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刀秋风中的送别——怀念尊敬的包遵信老师


十一月三日,北京东郊殡仪馆,秋风如刀,寒意刺骨。包遵信先生的家人和他的许多生前好友、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送别尊敬的包遵信先生。包遵信先生的灵车在四位殡葬工的护送下,缓缓地向遗体告别厅门口走来,走得那么慢,那么轻,慢得像他2004年被病魔击倒后的脚步,而轻得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


包老师,您真的就这样走了吗?2004年以前,您的脚步稳健中有着急躁,好像总是嫌自己走得慢,总想走得再快些。2004年后,每次和您走步,我总是伸手搀扶您,您总是用力地推开我的手,还总要说一句:还没老成那样,我自己还能走。每次和您坐出租车,我总想和您一起坐在车的后座上,而您总是会抢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每一次又都阻止我为您拉开车门,您说:我自己行。并且,好像要证明自己的脑子从没受过伤,您总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时不时地告诉司机,左转右拐。您还对我说:怎么样?我指挥路又准又快。您还对司机说:听我的,往右拐,不塞车。有几次,您在用餐后觉得疲惫,虽有心要继续和我们谈天说地,可被病魔击中过的身体,总是让您不能尽兴,而尽兴则是您的性格之一。


那时候,我总想打车把您送回家,可您总是说:我自己能行,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还得意地一笑说:我知道,到家后给你打个电话。的确,您每次到家后,总是及时给我电话,您就一句:放心吧,到家了。有一次,甚至是要走到路的对面去打车,您的脚步根本快不起来了,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挪地走过车流不息的马路,您坚决地不让我搀您过马路,说这会儿没车,安全得很。您慢慢地走那只有几米宽的马路,走得很吃劲,也很耐心,我悄悄地跟在您的身后,心里的酸楚和您一样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您不愿让别人看出被病魔击中后行动的迟缓、无力,因为您不相信自己会是生活的累赘、别人的累赘。我也不愿让您看出我的心思:2004年的那次病倒,一个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包遵信先生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2004年后,我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和您见面的次数也多了,除了见到您脸上的疲倦外,从没见过您流露出消沉和灰心。那慢慢挪动的脚步,那双您总是穿着的黑布鞋,我对您说:在北京穿这样的鞋,是部长级人士的待遇。您的回答是:更愿意穿皮鞋,没办法才穿布鞋。


是布鞋让您的脚步更轻了吗?九三年那次三味书屋的相聚,被称为“持不同政见的人”和专政机关的人都去了不少,您怕给店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拉着我和王丹去雷祯孝老师家。那时候,您的脚步快而有力,矮小的身子,虽然是刚刚出狱不久,但步伐里丝豪没有监狱的痕迹。2004年后,您的身体开始病态地发胖,我曾经让您减肥,您笑笑说:八九年之前,想胖都胖不起来,瘦巴巴的,现在终于胖了,但胖得不是滋味,想减,但如何减呢?那次正好聊到伪劣商品、假冒商品横行的问题,您又说:减肥,用什么方法,说得到做不到的事情,闭嘴吧,甚至想都不要想。您说减肥对您已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您却认为中国的宪政自由还是应该努力去争取。


这几天在京和晓波老师、祖桦老师及您的家人一起忙为您送行的事,和师母、包瑗妹妹接触多了,我对师母和妹妹说:包老师生活中的一个特点是,给家里、家人的太少了。是的,2004年后,我大概是与您接触较多的后生,但几乎没有和您的家人一起用过餐,不是涉及到家里人的事,您也从不让家人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几次我邀请师母和我们一起,师母总是说不用,您也说不用。记得那次为包晟的事,您找我,那天,您非要留我在家里吃饭,吃饺子。您说是您和师母中午在家包的,就在家吃吧。那是我第一次和师母一起吃饭,而且也仅仅这么一次。和包晟一起吃饭,还是为他工作的事情才一起吃过一次。这几天和包媛妹妹聊天较多,才知道您特别关心包晟,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常常把包媛妹妹塞给您的钱偷偷地寄给包晟。


您曾经告诉我:大概不能给家里留下什么了,一屋子的书算什么呢?这个经济的社会,大家都讲实惠,但我能给家里什么实惠呢?说这话的时候,您还是那样平静地笑着,我这听者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鼻子有点发酸,您注意到了,就笑着摇摇头,转移话题。您告诉我,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勇于承担这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们选择,而当强力逼着我们只能如此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妥协,也可以选择抗争。虽然选择抗争风险很大,但既然选择,就不该后悔,也不能后悔。重要的是面对选择的后果,既要承担,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话听起来很重吗?很轻吗?与九三年那天北京刮的大风相比,我的感受是比那风更有气势,更震撼我的心灵。那天的大风,逆风走不动,顺风则很难停住脚步。您却稳稳地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迎风而立。您身材不高,多次听您的朋友称呼您:小老包。但那天的风中,您走得那样稳。我当时心想,这么大的风,为什么不在三味书屋多呆一会儿,等风小些再走。可您打开门后迎向风,脚步沉稳而坚定,绝无一点退宿的意思。


