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卫国失败，屡次上演，形式各异。小败，割地赔款；大败，改朝换代。论及败因，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民间著述，大都少不了“内政失修”这一条，也就是制度失当、吏治腐败、官民对立、阶层隔怨之类。历史进入到国号嵌入了“人民”、“共和”字样的新时期，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呢？当深入分析保钓、保黄（黄岩岛）、保沙（南沙）、保藏（藏南）、保疆（南疆）等诸多卫国项目的预期结果时，我们悲哀地发现，情况基本没变。
1、集权，为卖国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细致考察上述卫国题材的肇因，可以进一步发现，问题的形成，竟也是缘于内政不修，准确点说，是政制不修、权力失控、官家肆无忌惮地代表人民。
毛-周把白龙尾岛、半个长白山、鸭绿江出海口的几乎全部岛屿、江心坡-南坎地区、坎巨提地区、藏南地区等总计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送予、赠予、让予邻国，是40多年前发生的事；唐鲁乌梁海、半个黑瞎子岛等总计超过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让予、分予俄国，是10多年前发生的事；而帕米尔高原一块2.85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95%，让给了塔吉克斯坦，则是去年一月份刚刚发生的事。
那些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当家人，在将作为国之根本的领土送人时，同样表现出了无所忌惮的革命豪情，谈笑间便处置完毕，让渡主权的“创新”模式，令人震惊。
模式一，“让政府不让军队”。关于把缅北三角区（江心坡地区）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缅甸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缅甸军队不进驻，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这种名为维护主权、实为放弃主权的外交举措，至今还在钓鱼岛问题上予以贯彻：海上保安厅的警察可以随便登岛，只要自卫队不上就行。
模式二，“秘密移交”。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浮水洲岛（白龙尾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为了援助北越抗美，中国将该岛秘密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岛上64户华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华侨。所签协议至今不公开，究竟是送还是借，国人无从知晓。由于白龙尾岛处于北部湾的中心处，在2000年12月中越北部湾划界时，越南据此取得了53%的海洋区域。在距离海南岛仅70海里的近海，中国丢失了重大的渔业和海洋石油资源。有许多史料和著述可以证明，中共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的真实目的，和将缅北三角区送给缅甸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将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以阻止他们从陆地和海上反攻大陆（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让中国付出了至今还看不到尽头的惨重代价。送出缅北三角区，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藏段，印度据此坚决要求中国承认麦线的印-藏段，毫不松口。就军事价值而言，设若缅北三角区不丢，则中国在相对平缓的地形区与印度接壤，可由南向北直接攻击东印度和藏南，战场环境大大优于青藏高原。当然，笔者没有任何鼓吹对印开战的意思，仅是从技术角度谈一点看法。送出白龙尾岛，让中国失去了控制北部湾的天然基地，否则，12.8万平方公里的北部湾，就会成为大于渤海（7.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第二个内海，对于腿短的中国空军和海军而言，大大增强了威慑越南北部的力量。
模式三，“感情深，随便分”。1962年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中朝边界条约》，1964年陈毅与朴成哲在北京签订《中朝边界议定书》，将一半长白山，以及鸭绿江出海口紧靠中国一侧的几乎所有岛屿（绸缎岛、薪岛、上岛、下岛等），划归朝鲜。官方解释说，这是“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如今，经过几十年的淤积，绸缎岛与中国本土几近接壤。一旦如此，则鸭绿江将会继图们江之后，永久性地对中国关上出海口的大门。
模式四，“拿回一点交差”。2004年拿回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多半个让给俄国；2011年收回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土地（不到5%），2.7万平方公里让给塔国。CCTV宣扬说是外交成果。
犀利公唠叨这些已经丢掉了的相当于四个江苏省面积的土地，绝不是说那些零平方米的水下礁盘和几平方米的水上小岛不重要、不值得保；而是想说，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平民，你阻止不了他们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别人，你同样也保护不了那几平方米的弹丸岛礁。在前几日十几个城市举行保钓游行期间，有人写道：当我们能够保住自己的家园时，钓鱼岛就自然保住了。
进入到“人民”“共和”时代的中国，在面对国土丧失的苦局时，普通人之所以依旧是这般无助、无奈，原因就在于“家天下”的本质没有变。陈行之先生说：“中国历史是家天下的历史，在某一个时段总是属于某一个宗族……近现代也是这样，不同点在于国家权力的递延从一家一户的宗族血亲向打江山坐江山的利益同盟（集团）转移了，这个利益同盟既可能是政党，也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政府组织。”（《建文帝削藩：处心积虑为哪般？》）毛-周在挥洒送山送岛送土地的革命豪情时，除了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激素在起作用之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朕即天下”的帝王思想——打下来的江山我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李明博登上独岛，不是说他们就比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核心们更勇敢、更爱国；而是说明，选票和权力监督机制的压力的确很大。顺时针考察一下与中国存有领土纠纷的周边九国，俄、韩、日、菲、马、越、缅、印、不，它们的领导人，不管是总统、首相、总理，还是主席、国王，没有一人敢于提出让步。即便是实行一党制的越南和实行立宪制的不丹，在越共党内和不国内阁之中，都存在一定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只有一方，那就是中国。中国有条件让步，中国会让步，这不仅仅是周边国家心照不宣的共识，也是1949年之后被反复证明了的。最近的一条证明发生在半个月前，傅莹女士会见旺楚克国王，港媒发出中国有意让步的报道（笔者未经证实）。看来，洞朗草场和白玉牧场的前途值得忧虑。对于中国的外交，国际著名智库“国际危机组”，看得相当透析，“该部（指中国外交部）有一句俗语：‘不做事不要紧，但是做事没做好要承担责任。’因此，外交部宁愿搁置争议，将问题留给未来更明智的一代。”（2012年4月23日发布的报告《沸腾的南中国海》第五部分）这种“将问题留给未来一代”或美其名曰“搁置争议”的外交策略，其结果只会使问题被拖大拖炸。
