专权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局尚稳，无非是领导集体各自把持一个摊子；而今经济社会危局已成人所共知之事，为了挽救危局，路线斗争必然发生。而中共奉行的主义是毛邓三科四代领导人的讲话大杂烩，毛、邓（晚期）经济思想本来就极不兼容，容易导入意识形态纷争的陷阱，邓小平可以凭借个人权威用“不争论”压制下去，但现在没有能够说一不二的领袖，路线斗争的胜败就不再由“最高指示”来定夺。于是，路线斗争就转化成几乎公开的权力斗争。而名义上的领袖胡锦涛受到各方势力掣肘，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谐”，连权力斗争都不敢公开化，只能靠私底下妥协斡旋来维持局面。薄案就这样被引进了大事化小的胡同里，但各种矛盾依然存在。
 
多头共治=多条非制度化食物链同时存在
 
现阶段，中共的权力斗争与历史上的已经截然不同，背后都存在各个分利集团的利益争夺。这是因为中共政府掌握垄断着全部资源，又能够依靠权力半行政干预攫取资源，再通过半市场化机制将其变现为金钱。这种利益格局必然存在争斗，现在“九龙共治”是如此，将来变成七龙共治仍是如此。
 
中共政治局的“九龙”，个个都在某领域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国，权力就是一条食物链，围绕着“九龙”权力宝座下延伸出来的食物链，自然就有大大小小的攀附者，这些利益链条主观上也希望大家相安无事，但实际上资源有限，贪欲无限，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利益碰撞。因此这“九龙”的心绝对不是一条，劲也很难往一处使。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即决策成本太高，在重大事件上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在薄熙来事件上将这点公开化了。
 
红二代议政与京城政治
 
这又是一个中国当代政治无法忽视的特殊因素。
 
除了现任九常委之外，中国还有一个由退休高官、前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后裔太子党、以及大大小小的红二代（即父母参与了中共建政，只是官阶不够党与国家领导人的资格），他们根据父辈渊源、血缘、姻亲、朋友关系等构成了一个个京城政治小圈子——自古以来，京城乃是皇族、勋贵、功臣及其后代聚集之地。中共治下并未改变这种状态，而且还比封建王朝多了一项恩泽，允许文武大臣及其后裔留居京城，而不是像封建王朝，大臣告老后必须还乡，退守原籍。据说北京现在至少有50余个这样的小圈子，这些人由于年龄、位势等各种原因，近年来在体制内处于日渐边缘化的位置。这些小圈子的政治共识倒不是基于未来中国要走什么道路，主要是对胡温治下的中国现状极其不满，他们批评现政府官员过于腐败，更不满意三、四代领导人的子女个个在金融界高科技行业上下其手，成了亿万富翁。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他们认为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不应该这样被本届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葬送。他们通过聚会、办网站等各种形式发言议政，国际媒体早就发现了这批“红二代”享有批评时政的特权，并经常报道这类消息。
 
北京还是各种承担智囊功能的研究机构云集之地，不少知识精英与这些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中最活跃的应当是这些年奉“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为共主的左派、新左派。就在8月9日谷开来受审的前一天，这批左派还在两位前部级官员领衔下，发表了要求罢免温家宝政治局常委与总理之职的万言书。
 
这些群体在体制内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在中共领袖个人权威衰退之时，他们的力量集结起来，能够非常有效地干政。薄熙来之所以能够从中共中央预留的路线斗争、政治错误（腐败）与刑事犯罪三条罪名下逃脱，许多被视为“薄党”的人还能安然晋位十八大党代表，全赖于这些小圈子拥有的非制度化力量。
 
但如果将中国民主化希望寄托在这些小圈子的反腐败言论上，那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小圈子是这个体制真心实意的拥护者，与其说他们拥护民主，还不如说他们拥护“党内民主”。因为这些小圈子的生存附着在国家权力之上，不管怎样衰落，但也还享有各种大小不等的特权，因此，很难希望在“红二代”内部形成反体制的挑战力量。众多海外媒体在报道他们对现实不满的发言时，过多渲染了他们批评腐败的言论，忽视了他们只是在“闹家务”，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不满自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位边缘化，希望通过这种积极的干预改善并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力。
 
邓小平创立的“集体领导”模式——多头高层政治架构，现在虽然已经被十八大新晋党代表胡鞍钢论述为“集体总统制”并解释了这一架构的合理性，但这种领导模式与极权政治的不相容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共要想弥合这种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极权的政治构架，放弃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承认利益多元化格局，还权于民。如果坚持在极权政治上一条道走到黑，等到内乱蜂起之局与高层内斗白热化同时发作，势必轰然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