可您现在却走得这样轻,轻轻地,怕是伤了谁吗?2004年之后,我每次去您塔院的家里,您养的那条叫“泡泡”的小狗,总是在听到我的脚步声的时候,就狂叫,声音很脆,脚步声也很响,等我按下门铃,常常是您来给我开门。因为家里也就常常是您一个人在家,我问师母还没退休吗?您说:退了,又反聘回去。我知道您六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入,特别是2004年之后,您的大脑受伤,读书写文章,速度方面肯定受到影响。微薄的稿费怎能跟上现代生活的开销?2004年住院四月有余,抢救费、治疗费,决不是个小数字,那次还是晓波老师给我打电话,并说师母不想让我知道。那次天佑善人,您与病魔较量,您赢了,赢得很累,但终究赢了。您出院后我去看您,您握着我的手,一定让我转达您对关心您的人的致意。您说:受人恩惠,理当诚谢。


今年四月,我亲戚想买一套完整的《文史知识》合订本,他托我找人在北京办理此事,我自然想到您。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您曾经是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但我知道买书的事托您,准没问题。果然,当天给您电话,第三天您就给我回电话说:书订好了。几天后,我来京去您位于左安门附近的新家,您一定要陪我一起去中华书局。那么远的路,您还是那样,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让司机七转八转,居然没走错路。


一进中华书局,那位在读者服务部工作的女士,盯着您的脸半天,迟疑地问:是老包吗?您笑笑点点头。我知道您其实已记不起那位女士的名字了。进电梯,又碰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师,也是那句:是老包吧。您还是笑笑点点头。就是这样,“是老包吗”的问话,在楼里听了好几遍。还有那位卖书给我的女士,在终于记起来您是谁后,马上表示多给点折扣,您还是那样,笑笑,点点头。我当时还没明白,为什么总是问“是老包吗?”后来一想,2004年后,您身体发胖,手术的伤痕又那么明显,特别是头发少了许多,与八九年相比,模样变化太大了。您一定也知道这个问话背后的缘由的,但您只是笑笑,点点头。那天买完书后,您带我去看望您的一位老朋友,碰巧在那小区的门口,遇到了那老朋友的夫人,她也是那句:是老包吧。您笑笑点点头,停下脚步,和那夫人聊了一些儿,聊天中您才想起,她就是您要去的那人家的女主人。那次我才知道2004年的那场病,您的记忆力受到严重损伤。那天,我和您较早地赶到和大家约好吃饭的餐厅,坐下来后,您就和我要烟抽,我不给,说这是师母的命令。您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她看不见,也就管不着。我还是不给,您就假装发火地说:少方不够意思,一支烟都不给抽。我只好妥协说:那就抽两口。并告诉您:师母和我说过,您在家也偷偷抽烟的。您笑笑,过了两口烟瘾后,又主动把烟掐灭,还把烟灭缸推到我面前,说:别让晓波知道。我就说:包老师,您越来越像个老小孩了。您就说:是啊,老小孩还有一事相求,今晚我要买单,让我也请他们吃一次饭。果然,晚饭后您抢着算帐,让大家大吃一惊,您想强装着不笑,但终于忍不住,脸笑得像花儿一样。


可是,现在,您躺在棺木里,我和晓波老师扶着您的灵车,把您送进吊唁大厅。虽然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但我双脚发颤,心发颤。为您扶灵前,我在吊唁大厅把大家送您的挽联挂到墙上,别人挂的挽联,刚挂好又掉下来,我只好挂完一边又挂另一边,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包老师您别生气,我来做,我做您就不生气了。站在并不算太高的梯子上,我的双腿抖得厉害,几次感觉要跌下来,又总感觉有一双手扶着我的双脚。此刻我为您扶灵,仿佛听见您在说:海外的朋友一别已经好多年了,能和他们再见面吗?


今年春节期间,台湾的王震邦老师来京,给我打电话,问如何联系您。震邦老师问我能不能来京,我只能抱歉地说:这次不行。事后,您和我说起这次与震邦老师的见面,您说:震邦也老了,退休后。震邦这次是挤公共汽车来的,退休后收入大概也不行。我听了,心里怪不舒服,就说:下次再聚,我一定赶来,决不让震邦老师挤公共汽车。您说:不怪你,不怪你,还有机会的,下次再聚,你请客就行。是啊,把我正式介绍与您相识的是王震邦老师,那时他是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时间应该是八九年五月初,地点是在人民大学的一个礼堂。九三年左右,我还曾经和您与震邦老师见过一面。2004年您的那次病倒,震邦老师专门从台湾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无论如何代表他给您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您说:震邦是个有心人,好人。可惜,春节我错过了那次聚会,没曾想这个遗憾竟是终生的遗憾。包老师,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您不是说好我们三人还要再聚的吗?您还说:三人聚齐,一定要解除酒禁。是的,您是爱酒的,您说过:真男人应该有酒缘。


那回大概是2003年,您和我两个人在塔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就两个人,我说去忠忠的“食盅汤”吧,您说:别去,去了又不收钱,他那是生意。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和您去了那家小餐馆。那家小餐馆的服务员和您熟悉,对您非常尊敬,您也对她们非常客气。那天,我们两人要了一斤酒。边喝边聊,真就把一斤酒喝得干干净净。您还比我多喝了一些,却一点醉意也没有,而我八分醉了。那回您告诉我:该结婚了,四十了。那年,您两次为我介绍女朋友,其中一次还专门把我叫到上海,您为我的婚事操心,您说:还不找个老婆?不要生活啦?还真要等到八九年的事情有个说法才结婚成家?结婚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千万别因此耽误了。耽误了,不好。不仅过程不好,结果也肯定不会好。


