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甚至已经完善建立了一种制度，把企业、腐败和奴工劳动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它能从日益繁荣的经济中获利。

                                                                                              撒切尔夫人

作为美国社会学巨匠丹尼尔。贝尔惟一的华人弟子，丁学良是社会学领域华人学者中的佼佼者。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韦伯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研究，就让众多学人受惠不少。近年来，丁学良从美国到澳洲，再到香港，其教学与研究之地离中国本土越来越近。他每年有很多时间在内地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也积极介入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大学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在越来越看“北大人”脸色的说话海外学者群体中，是少有的有责任、有担当、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作为研究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专家，丁学良很自然地介入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此一主题，他在一个小型的内部讨论会上作了一系列演讲，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成《辩论“中国模式”》一书。

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丁学良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中国模式”，尽管它并不那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中国模式”肇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日益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他在书中分析了“中国模式”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论证了“中国模式”的内涵，对“中国模式”的绩效进行了中肯评价。对于这此类深具现实意义的书，身处“中国模式”之中的普通读者的评价，才最中肯，“当当网”上第一个留言者便如是说：“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发展的书，由于某些原因，很多书讲不出真相。丁先生的书很透彻。通过该书，实验室的小白鼠（大多数老百姓）可以认识实验员如何在玩游戏。”实验员就是胡锦涛和他政治局的同僚们——扩大一些的话，可以将中央委员们都包括在内；中国的老百姓很不幸都成了比奴隶还要凄惨的“小白鼠”。

“中国模式”的三个支点注定了它不可复制

胡锦涛执政十年，先后提出过不少“胡锦涛学说”，大都沦为笑柄。惟有“中国模式”颇具可圈可点之处。已有不少学者尝试过对中国模式下定义，在我看到的各种定义中，丁学良的定义最为准确、客观。

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是关于权力架构的，它的核心是列宁主义。很多人认为，加入世贸、办奥运、办世博，与资本主义共舞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了。然而，无论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上作出多大的调整和蜕变，“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奉行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列宁主义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的方式是他们的生命线”。

其次，是社会方面的，是关于社会控制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状态。社会控制的力量分为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正规的国家机器系统，即军队、警察等专业化的控制体系；第二方面军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前两者是列宁－斯大林的传统。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传统，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全中国城镇地区建立起来的两大社会控制支柱。一个是以工作单位为单元，单位对其成员实施控制。另一个是以城镇居民的居住点为单元，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培植的社会控制网络。这两个方面从毛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第五是高科技的控制系统，比如大中城市千千万万个电子监控镜头、新兴的网络警察等。丁学良概括说，这五个方面，“被与时俱进地整合演变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由各级‘政法委’及‘维稳办’统筹兼顾、协调领导，成为对快速变化的当今中国社会进行无微不至、灵活多样监控的超级庞大工程”。

“刚性维稳”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词汇，也成为胡温当局统治术的最大特征。此种维稳策略，暂时有效，但其造成的深层次的社会裂痕和冲突，日益凸显。丁学良在书中引用新华网对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局长的一篇采访，该公安局长透露，这个四十万人口的县，所谓“信息员”就有一万两千多名，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三。该比例是当年东德共产党政权的两倍，而东德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秘密信息员比例最高的国家。

第三是经济方面的，是关于经济体制的，即“管制的市场经济”，最关键的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资源全都被政府垄断。丁学良认为，这是东亚资本主义，即“儒家资本主义”或“专权资本主义”的变体。当然，中国政府控制的力度和深度，中国官员可以正式非正式操纵的空间，比所有东亚国家都要大得多。

胡锦涛引以为自豪的“黄金十年”就是建立在此三个支点之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照搬过去，故而，“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模式”的五个成本注定了它不可持续发展

第三个成本是体制性的腐败。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最近二十多年来的腐败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特征：一是腐败的广度和深度加剧；二是腐败所涉及到的金额高速增长；三是腐败被揭露出来以后对现有职位安排和人事制度造成的冲击力微不足道；四是腐败在中国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行为问题，它已经和平演化为一个全民的行为问题，即“人人恨腐败，人人想腐败”；五是反腐败的权力和渠道处于垄断状态，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自主的制约公共部门的预算、消除腐败行为的常规的和宽广的制度化通道。

第四个成本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丁学良将这种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讨论的状况，以及付出的沉重代价，称之为“制度化的愚蠢”。他指出：“这种状况到现在为止已经愈益淤积停滞，创造性的政策探讨的渠道已经被堵得时间太长了，已经被堵到了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的地步。”从三峡到高铁，除了让少数人和少数行业暴富之外，整个社会不得不吞咽的苦果之苦，苦不堪言。

