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8日18时，包遵信先生因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一
个月前，我和之虹去协和医院看望老包，恰遇张显扬先生也去看望老包，我们还在一起对中共十七大进行了预测。几天前，晓波通知我，老包从协和医院出院的次日，就因突然摔倒而昏迷不醒，再次送到医院抢救。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同时祈盼他能够像上一次脑干出血那样从死里逃生。然而，噩耗传来，老包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

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读过老包有关思想史的文章，但给我以更大启示的，是他以行动来书写历史的创造性实践。秦晖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中说，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圣徒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则远过于神学家。中国的自由主义需要“理论原创性”，但更需要“实践原创性”。

由老包担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由民间组织编辑的第一套丛书，也是公民社会在中国重新萌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走向未来》破土而出之后，数以百计的由民间编委会组织编辑的丛书随之跟进，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出版界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繁荣景象。我和杨百揆、李盛平等人所撰写的《西方文官系统》一书，曾有幸成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此后，我们又以老包为榜样，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等十几套丛书、几百种图书。

1988年，我所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在蛇口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京沪港现代化理论学术沙龙”，出席的学者有北京的包遵信、张显扬、陈子明、王军涛、刘卫华、刘力群、杨百揆，上海的陈奎德、黄万盛、许纪霖、陈峰，香港的程翔、郑硕宇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军涛与老包有过多次促膝长谈。我们虽然在年龄上相差一二十岁，但思想和心灵是息息相通的。我们一致认为，中共的极权专制统治，是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而出路是以民主宪政来取代一党专政。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活动已经持续多日，各方面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和军涛，要求我们以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把民主运动引向更加理性的途径。我和军涛认为，由我们来做这件事，份量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具威望的知识界领袖出面。在当时的知识界领袖人物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老包，把这个想法和他一说，他欣然表示同意。我们都认为，要想说服学生，首先要和学生站在一起。因此，我们请了学生领袖到蓟门饭店参加筹备会，大家共同商议有没有必要成立联席会议。当局宣布戒严后，5月22日晚上，我和老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基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建议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1991年4月，当局把我和军涛、任畹町、老包和王丹从秦城监狱转往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狱方为了强制改造我们，一进监狱就把我们关在惩罚犯人的紧闭室里。当时，紧闭室的二十几个小号全部腾空，只关我们五个人，隔几个小号关一个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反而给了我们一个互通信息的机会。我们彼此见不到面，却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喊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稀听到了老包的声音，心里就有一股暖流在涌动。从禁闭室下到大队后，我们几个人一个人分到一个大队（一座楼），每个人接见家属的时间都不在同一天，我曾经在窗户里远远地见到老包的身影，却无法和他说话。

1995年，老包已经刑满释放，我也处于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我参与了由老包领衔，有王若水、徐文立、陈小平、刘晓波、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等
12名知识分子联署的两封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的政治反对派公开信。一封是《反腐败建议书》，另一封是《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建议书》。此后，我被再次收监和软禁，直到2002年10月，才有机会与老包见面畅谈。

2003年，老包在为《浴火重生》所写的序中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普遍赞许英
雄，而且也确实涌现了许多英雄。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呼唤与赞许了。

2007年10月28日18时，包遵信先生因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一
个月前，我和之虹去协和医院看望老包，恰遇张显扬先生也去看望老包，我们还在一起对中共十七大进行了预测。几天前，晓波通知我，老包从协和医院出院的次日，就因突然摔倒而昏迷不醒，再次送到医院抢救。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同时祈盼他能够像上一次脑干出血那样从死里逃生。然而，噩耗传来，老包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

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读过老包有关思想史的文章，但给我以更大启示的，是他以行动来书写历史的创造性实践。秦晖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中说，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圣徒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则远过于神学家。中国的自由主义需要“理论原创性”，但更需要“实践原创性”。

由老包担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由民间组织编辑的第一套丛书，也是公民社会在中国重新萌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走向未来》破土而出之后，数以百计的由民间编委会组织编辑的丛书随之跟进，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出版界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繁荣景象。我和杨百揆、李盛平等人所撰写的《西方文官系统》一书，曾有幸成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此后，我们又以老包为榜样，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等十几套丛书、几百种图书。

1988年，我所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在蛇口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京沪港现代化理论学术沙龙”，出席的学者有北京的包遵信、张显扬、陈子明、王军涛、刘卫华、刘力群、杨百揆，上海的陈奎德、黄万盛、许纪霖、陈峰，香港的程翔、郑硕宇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军涛与老包有过多次促膝长谈。我们虽然在年龄上相差一二十岁，但思想和心灵是息息相通的。我们一致认为，中共的极权专制统治，是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而出路是以民主宪政来取代一党专政。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活动已经持续多日，各方面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和军涛，要求我们以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把民主运动引向更加理性的途径。我和军涛认为，由我们来做这件事，份量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具威望的知识界领袖出面。在当时的知识界领袖人物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老包，把这个想法和他一说，他欣然表示同意。我们都认为，要想说服学生，首先要和学生站在一起。因此，我们请了学生领袖到蓟门饭店参加筹备会，大家共同商议有没有必要成立联席会议。当局宣布戒严后，5月22日晚上，我和老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基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建议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1991年4月，当局把我和军涛、任畹町、老包和王丹从秦城监狱转往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狱方为了强制改造我们，一进监狱就把我们关在惩罚犯人的紧闭室里。当时，紧闭室的二十几个小号全部腾空，只关我们五个人，隔几个小号关一个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反而给了我们一个互通信息的机会。我们彼此见不到面，却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喊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稀听到了老包的声音，心里就有一股暖流在涌动。从禁闭室下到大队后，我们几个人一个人分到一个大队（一座楼），每个人接见家属的时间都不在同一天，我曾经在窗户里远远地见到老包的身影，却无法和他说话。

1995年，老包已经刑满释放，我也处于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我参与了由老包领衔，有王若水、徐文立、陈小平、刘晓波、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等
12名知识分子联署的两封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的政治反对派公开信。一封是《反腐败建议书》，另一封是《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建议书》。此后，我被再次收监和软禁，直到2002年10月，才有机会与老包见面畅谈。

2003年，老包在为《浴火重生》所写的序中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普遍赞许英
雄，而且也确实涌现了许多英雄。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呼唤与赞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