2、专制，让中国失去越来越多的朋友
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主线可以聚焦到中美之间的矛盾上。中美两国不仅仅是两种发展模式的代表，更是当今世界两种主要价值观的代表。在多篇文章中，我一再说明，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专制和支持专制，将中国推向日益孤立的境地。不改进价值观，中国外交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崛起注定是南柯一梦。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持续爆发的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我们所奉行的无正义外交政策（支持萨达姆、卡扎菲、本.阿里、穆巴拉克、巴沙尔），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家形象的毁损。
无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主义价值观，不仅让愈来愈觉醒的国民齿冷心寒，也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五年来，中国用订单和外储援助了不少西方国家，非但没能换来尊重，反而遭到更多的鄙视。因为一个打压和盘剥本国国民的国家，在普世价值的道德词典里，是被归入不道德范畴的。金援，可以交换到红地毯、21响礼炮、空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交换不到尊重和尊严。
灵活运用世贸准则和国际法规，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本无可指责。但选择性遵守、耍小聪明，无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则只能成功于一时，断不会长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颇为自得的一项发明，今天看来，其实不过是小聪明。因为当时的全球大趋势就是开放国门全方位对接工业革命，“体”（价值观）需要随着“用”（技术）而动。洋务派领袖们顽固坚持“用”进“体”静，最终失败。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又有幸开启了一场洋务运动，而且同样持续了34年（1978-2012）。可惜的是，小聪明劲头又上来了，把“经济搞活、政治控死”的所谓中国模式奉为圭臬，高调抗拒全球民主化进程，逆潮流而行。
中国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悲情的困局之中：发生领土纠纷时，纵然我们有理，也不能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整个国家被打入了反人性的另册。在李鸿章与列强苦苦周旋时，大清国得到了美国的同情（特别是格兰特总统）；在蒋介石与日寇鏖战时，中华民国也有幸得到了美国的援助（特别是罗斯福总统）。李时代虽然让俄国割走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没有亡国；蒋时代虽然让日本烧杀了15年（1931-1945），也没有亡国。环顾世界，今日的中国，若再有国难，谁是我们可以赖以为助的朋友呢？朝鲜？古巴？伊朗？
3、腐败，不仅掏空军力，也在蚕食民意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指望将士用命的。这不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两次证明了的（晚清、民国），更是商纣以降的三千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宗方小太郎在甲午开战前所做的“大清国全民腐败”的尽职调查，虽然过去了将近120年，但情报在今天依然有效。
中央党校的邓聿文先生写道：“部队腐败肯定会引起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不满，而打仗主要是靠他们，因此，一个腐败严重的军队，其士兵是否有为国而战的精神和意志，乃至真实的战斗力如何，都让人存疑。”（《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分析》）在老山轮战的末期，笔者受命见习，部队驻扎在半山腰的老山泉附近，全连仅有一部电话，通信不便，但内地的腐败之声（彼时叫“官倒”）还是传了过来，战士对军官多吃多占慰问品（香烟、烧酒之类）意见很大。24年过去了，兵已换了十茬，意识觉醒大大超过我当排长那阵子。军队贪腐也已经上升到司令员层次，额度早已迈过亿元门槛，如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涉贪1.6亿。官兵关系，与地方上的官民关系，状态接近，仗还怎么打？邓先生忧虑地写道：“打赢了固然好说，打输了不但可能从此再也要不回钓鱼岛，还极可能会给政权自身造成合法性危机。”说到了执政党的痛处。
在《中国十问》里，荣剑先生直白地写道：“中国或许正面临着晚清社会转型以来最急邃的变化和最深刻的危机：执政党的制度腐败前所未有，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类文明底线屡被突破，社会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渐成熟。”面对如此危险的社会形态、如此脆弱的民意基础，执政党还能够肩负起领导卫国战争的重任吗？换言之，当发生一场中等规模的外战时，党和人民，还能够双赢吗？
即将召开的大会，如果仅仅把指导思想由长句子改成短句子，将进一步加深社会失望情绪。中国堪忧，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到来的现实。卫国无忧，是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国民认可、国际赞同的民主体制基础之上的。唯有政改，方可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