除了以上四个成本以外，还有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成本，即权力高度垄断的体制对人的伤害，对心灵的伤害，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伤害，以及对基本的道德伦理的伤害。这一点是在回答问题的环节碰撞出的火花。

丁学良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有听众提问说：“应该不应该把这些年来中国社会风尚的水准、道德状况的衰败，即许多人忧心忡忡的所谓世风日下、人性的贪婪、道德素质的普遍滑落，也算在中国模式付出的成本代价里？”丁学良的回答是：“这种体系不尊重文化、艺术、精神产品创造的自由和专业标准，而是一切都依照自上而下的权力本位运作。像这样的操作过程、这样的专权体制、这样行政主导一切的架构，严重抑制了中国公民的创造力。没有自由，没有自主，就没有创造和创新，这是全天下的普遍规律。”此一方面本应更多展开论述，因为人是万物之源，是心灵性的动物，人被制度伤害之后，要恢复原状，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柏林墙可以一夜之间倒下，但被柏林墙束缚的思想和心灵要重获自由，要花一代人的时间与努力。

以上五大成本，无法用金钱和数字计算和统计。但是，稍有常识判断的人都知道，这五个方面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中国骄人的GDP增长数字转为负数。所以，“中国模式”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效仿的。放眼全球，并没有哪个国家真心实意地学习“中国模式”。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奴隶劳工和如此强大的独裁政府。这种新奴隶主义的“中国模式”，无法模仿，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即便在中国本土也难以为继。“中国模式”已经病入膏肓，胡锦涛却假装若无其事，因为交班之后，他就万事大吉了。可见，此人连职业经理人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

找对了病根，开错了药方

丁学良找到了“中国模式”的病根。那么，他开出的是一张什么样的药方呢？他认为，在经济上，要走出小众市场的困境，摆脱出口导向和投资的低效率，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要发掘多种启发源泉支持转型的理性主义，制约特殊利益集团，避免军人政治和暴民政治。他乐观地认为，倘若实现“中国模式”的更新换代，新的“中国模式”将是十三亿中国公民的公共产品、公共财富；正在展开的二十一世纪，将会变成中国全体民众的盛世；这种转变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我没有那么乐观。对于创巨痛深的“中国模式”，丁学良开出的药方是难以见效的“温补”，而病人的病情已是十万火急、时不我待。在政治领域，丁学良的药方里主要有两味药：一是“往外看”，即仿效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党内开明派老人谢韬等对党最后的期望。然而，这一建议不得其所。一方面，执政者完全拒绝此善意的建议。谢韬的论文发表之后，《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撰文批判，堵死了共产党改换门庭之路。另一方面，即便在西方社会，社会民主制亦是日薄西山。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最成功的地方，莫过于“小国富民”的北欧各国。但其背景是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而且教育水平极高。即便如此，运行半个多世纪以后，北欧诸国也尽显疲态、难以为继。西欧和南欧各国更是被社会民主主义拖得举步维艰、暮气沉沉。各方面条件与欧洲截然相反的中国，很难效仿和实行欧陆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丁学良药方中的第二味药是“往后看”。也就是找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人“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理念。对此，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丁学良心有戚戚焉：当时，胡耀邦等人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经历了毛时代的惨痛教训之后，有着强烈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比如，习仲勋谈及广东人偷渡去香港的现象时说，他们逃出去不就是为了把肚子吃饱吗？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我们这边政策对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啊！责任在我们，不能怪老百姓。这是中共高级官员中少有的“人话”。丁学良认为，这批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回归了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即为老百姓谋真福利。他进而指出：“这种还债情结是最为宝贵的道德遗产，是我们发展模式转型的伦理高地。”他甚至称之为“大地上的光”。

然而，这味药是否还能找到，首先是个问题；即便找到，其效果如何，更是个问题。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就在演讲现场，丁学良话音刚落，立即就有听众反问说：虽然这种情结很感人，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治国的历史中，好像是一种“异常状态”。而且，即便找回来，它是否能转换当前的中国模式，亦大可怀疑。针对此一质疑，丁学良不得不承认“这种真实感人的民本情结的恢复，确实是相当有限的，也可以说是相当脆弱的，经不起几次折腾就给冲刷走了。”

其实，真正的药方不是“还债于民”，而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言说常识居然难于上青天。由于胡锦涛听不进去任何一句逆耳之言，连丁学良这样的优秀学者也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此才能让这本书勉强出版。这是何其可悲的事实。