今年七月七日一位朋友的婚礼上,您再次问我何时结婚。九月二十日,我和女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病房看您,并告诉您晚上请朋友吃饭,您笑着说:今晚不能去喝你们的喜酒了,但这酒你们一定要补请我。然后,您就一个劲地夸我,夸得我脸想红都红不起来。您又说:小余是好姑娘,敢嫁给你,勇气肯定不用怀疑。您还千叮万嘱我,一定要善待家人。第二天,我又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您,您坐在轮椅上被护工推着正准备在走廊里转转,见我们来了,一脸笑容。我们推着您的轮椅,回到您的病房,您说:条件简陋,只好站着聊天了。是啊,这个住院条件,只一个布帘隔出约三平米的地方,一张床再站两个人,病房就堵得满满的。


我发现您的床头放着一本《万象》杂志,还有几张报纸,我就说:包老师,好好休息,别看书了。您说:这地方,再没书看,就和监狱一样了。我只能苦笑。那天,您告诉我:前不久有朋友让您给写几幅字,您说当时想也没想就写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还我自由。这个话题是从于丹的《论语》心得引起的,今年以来,我和您见面,总要涉及到这个时下较为热闹的话题。那回您说:没想到,国学热会热成这样。一本《论语》可以这样讲心得!关键是没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下去,误人不浅,害人不浅。您说:《论语》不是不可以这样讲,但一旦这样讲成为一个社会性热点、社会性话题,就应该考虑以相同的方式,向同样的听众讲出别样的看法。否则,于丹的《论语》不就成了定论?!这会害人。我说:是啊,离开具体的个人权利空谈心灵的幸福,正合了时下的实惠主义和犬儒主义。您在听我讲了我对《论语》的看法后,就把书桌上的一本《儒藏论语类》送给了我,还说:少方,读书不要再走杂的路数了,要有一门精专才好,有博有专,才有可能在学问上做出点成绩。我记忆中,这是您第一次和我谈读书,谈学问。我想您是知道我根本不是个做学问的料的,读书不过是生活习惯而已。还有您也很少和我谈八十年代的事。您最想听我说的是当下的事。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假药假奶粉案、彭水诗案等等,您还对社会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等等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和您说起那些顺口溜,您还认真地将之记录下来,您说:这些可以编一个新本的《笑林广记》了。我知道,您腿脚不便之后,仅仅只在北京城范围内走动了。您一直和我说:想出去走走,前几年是走不了,现在是走不动。我听了脸上陪着您笑,心里却很难受。


现在我扶着您的灵柩,耳边却响起那天在医院里您说的话:这世道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了,但若是真的绝望,就真的没希望了。这几乎成了您给我的遗言,而今重新回响在耳畔,其中的深意,我隐约有些领悟,但真的明白了吗?包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说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吗?


现在您的灵柩放在吊唁大厅的正中央,我面对的是您的遗容。我从未见您戴过帽子,却在此刻突然面对了一顶蓝色帽子下您的脸,这是您吗?脑颅手术的伤痕化装了都无法掩住,七十年的疲惫更是堆在了没有一丝血色的两颊。那是少年时代的孤苦生活留下的,您一直隐藏着,从未和我讲过,直到包瑗妹妹和我讲起您的过去,我才知道。我仿佛看见您忍饥挨饿为了买一本《红楼梦》而卷缩在小屋墙角的情景,我也直到那天才知道,您为了能继续读书,却是以学生的身份兼任了低年级的教师。我仿佛看到您一人这边教完课又赶去那边上课,晚上,只一个人面对孤灯先备课再预习的情形。您六四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岁,而我一直以为您五十年代就大学毕业了。


您从不和我说您以前的事,就是那次北大百年校庆后的某一天,您和我及陈鼓应老师在北大散步时,您也没有讲述当年就学北大的事情。您从不屑于讲自己的过去,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就是那次陪您去中华书局买书路上,您说起六十年代工作后,某次拿到工资,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全聚德烤鸭店点了半只烤鸭,一个人偷偷地享受美味。那次您兴致颇高地讲述这件事,我听了却没什么感觉,可等到我知道您少年时代竟有那样孤苦的生活,才好像明白您为什么对吃有着较浓的兴趣。八十年代的事儿,我除了知道您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外,其它也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您是否和别人说起自己的往事,无论是儿时的饥饿记忆,还是中年作为风云人物的不知疲惫。


九三年之后,您脸上的倦容常常无法掩饰。二十八日,晓波老师和师母电话告知我,您走了,自由了。我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但不得不相信。我打开电脑查找我的照片册,却发现只有一张九三年您、王丹以及我的合影,照片上您也是一脸疲倦。但我从未听您说过疲倦。2004年之后,您脸上常常是平静、宽厚的笑容,谁知道这笑容的背后竟蕴藏着艰难的遗忘,遗忘一切的苦,遗忘曾经的风云际会,遗忘疲倦。您说过:不应用恨去面对生存,生活可以有恨,但生存不能有。您那年为王丹的《狱中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您特别和我说起过这篇文章,您说:这文章不知是否可以和晓波的那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吓倒”互读。可惜,晓波老师的那篇文章我没读过。也就没有认真对待您说过的这个话题。


包老师,您为什么双眼闭得那么紧,您不愿再看这个世界一眼吗?不,这绝不是您。那次在您塔院的家里,您的书房的窗户正对了元大都公园的紧西头。那是春天,公园里的花草洋溢着挡不住的春色,我和您在十一层楼的高度,向下俯视。我说:包老师,您可以经常到那公园里散散步,放松心情,放飞思想。您还是笑笑说: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您又说:你仅仅是看到今天的春天的美,你看到过还没有环保意识的时候,这里的景色吗?你看过秋天这里的鸟不生蛋吗?这种假象远远地隔着玻璃看看就可以了,当不得真的。我以为您这话的背后是对现实的怨恨,却不曾想在随后的聊天中,您说出另外的话,才让我知道您不是为自己去怨恨这秋的萧瑟。


