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丁生日餐会与包遵信先生在一起
与杨建利等朋友在下营见面

唇亡齿寒也罢，物伤其类也罢，虽都不是什么好词，然而用来形容我们这些天的心情，却大抵如此。自28日傍晚那一刻起，我们总是恍恍惚惚、茫然若失，好像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包遵信先生弃世而去，禁不住有一些话要说，但这只能在痛定思痛之后。

说起来，我们与包先生的交谊，仅仅四年不到。之前，但闻其名，无缘晤面。四年前，蒋因患心脏病住北医三院手术治疗。一天，祖桦、晓波去医院看望，意想不到，他俩竟把包先生也邀约去了。这是我们与包先生第一次接触。事后，听蒋说，其实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包先生了。最早是在1993年春，正值民营三味书屋二楼茶座（实为读者沙龙，不定期举办读书会及文化讲座——作者注）经“六四”重创后重新开业，主办者为恢复80年代茶座人文活力，几乎把当时在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请去了，这其中就有包遵信先生。那时包先生大概刚获假释出狱不久，应该还在“剥权”期间，能在那样的场合露面，实属不易。蒋曾对我说，包先生个子不高，脸膛黝黑，因此他误认为包先生是福建、广东一带人。他还告诉我，那次集会当局派来的“便衣”不比正式的受邀者少，因此与会者相互间的接触、谈话相当谨慎。不过，这一次总算把包先生其人其名对上了号。

近年来与包先生来往多了，才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比蒋小四岁。但说来惭愧，我们只是比他虚长了几岁年纪罢了。包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知先觉者，我们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知后觉者。包先生于80年代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我们在北京没有买到，是托朋友直接从四川出版社邮购的。在我们家里，大人读，孩子也读。我死去的孩子当时不足15岁，却比我们还废寝忘食。在前年与包先生的一次见面中，我还特意向他提起这件事。然而，物是人非，徒生悲伤，唯有怆然唏嘘而已。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包括像我儿子那样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很多都是捧着那些启蒙读本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有了推心置腹交流各自想法的机会。他的话不多，我们的话也不多，但彼此很容易沟通，因为双方心里的话，或都写在了脸上，或已形诸于文字，再说就是多余的了。他在2004年第一次脑干出血犯病康复以后，行动略有不便，说话的口齿也有些含混，话似乎就更少了。但只要我们有求于他，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事，他总是直率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作耐心的解释。这些年来，我们深感我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已经与包先生的命运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我们欠他的情太多了，更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曾多次向他提出要去塔院他家看望他，向他当面道谢。但都被他“拒绝”了。2005年夏天，蒋住院做心脏复查，我想趁探病的机会，登门拜访。于是，我事先给包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但他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怕狗，我们还是去医院见面吧。待我辗转乘车来到蒋的病房，他已经先于我到了医院，正坐在病床前与蒋说话呢。傍晚，我们一起出了医院，往车站的方向慢慢走去。他行动艰难，我一路挎着他的胳膊，边说边走，不知不觉走到了他住所的楼下。我不忍心再让他送我了，要他上楼回家，何况到车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他说什么都不肯。于是，我们又边说边走，一直到车站。等了许久车仍未到，我怎么也不让他再同我一起等下去了，但还是拗不过他，等我上了车他才返回原路回家。在暮色中，我从车窗里望着他艰难的步履，望着他缓慢移动的背影，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泪是热的，还是凉的？我无法说得清楚。好人啊，我交上一个好人了！人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难道老天爷真的如此不公吗？

2006年12月26日，是我农历70岁生日。我请晓波夫妇邀集北京的朋友一起吃顿饭，但希望他不要向朋友们提起我的生日。那天来了很多朋友，有的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很自然，包遵信先生是我的“特邀嘉宾”之一。论年龄，他也是一位长者。眼看着济济一堂的新朋旧友，那天包先生非常高兴，人们几乎觉察不到他是一个有病的人。

在那次生日餐会上，我第一个向来宾介绍的就是包遵信先生。我说：“这位就是我尊敬的包遵信先生，他在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作出过很多贡献，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我死去的儿子就是读着这部书长大的。我在这里要感谢包先生。”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想说的话。

在那次生日餐会上，我还谈到了死。我说：“我之所以要请大家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怕自己活不到80岁。因为据我二伯父丁文江的考证，我们丁氏家族中没有长寿的遗传基因，祖辈中好几代人没有活过50岁的。……