中国甚至已经完善建立了一种制度，把企业、腐败和奴工劳动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它能从日益繁荣的经济中获利。

                                                                                              撒切尔夫人

作为美国社会学巨匠丹尼尔。贝尔惟一的华人弟子，丁学良是社会学领域华人学者中的佼佼者。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韦伯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研究，就让众多学人受惠不少。近年来，丁学良从美国到澳洲，再到香港，其教学与研究之地离中国本土越来越近。他每年有很多时间在内地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也积极介入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大学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在越来越看“北大人”脸色的说话海外学者群体中，是少有的有责任、有担当、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作为研究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专家，丁学良很自然地介入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此一主题，他在一个小型的内部讨论会上作了一系列演讲，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成《辩论“中国模式”》一书。

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丁学良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中国模式”，尽管它并不那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中国模式”肇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日益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他在书中分析了“中国模式”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论证了“中国模式”的内涵，对“中国模式”的绩效进行了中肯评价。对于这此类深具现实意义的书，身处“中国模式”之中的普通读者的评价，才最中肯，“当当网”上第一个留言者便如是说：“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发展的书，由于某些原因，很多书讲不出真相。丁先生的书很透彻。通过该书，实验室的小白鼠（大多数老百姓）可以认识实验员如何在玩游戏。”实验员就是胡锦涛和他政治局的同僚们——扩大一些的话，可以将中央委员们都包括在内；中国的老百姓很不幸都成了比奴隶还要凄惨的“小白鼠”。

“中国模式”的三个支点注定了它不可复制

胡锦涛执政十年，先后提出过不少“胡锦涛学说”，大都沦为笑柄。惟有“中国模式”颇具可圈可点之处。已有不少学者尝试过对中国模式下定义，在我看到的各种定义中，丁学良的定义最为准确、客观。

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是关于权力架构的，它的核心是列宁主义。很多人认为，加入世贸、办奥运、办世博，与资本主义共舞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了。然而，无论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上作出多大的调整和蜕变，“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奉行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列宁主义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的方式是他们的生命线”。

其次，是社会方面的，是关于社会控制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状态。社会控制的力量分为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正规的国家机器系统，即军队、警察等专业化的控制体系；第二方面军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前两者是列宁－斯大林的传统。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传统，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全中国城镇地区建立起来的两大社会控制支柱。一个是以工作单位为单元，单位对其成员实施控制。另一个是以城镇居民的居住点为单元，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培植的社会控制网络。这两个方面从毛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第五是高科技的控制系统，比如大中城市千千万万个电子监控镜头、新兴的网络警察等。丁学良概括说，这五个方面，“被与时俱进地整合演变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由各级‘政法委’及‘维稳办’统筹兼顾、协调领导，成为对快速变化的当今中国社会进行无微不至、灵活多样监控的超级庞大工程”。

“刚性维稳”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词汇，也成为胡温当局统治术的最大特征。此种维稳策略，暂时有效，但其造成的深层次的社会裂痕和冲突，日益凸显。丁学良在书中引用新华网对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局长的一篇采访，该公安局长透露，这个四十万人口的县，所谓“信息员”就有一万两千多名，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三。该比例是当年东德共产党政权的两倍，而东德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秘密信息员比例最高的国家。

第三是经济方面的，是关于经济体制的，即“管制的市场经济”，最关键的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资源全都被政府垄断。丁学良认为，这是东亚资本主义，即“儒家资本主义”或“专权资本主义”的变体。当然，中国政府控制的力度和深度，中国官员可以正式非正式操纵的空间，比所有东亚国家都要大得多。

胡锦涛引以为自豪的“黄金十年”就是建立在此三个支点之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照搬过去，故而，“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模式”的五个成本注定了它不可持续发展

第三个成本是体制性的腐败。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最近二十多年来的腐败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特征：一是腐败的广度和深度加剧；二是腐败所涉及到的金额高速增长；三是腐败被揭露出来以后对现有职位安排和人事制度造成的冲击力微不足道；四是腐败在中国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行为问题，它已经和平演化为一个全民的行为问题，即“人人恨腐败，人人想腐败”；五是反腐败的权力和渠道处于垄断状态，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自主的制约公共部门的预算、消除腐败行为的常规的和宽广的制度化通道。

第四个成本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丁学良将这种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讨论的状况，以及付出的沉重代价，称之为“制度化的愚蠢”。他指出：“这种状况到现在为止已经愈益淤积停滞，创造性的政策探讨的渠道已经被堵得时间太长了，已经被堵到了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的地步。”从三峡到高铁，除了让少数人和少数行业暴富之外，整个社会不得不吞咽的苦果之苦，苦不堪言。