那天,您和我聊到了八九之后的几次思潮。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您说:知识界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说完全不针对现实,但这大讨论的结果和效果如何呢?我向您请教:假如把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商业文明结合在一起来谈,又会怎样呢?您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句:少方还是太理想了。那年头,知识界谈得挺热闹,商界的态度呢?即使有了商业文明的话题,一是知识界那时还谈不出什么东东,一是那时的商界对此恐怕一点兴趣也没有吧,更别奢谈热情,也就根本不会有参与了。在说到自由主义的话题时,就自然谈到了伯林和哈耶克。没想到您对他们的思想不陌生。您告诉我: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及自生自发秩序,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概念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我顺着您的提醒,明白了“在没有自由的环境里,谈自由的消极和积极,除了思想史的价值外,对现实有什么惊醒呢?”您说:还不止于此,在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的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伯林思想的贡献,但是,把这种区分当作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的原则,结果恐怕离犬儒主义也不远。您还说: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也可作如是解读,在专制制度下能自生自发出宪政民主吗?可惜那天您和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用笔将之记录下来。您那时候已经是做过脑颅手术的人,对这些知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却能联系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娓娓道来,虽然您讲些话的时候,口音里有浓浓的安徽芜湖味,我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我努力把您的意思重复出来,您点头了,我才顺着您的思路继续请教。那天聊的时间很长,还谈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问题,您对这两种思潮没一点好印象,但您告诉我:这两种思潮如果不受到认真严谨的批判,就仍然会给中国的未来造成麻烦。


包老师,您看见了吗?您睁开眼睛看看吧,尽管您曾经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直到身陷囹圄,尽管几乎是一代人受了《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但是,您走了,您操劳的这块土地却不能刊发您病逝的消息,您操心的这片天空即使在您走后,依然囚禁着您的名字。可是,还是有那么多朋友来了,来和您告别。于浩成先生来了,八十二的老人,拄着手杖,我和祖桦老师扶着于老在您遗体前三鞠躬;张显扬老师来了,他今年也七十一岁了,在您的遗体前,他老泪纵横;杨冠三老师来了,我和他在您的遗体前默哀,冠三老师双手捧着一朵兰花,合掌胸前,默默地为您祈祷;王丹的母亲王凌云老师来了,她今年七十多岁了,由他的侄子搀扶着向您鞠躬;贺卫方老师、吴思老师、徐友渔老师……许多我不认识的老师,还有许多尊敬您的学生都不畏有关方面的阻拦毅然地来了。


晓波老师主持了您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未曾开口,先泪湿眼睑,他强忍悲痛,呜咽着的声音在颤抖;祖桦老师臂带黑沙,心底的悲伤隐藏在沉重的脚步声里……但还是有许多要和您最后告别的朋友,却不能来到您的面前:江棋生老师、刘苏里老师、莫少平老师,陈子明老师,还有余世存、刘荻、李海……他们有的被“优待”在家里,门口那么多“警卫”保卫着他们的安全;有的好不容易闯到了殡仪馆附近,却还是被“塞进专车,礼送回家”。还有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朋友,他们人不能来,心却到了,捐款、发唁电、送花圈……王丹在您病逝的第二天就给我打来电话,只一句:包老师就这样走了,然后就是痛哭,泣不成声。十一月二号,他再次给我打来电话,嘱我无论如何代他在您面前鞠三个躬。他说:不是约好了,北京再聚的吗?我只好对他说:包老师不想等了。是的,您曾多次和我谈起六四正名的问题,您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事,但要正名,作为历史事件要正名。您不想等什么平反,却一直在为六四的正名努力。您说:那么多冤魂不能没有家园。现在,我把手里的这支兰花放在您的身旁,我默默地对您说:不是为了什么圣洁,只为坚韧、真实,只为您秉持的人的尊严!


包老师,您别走!但您真的要走了,只把您的音容笑貌,把您不屈的身姿和劳碌的身影还有深邃的思想留给我们了。您背对我们了,只让那挺直的脊梁留在我们的心里成了一座丰碑!但仍有那强大的专制的力量,不仅将您的身躯囚禁,还囚禁您的名字,现在还要囚禁您的历史。为了让您的事迹流传下去,治丧小组编辑了一个三折页的您的生平介绍,但他们就是不让派发给前来吊唁您的人们。甚至在遗体告别仪式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没收印着您生平的小册子。他们一群人身穿殡仪馆工作人员的服装,却干着与殡仪馆的环境根本不般配的事。晓波老师听到我与他们争吵的声音连忙赶过来,他据理力争,决不退让。徐晓老师也来了,冠三老师也来了,许多朋友都来了,小小的走廊里挤满了人……他们的人,我们的人。最后,他们被迫允许我们带走印有您生平的小册子。我和冠三老师、包瑗妹妹抬着这个纸箱来到焚物场,我们要把朋友们对您的思念、对您的回忆,送给您,让真情思念陪伴您,而刚刚过去的那场为您生平小册子的抗争,不正预示了您的品格:为人的尊严、自由而殊死抗争!