今天，像我这样的家族背景，又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丧子之祸，能够活到70岁，就算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不想放弃今天这个机会，好让我当面向朋友们致谢，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对天安门母亲这个受难群体的同情、理解、支持和帮助。（鞠躬致谢）”在我要感谢的朋友中，我最在意的就是包遵信先生。2004年，我和其他两位天安门母亲被捕，在签名营救者的行列里，就有包先生。

我之所以要在这样的场合谈到死，还因为我要让在座的中年和青年朋友们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余生无几了，他们应该挑起更重的担子。我想，我当时所说的那点意思，坐在我旁边的包先生一定会理解和产生共鸣的，因为在他平时的一些言谈中，他不仅总是以长者身份给于这些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十二分的关爱，而且也总是寄厚望于他们。现在，他不意先我而去了，我感到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与孤独。我觉得他不应该死，他毕竟还比我小一岁，而且是比我更有用的人。

我在这里还想说说，今年6月16日，包先生与一些朋友一起去延庆下营村看望我们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与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了，而且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一份冷酷中的最美好记忆。此前，刚出狱不久的杨建利先生提出要想来看望我们。我告诉他，我们不在北京城里而在延庆农村，离北京很远，交通也不便。但他执意要见到我们。这样，就由晓波、祖桦作了安排，于16日那天一行六人分乘两辆小车驱车100公里来到我们在远郊农村的暂居地。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包遵信先生居然也一起来了。据晓波（也可能是别人）说，他们曾劝阻过包先生，但包先生表示一定要去，他们无法违拗。要知道，那不是去延庆的风景区旅游的，对于一个曾经患过重病的老人说，这不啻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那天，我们在院子门口迎接远道来的客人。杨建利下车一见到我就朝我奔来，当着马路上的行人与我抱头痛哭，围在周边的包先生和其他朋友，也无不为之动容。后来我知道，包先生这次是执意要亲自陪同杨建利来看望我们的。我还知道，在以后几天里，包先生还陪同杨建利去拜访了北京的好几位朋友。这样的不辞辛劳，这样的关爱后进，如果换上我，我自认很难做到的。

那天大伙儿相聚甚欢，有思想的交流，有观点的沟通，也有问题的争论，包先生说的话依然不多，但他思维缜密，往往一语中的，不能不令在座者钦敬。夜色已深，大家仍不愿离去，但考虑到包先生毕竟有病在身，不得不作一暂别。可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永诀。

包遵信先生为人宽厚，与人为善，但对年轻朋友身上的一些缺失，从不做无原则的迁就。去年5月，布什总统会见余、王事件引发一场风波，海内外对余、王多有批评指责。一天，包先生由祖桦、江棋生、浦志强陪同来我们家里，大家自然又谈起那一场风波。我们向在座的几位说起此前我们对余杰的批评。大意是：余、王当时在情急之下做出那样的决定不容易，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无论事先事后，他们（主要是余）的一些言论、做法确有不妥，尤其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后果。我们告诉几位，我们曾当面批评过余杰，说他的问题在于“少年轻狂”。在场的几位听我们这样一说，都有些激动，包先生则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略带激动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同意丁老师蒋老师的批评，余的问题就是“少年轻狂”，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小事，应该有所检讨；但反过来说，事情也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多加指责，毕竟年轻。他接着说，现在像余、王那一代人，有几个能像他们做那么多事的，又有几个做得那样好的？包先生的这一席话，可谓语重心长。年轻一点的朋友，都应该有所自律，绝不能放纵自己。

在那几年里，包先生与晓波夫妇、余杰夫妇以及张祖桦、江棋生、浦志强、莫律师等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有些时候我们也参加。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这些青年乃至中年朋友有一种年长者难得的责任和真诚。就是那一次下营之会，我们就亲耳听到他郑重其事地对祖桦的批评，他说祖桦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该说的话不说。他这话是我们在一个饭馆用餐后很多人已离开餐厅的时候特意对祖桦说的，话依然不多，但我想这话已经在他心里已放了很长时间了。我想祖桦一定记住了他的话。现在包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也一定会想起他说的这几句话。