除了以上四个成本以外，还有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成本，即权力高度垄断的体制对人的伤害，对心灵的伤害，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伤害，以及对基本的道德伦理的伤害。这一点是在回答问题的环节碰撞出的火花。

丁学良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有听众提问说：“应该不应该把这些年来中国社会风尚的水准、道德状况的衰败，即许多人忧心忡忡的所谓世风日下、人性的贪婪、道德素质的普遍滑落，也算在中国模式付出的成本代价里？”丁学良的回答是：“这种体系不尊重文化、艺术、精神产品创造的自由和专业标准，而是一切都依照自上而下的权力本位运作。像这样的操作过程、这样的专权体制、这样行政主导一切的架构，严重抑制了中国公民的创造力。没有自由，没有自主，就没有创造和创新，这是全天下的普遍规律。”此一方面本应更多展开论述，因为人是万物之源，是心灵性的动物，人被制度伤害之后，要恢复原状，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柏林墙可以一夜之间倒下，但被柏林墙束缚的思想和心灵要重获自由，要花一代人的时间与努力。

以上五大成本，无法用金钱和数字计算和统计。但是，稍有常识判断的人都知道，这五个方面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中国骄人的GDP增长数字转为负数。所以，“中国模式”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效仿的。放眼全球，并没有哪个国家真心实意地学习“中国模式”。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奴隶劳工和如此强大的独裁政府。这种新奴隶主义的“中国模式”，无法模仿，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即便在中国本土也难以为继。“中国模式”已经病入膏肓，胡锦涛却假装若无其事，因为交班之后，他就万事大吉了。可见，此人连职业经理人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

找对了病根，开错了药方

丁学良找到了“中国模式”的病根。那么，他开出的是一张什么样的药方呢？他认为，在经济上，要走出小众市场的困境，摆脱出口导向和投资的低效率，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要发掘多种启发源泉支持转型的理性主义，制约特殊利益集团，避免军人政治和暴民政治。他乐观地认为，倘若实现“中国模式”的更新换代，新的“中国模式”将是十三亿中国公民的公共产品、公共财富；正在展开的二十一世纪，将会变成中国全体民众的盛世；这种转变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我没有那么乐观。对于创巨痛深的“中国模式”，丁学良开出的药方是难以见效的“温补”，而病人的病情已是十万火急、时不我待。在政治领域，丁学良的药方里主要有两味药：一是“往外看”，即仿效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党内开明派老人谢韬等对党最后的期望。然而，这一建议不得其所。一方面，执政者完全拒绝此善意的建议。谢韬的论文发表之后，《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撰文批判，堵死了共产党改换门庭之路。另一方面，即便在西方社会，社会民主制亦是日薄西山。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最成功的地方，莫过于“小国富民”的北欧各国。但其背景是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而且教育水平极高。即便如此，运行半个多世纪以后，北欧诸国也尽显疲态、难以为继。西欧和南欧各国更是被社会民主主义拖得举步维艰、暮气沉沉。各方面条件与欧洲截然相反的中国，很难效仿和实行欧陆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丁学良药方中的第二味药是“往后看”。也就是找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人“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理念。对此，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丁学良心有戚戚焉：当时，胡耀邦等人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经历了毛时代的惨痛教训之后，有着强烈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比如，习仲勋谈及广东人偷渡去香港的现象时说，他们逃出去不就是为了把肚子吃饱吗？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我们这边政策对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啊！责任在我们，不能怪老百姓。这是中共高级官员中少有的“人话”。丁学良认为，这批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回归了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即为老百姓谋真福利。他进而指出：“这种还债情结是最为宝贵的道德遗产，是我们发展模式转型的伦理高地。”他甚至称之为“大地上的光”。

然而，这味药是否还能找到，首先是个问题；即便找到，其效果如何，更是个问题。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就在演讲现场，丁学良话音刚落，立即就有听众反问说：虽然这种情结很感人，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治国的历史中，好像是一种“异常状态”。而且，即便找回来，它是否能转换当前的中国模式，亦大可怀疑。针对此一质疑，丁学良不得不承认“这种真实感人的民本情结的恢复，确实是相当有限的，也可以说是相当脆弱的，经不起几次折腾就给冲刷走了。”

其实，真正的药方不是“还债于民”，而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言说常识居然难于上青天。由于胡锦涛听不进去任何一句逆耳之言，连丁学良这样的优秀学者也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此才能让这本书勉强出版。这是何其可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