您走了,我尊敬的包遵信老师走了。


秋风仍就刮着,而阳光已洒下来……


2007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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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刀秋风中的送别——怀念尊敬的包遵信老师


十一月三日,北京东郊殡仪馆,秋风如刀,寒意刺骨。包遵信先生的家人和他的许多生前好友、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送别尊敬的包遵信先生。包遵信先生的灵车在四位殡葬工的护送下,缓缓地向遗体告别厅门口走来,走得那么慢,那么轻,慢得像他2004年被病魔击倒后的脚步,而轻得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


包老师,您真的就这样走了吗?2004年以前,您的脚步稳健中有着急躁,好像总是嫌自己走得慢,总想走得再快些。2004年后,每次和您走步,我总是伸手搀扶您,您总是用力地推开我的手,还总要说一句:还没老成那样,我自己还能走。每次和您坐出租车,我总想和您一起坐在车的后座上,而您总是会抢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每一次又都阻止我为您拉开车门,您说:我自己行。并且,好像要证明自己的脑子从没受过伤,您总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时不时地告诉司机,左转右拐。您还对我说:怎么样?我指挥路又准又快。您还对司机说:听我的,往右拐,不塞车。有几次,您在用餐后觉得疲惫,虽有心要继续和我们谈天说地,可被病魔击中过的身体,总是让您不能尽兴,而尽兴则是您的性格之一。


那时候,我总想打车把您送回家,可您总是说:我自己能行,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还得意地一笑说:我知道,到家后给你打个电话。的确,您每次到家后,总是及时给我电话,您就一句:放心吧,到家了。有一次,甚至是要走到路的对面去打车,您的脚步根本快不起来了,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挪地走过车流不息的马路,您坚决地不让我搀您过马路,说这会儿没车,安全得很。您慢慢地走那只有几米宽的马路,走得很吃劲,也很耐心,我悄悄地跟在您的身后,心里的酸楚和您一样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您不愿让别人看出被病魔击中后行动的迟缓、无力,因为您不相信自己会是生活的累赘、别人的累赘。我也不愿让您看出我的心思:2004年的那次病倒,一个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包遵信先生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2004年后,我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和您见面的次数也多了,除了见到您脸上的疲倦外,从没见过您流露出消沉和灰心。那慢慢挪动的脚步,那双您总是穿着的黑布鞋,我对您说:在北京穿这样的鞋,是部长级人士的待遇。您的回答是:更愿意穿皮鞋,没办法才穿布鞋。


是布鞋让您的脚步更轻了吗?九三年那次三味书屋的相聚,被称为“持不同政见的人”和专政机关的人都去了不少,您怕给店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拉着我和王丹去雷祯孝老师家。那时候,您的脚步快而有力,矮小的身子,虽然是刚刚出狱不久,但步伐里丝豪没有监狱的痕迹。2004年后,您的身体开始病态地发胖,我曾经让您减肥,您笑笑说:八九年之前,想胖都胖不起来,瘦巴巴的,现在终于胖了,但胖得不是滋味,想减,但如何减呢?那次正好聊到伪劣商品、假冒商品横行的问题,您又说:减肥,用什么方法,说得到做不到的事情,闭嘴吧,甚至想都不要想。您说减肥对您已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您却认为中国的宪政自由还是应该努力去争取。


这几天在京和晓波老师、祖桦老师及您的家人一起忙为您送行的事,和师母、包瑗妹妹接触多了,我对师母和妹妹说:包老师生活中的一个特点是,给家里、家人的太少了。是的,2004年后,我大概是与您接触较多的后生,但几乎没有和您的家人一起用过餐,不是涉及到家里人的事,您也从不让家人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几次我邀请师母和我们一起,师母总是说不用,您也说不用。记得那次为包晟的事,您找我,那天,您非要留我在家里吃饭,吃饺子。您说是您和师母中午在家包的,就在家吃吧。那是我第一次和师母一起吃饭,而且也仅仅这么一次。和包晟一起吃饭,还是为他工作的事情才一起吃过一次。这几天和包媛妹妹聊天较多,才知道您特别关心包晟,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常常把包媛妹妹塞给您的钱偷偷地寄给包晟。


您曾经告诉我:大概不能给家里留下什么了,一屋子的书算什么呢?这个经济的社会,大家都讲实惠,但我能给家里什么实惠呢?说这话的时候,您还是那样平静地笑着,我这听者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鼻子有点发酸,您注意到了,就笑着摇摇头,转移话题。您告诉我,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勇于承担这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们选择,而当强力逼着我们只能如此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妥协,也可以选择抗争。虽然选择抗争风险很大,但既然选择,就不该后悔,也不能后悔。重要的是面对选择的后果,既要承担,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话听起来很重吗?很轻吗?与九三年那天北京刮的大风相比,我的感受是比那风更有气势,更震撼我的心灵。那天的大风,逆风走不动,顺风则很难停住脚步。您却稳稳地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迎风而立。您身材不高,多次听您的朋友称呼您:小老包。但那天的风中,您走得那样稳。我当时心想,这么大的风,为什么不在三味书屋多呆一会儿,等风小些再走。可您打开门后迎向风,脚步沉稳而坚定,绝无一点退宿的意思。