包先生走了，我望着他艰难的步履，望着他缓缓移动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他。

最后，一付挽联为他送别：

立足当下走向未来得风气先为后人师始信独立自成蹊
风刀霜剑亡命幽禁屈也不馁折也勿悔莫谓直道难成行
                      丁子霖 蒋培坤敬挽
                                                           
2007年11月1日

06年丁生日餐会与包遵信先生在一起
与杨建利等朋友在下营见面

唇亡齿寒也罢，物伤其类也罢，虽都不是什么好词，然而用来形容我们这些天的心情，却大抵如此。自28日傍晚那一刻起，我们总是恍恍惚惚、茫然若失，好像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包遵信先生弃世而去，禁不住有一些话要说，但这只能在痛定思痛之后。

说起来，我们与包先生的交谊，仅仅四年不到。之前，但闻其名，无缘晤面。四年前，蒋因患心脏病住北医三院手术治疗。一天，祖桦、晓波去医院看望，意想不到，他俩竟把包先生也邀约去了。这是我们与包先生第一次接触。事后，听蒋说，其实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包先生了。最早是在1993年春，正值民营三味书屋二楼茶座（实为读者沙龙，不定期举办读书会及文化讲座——作者注）经“六四”重创后重新开业，主办者为恢复80年代茶座人文活力，几乎把当时在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请去了，这其中就有包遵信先生。那时包先生大概刚获假释出狱不久，应该还在“剥权”期间，能在那样的场合露面，实属不易。蒋曾对我说，包先生个子不高，脸膛黝黑，因此他误认为包先生是福建、广东一带人。他还告诉我，那次集会当局派来的“便衣”不比正式的受邀者少，因此与会者相互间的接触、谈话相当谨慎。不过，这一次总算把包先生其人其名对上了号。

近年来与包先生来往多了，才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比蒋小四岁。但说来惭愧，我们只是比他虚长了几岁年纪罢了。包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知先觉者，我们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知后觉者。包先生于80年代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我们在北京没有买到，是托朋友直接从四川出版社邮购的。在我们家里，大人读，孩子也读。我死去的孩子当时不足15岁，却比我们还废寝忘食。在前年与包先生的一次见面中，我还特意向他提起这件事。然而，物是人非，徒生悲伤，唯有怆然唏嘘而已。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包括像我儿子那样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很多都是捧着那些启蒙读本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有了推心置腹交流各自想法的机会。他的话不多，我们的话也不多，但彼此很容易沟通，因为双方心里的话，或都写在了脸上，或已形诸于文字，再说就是多余的了。他在2004年第一次脑干出血犯病康复以后，行动略有不便，说话的口齿也有些含混，话似乎就更少了。但只要我们有求于他，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事，他总是直率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作耐心的解释。这些年来，我们深感我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已经与包先生的命运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我们欠他的情太多了，更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曾多次向他提出要去塔院他家看望他，向他当面道谢。但都被他“拒绝”了。2005年夏天，蒋住院做心脏复查，我想趁探病的机会，登门拜访。于是，我事先给包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但他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怕狗，我们还是去医院见面吧。待我辗转乘车来到蒋的病房，他已经先于我到了医院，正坐在病床前与蒋说话呢。傍晚，我们一起出了医院，往车站的方向慢慢走去。他行动艰难，我一路挎着他的胳膊，边说边走，不知不觉走到了他住所的楼下。我不忍心再让他送我了，要他上楼回家，何况到车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他说什么都不肯。于是，我们又边说边走，一直到车站。等了许久车仍未到，我怎么也不让他再同我一起等下去了，但还是拗不过他，等我上了车他才返回原路回家。在暮色中，我从车窗里望着他艰难的步履，望着他缓慢移动的背影，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泪是热的，还是凉的？我无法说得清楚。好人啊，我交上一个好人了！人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难道老天爷真的如此不公吗？

2006年12月26日，是我农历70岁生日。我请晓波夫妇邀集北京的朋友一起吃顿饭，但希望他不要向朋友们提起我的生日。那天来了很多朋友，有的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很自然，包遵信先生是我的“特邀嘉宾”之一。论年龄，他也是一位长者。眼看着济济一堂的新朋旧友，那天包先生非常高兴，人们几乎觉察不到他是一个有病的人。

在那次生日餐会上，我第一个向来宾介绍的就是包遵信先生。我说：“这位就是我尊敬的包遵信先生，他在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作出过很多贡献，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我死去的儿子就是读着这部书长大的。我在这里要感谢包先生。”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想说的话。

在那次生日餐会上，我还谈到了死。我说：“我之所以要请大家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怕自己活不到80岁。因为据我二伯父丁文江的考证，我们丁氏家族中没有长寿的遗传基因，祖辈中好几代人没有活过50岁的。……

