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评是通过对陈独秀的批评完成的，因为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陈独秀秉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胡适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在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中，谁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呢？

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自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始，到了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材，俱用白话文。以此通令为标志，前后三年时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博弈，便获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这大大缩短了运动肇始者的预算。1923年，胡适写信给美国的韦莲司，说：“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预计了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要感谢过去一千年来无数无名的白话作家！”

在胡适看来，“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因为“当一种社会上的事物，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之时，它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东西了”。 语言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就胡适本人而言，他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不过因了美国几位留学朋友的刺激，转取了一种激进态度。还没回国，便碰上了陈独秀他们这拨更激进的朋友，遂使这场运动以激进的方式展开。结果，三年时间，语言这个最保守的对象在现代中国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陈独秀和胡适各有不同的看法。

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后的一封信中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陈独秀的表述固有他的道理，我们一眼就可以看透其后的思想资源，那也是我们几十年来最熟悉的一种哲学理论。

但，胡适很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陈的不认同。“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经济史观作为一个角度并非不可以，但问题在于，在陈独秀那里，抑或在陈独秀以后漫长的历史阶段，经济史观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成为对一切历史（人物、事件、现象）进行解释的终极之因。这一点，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看得就很清楚。“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的了的”。即以白话而论，一千多年以前，临济和尚的徒弟们开始用白话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禅言，这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白话在上千年的过程中产生了那么多的杰作，到了明代，出了一个李梦阳，提倡文学复古，于是文回秦汉，诗回盛唐，这又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文学史的变迁代有升降，而绝不相沿。如果论及原因，胡适认为“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可以看出，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是两种历史观的不同，一种是“唯经济史观”（后来它有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唯物史观”），一种是多因杂陈的“反唯”史观，且不管你“唯”的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就是“一元”和“多元”的区异。胡适是个多元论者，他之不认同陈独秀，不在于陈的经济角度，而在于对方把其他角度排斥后使这个角度变成了单一的“唯”。这样，历史就变成了决定论的历史、宿命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人则成为历史借以实现它自己的工具。

反对一元论，反对决定论，持这样的历史观势必是一个反必然的偶然论者。1927年，胡适到英国，一次和英国比尔德教授泛论历史，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胡适举的例子是造字，西洋人和中国人开始造字同出于会意象形，后来一趋字母，一趋表意，很难说不是偶然的。然而，几千年以后，两大系统的文字就截然不同了。胡适又举了个妇女缠足的例子，开始不过是宫廷中一二人的作始，后来贵族妇人效法，再后来平民亦效法，最后就成为一种“当然”，而这种“当然”和经济也没有关系。因此，接过话头的比尔德教授，实际上表达了胡适要表达的意思：“史家往往求因果，其实去题甚远。有许多大变迁，与其归功于某种原因，如经济组织之类，远不如此偶然与模仿说也。试问缠足能以经济组织来解释否？‘之’字变成‘他’，能用经济来解释否？”

回到白话文运动，胡适梳理了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最后，针对陈独秀奉为圭臬的“最后之因”（即经济），胡适作了很精彩的解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拿“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胡适的历史观一以贯之，晚年的他在台湾关于白话文的一次讲演中，再度重复了上面的意思：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

而胡适认为，历史上许多大事的来源，包括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也都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同上）

可见，胡适用力反对“最后之因”，其实是在反对“一元论”。

案：胡适和陈独秀在历史观上不同，最可见他们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所写的序与（往来）书信。当胡适对陈独秀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时，陈希望胡适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用它来解释一切问题或所有问题。胡适一则回答陈独秀：“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和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与此同时，胡适也明告陈独秀：“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很清楚，这一步一进，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他却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尽管这两个都是来自西方的主义有很为相近的地方）。陈独秀在最后的回信中，也很干脆，以列表方式直接把他的历史“一元论”阐发迨尽，这一元便是“经济”之一元，在它的统摄下，则有“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他也指出，在历史“多元论”的谱系中，经济和制度宗教思想等就不是统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以比喻的说法，制度宗教思想等在经济面前，是“经济的儿子”，而胡适之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的弟兄”。陈独秀坦陈：“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思想路径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尽管他们的私谊始终存在）。他们的分手，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也意味着《新青年》的精神解体。