可您现在却走得这样轻,轻轻地,怕是伤了谁吗?2004年之后,我每次去您塔院的家里,您养的那条叫“泡泡”的小狗,总是在听到我的脚步声的时候,就狂叫,声音很脆,脚步声也很响,等我按下门铃,常常是您来给我开门。因为家里也就常常是您一个人在家,我问师母还没退休吗?您说:退了,又反聘回去。我知道您六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入,特别是2004年之后,您的大脑受伤,读书写文章,速度方面肯定受到影响。微薄的稿费怎能跟上现代生活的开销?2004年住院四月有余,抢救费、治疗费,决不是个小数字,那次还是晓波老师给我打电话,并说师母不想让我知道。那次天佑善人,您与病魔较量,您赢了,赢得很累,但终究赢了。您出院后我去看您,您握着我的手,一定让我转达您对关心您的人的致意。您说:受人恩惠,理当诚谢。


今年四月,我亲戚想买一套完整的《文史知识》合订本,他托我找人在北京办理此事,我自然想到您。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您曾经是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但我知道买书的事托您,准没问题。果然,当天给您电话,第三天您就给我回电话说:书订好了。几天后,我来京去您位于左安门附近的新家,您一定要陪我一起去中华书局。那么远的路,您还是那样,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让司机七转八转,居然没走错路。


一进中华书局,那位在读者服务部工作的女士,盯着您的脸半天,迟疑地问:是老包吗?您笑笑点点头。我知道您其实已记不起那位女士的名字了。进电梯,又碰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师,也是那句:是老包吧。您还是笑笑点点头。就是这样,“是老包吗”的问话,在楼里听了好几遍。还有那位卖书给我的女士,在终于记起来您是谁后,马上表示多给点折扣,您还是那样,笑笑,点点头。我当时还没明白,为什么总是问“是老包吗?”后来一想,2004年后,您身体发胖,手术的伤痕又那么明显,特别是头发少了许多,与八九年相比,模样变化太大了。您一定也知道这个问话背后的缘由的,但您只是笑笑,点点头。那天买完书后,您带我去看望您的一位老朋友,碰巧在那小区的门口,遇到了那老朋友的夫人,她也是那句:是老包吧。您笑笑点点头,停下脚步,和那夫人聊了一些儿,聊天中您才想起,她就是您要去的那人家的女主人。那次我才知道2004年的那场病,您的记忆力受到严重损伤。那天,我和您较早地赶到和大家约好吃饭的餐厅,坐下来后,您就和我要烟抽,我不给,说这是师母的命令。您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她看不见,也就管不着。我还是不给,您就假装发火地说:少方不够意思,一支烟都不给抽。我只好妥协说:那就抽两口。并告诉您:师母和我说过,您在家也偷偷抽烟的。您笑笑,过了两口烟瘾后,又主动把烟掐灭,还把烟灭缸推到我面前,说:别让晓波知道。我就说:包老师,您越来越像个老小孩了。您就说:是啊,老小孩还有一事相求,今晚我要买单,让我也请他们吃一次饭。果然,晚饭后您抢着算帐,让大家大吃一惊,您想强装着不笑,但终于忍不住,脸笑得像花儿一样。


可是,现在,您躺在棺木里,我和晓波老师扶着您的灵车,把您送进吊唁大厅。虽然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但我双脚发颤,心发颤。为您扶灵前,我在吊唁大厅把大家送您的挽联挂到墙上,别人挂的挽联,刚挂好又掉下来,我只好挂完一边又挂另一边,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包老师您别生气,我来做,我做您就不生气了。站在并不算太高的梯子上,我的双腿抖得厉害,几次感觉要跌下来,又总感觉有一双手扶着我的双脚。此刻我为您扶灵,仿佛听见您在说:海外的朋友一别已经好多年了,能和他们再见面吗?


今年春节期间,台湾的王震邦老师来京,给我打电话,问如何联系您。震邦老师问我能不能来京,我只能抱歉地说:这次不行。事后,您和我说起这次与震邦老师的见面,您说:震邦也老了,退休后。震邦这次是挤公共汽车来的,退休后收入大概也不行。我听了,心里怪不舒服,就说:下次再聚,我一定赶来,决不让震邦老师挤公共汽车。您说:不怪你,不怪你,还有机会的,下次再聚,你请客就行。是啊,把我正式介绍与您相识的是王震邦老师,那时他是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时间应该是八九年五月初,地点是在人民大学的一个礼堂。九三年左右,我还曾经和您与震邦老师见过一面。2004年您的那次病倒,震邦老师专门从台湾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无论如何代表他给您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您说:震邦是个有心人,好人。可惜,春节我错过了那次聚会,没曾想这个遗憾竟是终生的遗憾。包老师,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您不是说好我们三人还要再聚的吗?您还说:三人聚齐,一定要解除酒禁。是的,您是爱酒的,您说过:真男人应该有酒缘。


那回大概是2003年,您和我两个人在塔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就两个人,我说去忠忠的“食盅汤”吧,您说:别去,去了又不收钱,他那是生意。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和您去了那家小餐馆。那家小餐馆的服务员和您熟悉,对您非常尊敬,您也对她们非常客气。那天,我们两人要了一斤酒。边喝边聊,真就把一斤酒喝得干干净净。您还比我多喝了一些,却一点醉意也没有,而我八分醉了。那回您告诉我:该结婚了,四十了。那年,您两次为我介绍女朋友,其中一次还专门把我叫到上海,您为我的婚事操心,您说:还不找个老婆?不要生活啦?还真要等到八九年的事情有个说法才结婚成家?结婚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千万别因此耽误了。耽误了,不好。不仅过程不好,结果也肯定不会好。