今天，像我这样的家族背景，又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丧子之祸，能够活到70岁，就算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不想放弃今天这个机会，好让我当面向朋友们致谢，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对天安门母亲这个受难群体的同情、理解、支持和帮助。（鞠躬致谢）”在我要感谢的朋友中，我最在意的就是包遵信先生。2004年，我和其他两位天安门母亲被捕，在签名营救者的行列里，就有包先生。

我之所以要在这样的场合谈到死，还因为我要让在座的中年和青年朋友们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余生无几了，他们应该挑起更重的担子。我想，我当时所说的那点意思，坐在我旁边的包先生一定会理解和产生共鸣的，因为在他平时的一些言谈中，他不仅总是以长者身份给于这些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十二分的关爱，而且也总是寄厚望于他们。现在，他不意先我而去了，我感到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与孤独。我觉得他不应该死，他毕竟还比我小一岁，而且是比我更有用的人。

我在这里还想说说，今年6月16日，包先生与一些朋友一起去延庆下营村看望我们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与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了，而且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一份冷酷中的最美好记忆。此前，刚出狱不久的杨建利先生提出要想来看望我们。我告诉他，我们不在北京城里而在延庆农村，离北京很远，交通也不便。但他执意要见到我们。这样，就由晓波、祖桦作了安排，于16日那天一行六人分乘两辆小车驱车100公里来到我们在远郊农村的暂居地。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包遵信先生居然也一起来了。据晓波（也可能是别人）说，他们曾劝阻过包先生，但包先生表示一定要去，他们无法违拗。要知道，那不是去延庆的风景区旅游的，对于一个曾经患过重病的老人说，这不啻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那天，我们在院子门口迎接远道来的客人。杨建利下车一见到我就朝我奔来，当着马路上的行人与我抱头痛哭，围在周边的包先生和其他朋友，也无不为之动容。后来我知道，包先生这次是执意要亲自陪同杨建利来看望我们的。我还知道，在以后几天里，包先生还陪同杨建利去拜访了北京的好几位朋友。这样的不辞辛劳，这样的关爱后进，如果换上我，我自认很难做到的。

那天大伙儿相聚甚欢，有思想的交流，有观点的沟通，也有问题的争论，包先生说的话依然不多，但他思维缜密，往往一语中的，不能不令在座者钦敬。夜色已深，大家仍不愿离去，但考虑到包先生毕竟有病在身，不得不作一暂别。可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永诀。

包遵信先生为人宽厚，与人为善，但对年轻朋友身上的一些缺失，从不做无原则的迁就。去年5月，布什总统会见余、王事件引发一场风波，海内外对余、王多有批评指责。一天，包先生由祖桦、江棋生、浦志强陪同来我们家里，大家自然又谈起那一场风波。我们向在座的几位说起此前我们对余杰的批评。大意是：余、王当时在情急之下做出那样的决定不容易，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无论事先事后，他们（主要是余）的一些言论、做法确有不妥，尤其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后果。我们告诉几位，我们曾当面批评过余杰，说他的问题在于“少年轻狂”。在场的几位听我们这样一说，都有些激动，包先生则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略带激动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同意丁老师蒋老师的批评，余的问题就是“少年轻狂”，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小事，应该有所检讨；但反过来说，事情也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多加指责，毕竟年轻。他接着说，现在像余、王那一代人，有几个能像他们做那么多事的，又有几个做得那样好的？包先生的这一席话，可谓语重心长。年轻一点的朋友，都应该有所自律，绝不能放纵自己。

在那几年里，包先生与晓波夫妇、余杰夫妇以及张祖桦、江棋生、浦志强、莫律师等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有些时候我们也参加。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这些青年乃至中年朋友有一种年长者难得的责任和真诚。就是那一次下营之会，我们就亲耳听到他郑重其事地对祖桦的批评，他说祖桦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该说的话不说。他这话是我们在一个饭馆用餐后很多人已离开餐厅的时候特意对祖桦说的，话依然不多，但我想这话已经在他心里已放了很长时间了。我想祖桦一定记住了他的话。现在包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也一定会想起他说的这几句话。

包先生走了，我望着他艰难的步履，望着他缓缓移动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他。

最后，一付挽联为他送别：

立足当下走向未来得风气先为后人师始信独立自成蹊
风刀霜剑亡命幽禁屈也不馁折也勿悔莫谓直道难成行
                      丁子霖 蒋培坤敬挽
                                                           
200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