胡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评是通过对陈独秀的批评完成的，因为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陈独秀秉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胡适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在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中，谁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呢？

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自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始，到了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材，俱用白话文。以此通令为标志，前后三年时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博弈，便获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这大大缩短了运动肇始者的预算。1923年，胡适写信给美国的韦莲司，说：“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预计了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要感谢过去一千年来无数无名的白话作家！”

在胡适看来，“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因为“当一种社会上的事物，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之时，它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东西了”。 语言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就胡适本人而言，他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不过因了美国几位留学朋友的刺激，转取了一种激进态度。还没回国，便碰上了陈独秀他们这拨更激进的朋友，遂使这场运动以激进的方式展开。结果，三年时间，语言这个最保守的对象在现代中国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陈独秀和胡适各有不同的看法。

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后的一封信中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陈独秀的表述固有他的道理，我们一眼就可以看透其后的思想资源，那也是我们几十年来最熟悉的一种哲学理论。

但，胡适很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陈的不认同。“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经济史观作为一个角度并非不可以，但问题在于，在陈独秀那里，抑或在陈独秀以后漫长的历史阶段，经济史观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成为对一切历史（人物、事件、现象）进行解释的终极之因。这一点，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看得就很清楚。“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的了的”。即以白话而论，一千多年以前，临济和尚的徒弟们开始用白话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禅言，这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白话在上千年的过程中产生了那么多的杰作，到了明代，出了一个李梦阳，提倡文学复古，于是文回秦汉，诗回盛唐，这又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文学史的变迁代有升降，而绝不相沿。如果论及原因，胡适认为“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可以看出，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是两种历史观的不同，一种是“唯经济史观”（后来它有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唯物史观”），一种是多因杂陈的“反唯”史观，且不管你“唯”的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就是“一元”和“多元”的区异。胡适是个多元论者，他之不认同陈独秀，不在于陈的经济角度，而在于对方把其他角度排斥后使这个角度变成了单一的“唯”。这样，历史就变成了决定论的历史、宿命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人则成为历史借以实现它自己的工具。

反对一元论，反对决定论，持这样的历史观势必是一个反必然的偶然论者。1927年，胡适到英国，一次和英国比尔德教授泛论历史，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胡适举的例子是造字，西洋人和中国人开始造字同出于会意象形，后来一趋字母，一趋表意，很难说不是偶然的。然而，几千年以后，两大系统的文字就截然不同了。胡适又举了个妇女缠足的例子，开始不过是宫廷中一二人的作始，后来贵族妇人效法，再后来平民亦效法，最后就成为一种“当然”，而这种“当然”和经济也没有关系。因此，接过话头的比尔德教授，实际上表达了胡适要表达的意思：“史家往往求因果，其实去题甚远。有许多大变迁，与其归功于某种原因，如经济组织之类，远不如此偶然与模仿说也。试问缠足能以经济组织来解释否？‘之’字变成‘他’，能用经济来解释否？”

回到白话文运动，胡适梳理了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最后，针对陈独秀奉为圭臬的“最后之因”（即经济），胡适作了很精彩的解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拿“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胡适的历史观一以贯之，晚年的他在台湾关于白话文的一次讲演中，再度重复了上面的意思：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

而胡适认为，历史上许多大事的来源，包括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也都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同上）

可见，胡适用力反对“最后之因”，其实是在反对“一元论”。

案：胡适和陈独秀在历史观上不同，最可见他们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所写的序与（往来）书信。当胡适对陈独秀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时，陈希望胡适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用它来解释一切问题或所有问题。胡适一则回答陈独秀：“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和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与此同时，胡适也明告陈独秀：“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很清楚，这一步一进，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他却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尽管这两个都是来自西方的主义有很为相近的地方）。陈独秀在最后的回信中，也很干脆，以列表方式直接把他的历史“一元论”阐发迨尽，这一元便是“经济”之一元，在它的统摄下，则有“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他也指出，在历史“多元论”的谱系中，经济和制度宗教思想等就不是统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以比喻的说法，制度宗教思想等在经济面前，是“经济的儿子”，而胡适之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的弟兄”。陈独秀坦陈：“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思想路径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尽管他们的私谊始终存在）。他们的分手，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也意味着《新青年》的精神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