今年七月七日一位朋友的婚礼上,您再次问我何时结婚。九月二十日,我和女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病房看您,并告诉您晚上请朋友吃饭,您笑着说:今晚不能去喝你们的喜酒了,但这酒你们一定要补请我。然后,您就一个劲地夸我,夸得我脸想红都红不起来。您又说:小余是好姑娘,敢嫁给你,勇气肯定不用怀疑。您还千叮万嘱我,一定要善待家人。第二天,我又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您,您坐在轮椅上被护工推着正准备在走廊里转转,见我们来了,一脸笑容。我们推着您的轮椅,回到您的病房,您说:条件简陋,只好站着聊天了。是啊,这个住院条件,只一个布帘隔出约三平米的地方,一张床再站两个人,病房就堵得满满的。


我发现您的床头放着一本《万象》杂志,还有几张报纸,我就说:包老师,好好休息,别看书了。您说:这地方,再没书看,就和监狱一样了。我只能苦笑。那天,您告诉我:前不久有朋友让您给写几幅字,您说当时想也没想就写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还我自由。这个话题是从于丹的《论语》心得引起的,今年以来,我和您见面,总要涉及到这个时下较为热闹的话题。那回您说:没想到,国学热会热成这样。一本《论语》可以这样讲心得!关键是没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下去,误人不浅,害人不浅。您说:《论语》不是不可以这样讲,但一旦这样讲成为一个社会性热点、社会性话题,就应该考虑以相同的方式,向同样的听众讲出别样的看法。否则,于丹的《论语》不就成了定论?!这会害人。我说:是啊,离开具体的个人权利空谈心灵的幸福,正合了时下的实惠主义和犬儒主义。您在听我讲了我对《论语》的看法后,就把书桌上的一本《儒藏论语类》送给了我,还说:少方,读书不要再走杂的路数了,要有一门精专才好,有博有专,才有可能在学问上做出点成绩。我记忆中,这是您第一次和我谈读书,谈学问。我想您是知道我根本不是个做学问的料的,读书不过是生活习惯而已。还有您也很少和我谈八十年代的事。您最想听我说的是当下的事。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假药假奶粉案、彭水诗案等等,您还对社会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等等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和您说起那些顺口溜,您还认真地将之记录下来,您说:这些可以编一个新本的《笑林广记》了。我知道,您腿脚不便之后,仅仅只在北京城范围内走动了。您一直和我说:想出去走走,前几年是走不了,现在是走不动。我听了脸上陪着您笑,心里却很难受。


现在我扶着您的灵柩,耳边却响起那天在医院里您说的话:这世道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了,但若是真的绝望,就真的没希望了。这几乎成了您给我的遗言,而今重新回响在耳畔,其中的深意,我隐约有些领悟,但真的明白了吗?包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说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吗?


现在您的灵柩放在吊唁大厅的正中央,我面对的是您的遗容。我从未见您戴过帽子,却在此刻突然面对了一顶蓝色帽子下您的脸,这是您吗?脑颅手术的伤痕化装了都无法掩住,七十年的疲惫更是堆在了没有一丝血色的两颊。那是少年时代的孤苦生活留下的,您一直隐藏着,从未和我讲过,直到包瑗妹妹和我讲起您的过去,我才知道。我仿佛看见您忍饥挨饿为了买一本《红楼梦》而卷缩在小屋墙角的情景,我也直到那天才知道,您为了能继续读书,却是以学生的身份兼任了低年级的教师。我仿佛看到您一人这边教完课又赶去那边上课,晚上,只一个人面对孤灯先备课再预习的情形。您六四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岁,而我一直以为您五十年代就大学毕业了。


您从不和我说您以前的事,就是那次北大百年校庆后的某一天,您和我及陈鼓应老师在北大散步时,您也没有讲述当年就学北大的事情。您从不屑于讲自己的过去,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就是那次陪您去中华书局买书路上,您说起六十年代工作后,某次拿到工资,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全聚德烤鸭店点了半只烤鸭,一个人偷偷地享受美味。那次您兴致颇高地讲述这件事,我听了却没什么感觉,可等到我知道您少年时代竟有那样孤苦的生活,才好像明白您为什么对吃有着较浓的兴趣。八十年代的事儿,我除了知道您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外,其它也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您是否和别人说起自己的往事,无论是儿时的饥饿记忆,还是中年作为风云人物的不知疲惫。


九三年之后,您脸上的倦容常常无法掩饰。二十八日,晓波老师和师母电话告知我,您走了,自由了。我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但不得不相信。我打开电脑查找我的照片册,却发现只有一张九三年您、王丹以及我的合影,照片上您也是一脸疲倦。但我从未听您说过疲倦。2004年之后,您脸上常常是平静、宽厚的笑容,谁知道这笑容的背后竟蕴藏着艰难的遗忘,遗忘一切的苦,遗忘曾经的风云际会,遗忘疲倦。您说过:不应用恨去面对生存,生活可以有恨,但生存不能有。您那年为王丹的《狱中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您特别和我说起过这篇文章,您说:这文章不知是否可以和晓波的那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吓倒”互读。可惜,晓波老师的那篇文章我没读过。也就没有认真对待您说过的这个话题。


包老师,您为什么双眼闭得那么紧,您不愿再看这个世界一眼吗?不,这绝不是您。那次在您塔院的家里,您的书房的窗户正对了元大都公园的紧西头。那是春天,公园里的花草洋溢着挡不住的春色,我和您在十一层楼的高度,向下俯视。我说:包老师,您可以经常到那公园里散散步,放松心情,放飞思想。您还是笑笑说: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您又说:你仅仅是看到今天的春天的美,你看到过还没有环保意识的时候,这里的景色吗?你看过秋天这里的鸟不生蛋吗?这种假象远远地隔着玻璃看看就可以了,当不得真的。我以为您这话的背后是对现实的怨恨,却不曾想在随后的聊天中,您说出另外的话,才让我知道您不是为自己去怨恨这秋的萧瑟。


那天,您和我聊到了八九之后的几次思潮。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您说:知识界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说完全不针对现实,但这大讨论的结果和效果如何呢?我向您请教:假如把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商业文明结合在一起来谈,又会怎样呢?您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句:少方还是太理想了。那年头,知识界谈得挺热闹,商界的态度呢?即使有了商业文明的话题,一是知识界那时还谈不出什么东东,一是那时的商界对此恐怕一点兴趣也没有吧,更别奢谈热情,也就根本不会有参与了。在说到自由主义的话题时,就自然谈到了伯林和哈耶克。没想到您对他们的思想不陌生。您告诉我: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及自生自发秩序,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概念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我顺着您的提醒,明白了“在没有自由的环境里,谈自由的消极和积极,除了思想史的价值外,对现实有什么惊醒呢?”您说:还不止于此,在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的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伯林思想的贡献,但是,把这种区分当作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的原则,结果恐怕离犬儒主义也不远。您还说: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也可作如是解读,在专制制度下能自生自发出宪政民主吗?可惜那天您和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用笔将之记录下来。您那时候已经是做过脑颅手术的人,对这些知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却能联系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娓娓道来,虽然您讲些话的时候,口音里有浓浓的安徽芜湖味,我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我努力把您的意思重复出来,您点头了,我才顺着您的思路继续请教。那天聊的时间很长,还谈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问题,您对这两种思潮没一点好印象,但您告诉我:这两种思潮如果不受到认真严谨的批判,就仍然会给中国的未来造成麻烦。


包老师,您看见了吗?您睁开眼睛看看吧,尽管您曾经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直到身陷囹圄,尽管几乎是一代人受了《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但是,您走了,您操劳的这块土地却不能刊发您病逝的消息,您操心的这片天空即使在您走后,依然囚禁着您的名字。可是,还是有那么多朋友来了,来和您告别。于浩成先生来了,八十二的老人,拄着手杖,我和祖桦老师扶着于老在您遗体前三鞠躬;张显扬老师来了,他今年也七十一岁了,在您的遗体前,他老泪纵横;杨冠三老师来了,我和他在您的遗体前默哀,冠三老师双手捧着一朵兰花,合掌胸前,默默地为您祈祷;王丹的母亲王凌云老师来了,她今年七十多岁了,由他的侄子搀扶着向您鞠躬;贺卫方老师、吴思老师、徐友渔老师……许多我不认识的老师,还有许多尊敬您的学生都不畏有关方面的阻拦毅然地来了。


晓波老师主持了您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未曾开口,先泪湿眼睑,他强忍悲痛,呜咽着的声音在颤抖;祖桦老师臂带黑沙,心底的悲伤隐藏在沉重的脚步声里……但还是有许多要和您最后告别的朋友,却不能来到您的面前:江棋生老师、刘苏里老师、莫少平老师,陈子明老师,还有余世存、刘荻、李海……他们有的被“优待”在家里,门口那么多“警卫”保卫着他们的安全;有的好不容易闯到了殡仪馆附近,却还是被“塞进专车,礼送回家”。还有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朋友,他们人不能来,心却到了,捐款、发唁电、送花圈……王丹在您病逝的第二天就给我打来电话,只一句:包老师就这样走了,然后就是痛哭,泣不成声。十一月二号,他再次给我打来电话,嘱我无论如何代他在您面前鞠三个躬。他说:不是约好了,北京再聚的吗?我只好对他说:包老师不想等了。是的,您曾多次和我谈起六四正名的问题,您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事,但要正名,作为历史事件要正名。您不想等什么平反,却一直在为六四的正名努力。您说:那么多冤魂不能没有家园。现在,我把手里的这支兰花放在您的身旁,我默默地对您说:不是为了什么圣洁,只为坚韧、真实,只为您秉持的人的尊严!


包老师,您别走!但您真的要走了,只把您的音容笑貌,把您不屈的身姿和劳碌的身影还有深邃的思想留给我们了。您背对我们了,只让那挺直的脊梁留在我们的心里成了一座丰碑!但仍有那强大的专制的力量,不仅将您的身躯囚禁,还囚禁您的名字,现在还要囚禁您的历史。为了让您的事迹流传下去,治丧小组编辑了一个三折页的您的生平介绍,但他们就是不让派发给前来吊唁您的人们。甚至在遗体告别仪式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没收印着您生平的小册子。他们一群人身穿殡仪馆工作人员的服装,却干着与殡仪馆的环境根本不般配的事。晓波老师听到我与他们争吵的声音连忙赶过来,他据理力争,决不退让。徐晓老师也来了,冠三老师也来了,许多朋友都来了,小小的走廊里挤满了人……他们的人,我们的人。最后,他们被迫允许我们带走印有您生平的小册子。我和冠三老师、包瑗妹妹抬着这个纸箱来到焚物场,我们要把朋友们对您的思念、对您的回忆,送给您,让真情思念陪伴您,而刚刚过去的那场为您生平小册子的抗争,不正预示了您的品格:为人的尊严、自由而殊死抗争!


您走了,我尊敬的包遵信老师走了。


秋风仍就刮着,而阳光已洒下来……


200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