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狱中见闻，要写申诉，还要为生计奔忙，本来，刚出狱不久的我很忙，但今日看了也是刚出狱不久的杨建利先生的《开展全民说真话运动》后，立时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非得停下其他事情为响应杨先生说真话运动而写点切身感受的冲动和激情。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公元1949年之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残暴行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言获罪，因说真话而死于非命和被假话害死的人太多太多了，多到要以百万计，要以千万计。假话、空话、鬼话可以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地在各种媒体、各种场合堂而皇之，不知羞耻地大说特说，说得越多，还越能升官发财。而说真话呢，则只能背地下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说。并且，说得越多、说得越真，危险性就越大，就越有可能被投入牢狱。华夏大地，绝大多数人口将言而嗫嚅，亿马齐喑。
第一次鼓足勇气写真话，是在18岁的时候。那时，因为入团夭折事件，我侵骨入髓地见证了共产党党团组织原来是掌握、操控在一伙卑鄙小人的魔掌里。于是，头脑顿觉清醒不少、思想急转直下的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平生第一句真话：老子坚决不入管理不好国家的党！
虽然是偷偷摸摸地写在日记里，但我知道这是反动话，是捅天的事情。为了吓退可能的告密者，接下来，我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妈的，老子写的这些都是反动话，谁告了我，我就和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那时侯谁曾料想得到，在29年之后，在坐了两年牢出来翻看这本唯一幸获手下留情的日记本时，我惊异地发现，我写有这两句话的那半页日记，竟然不翼而飞。这是否我落难被抄家的那天哪个“对党绝对忠诚”的人干的？我没有证据，不好乱说。反正，我的第一句真话连同这半篇日记一起，人间蒸发了。
第二次写真话，应该是在三年以后的1981年。那时，我是一个吃粮的兵。有一天，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批判白桦《苦恋》的文章，还有白桦所谓的“检讨”。那些批判的词句，都是些打棍子、扣帽子的假大空的鬼话，白桦的“检讨”，当然也是为了自保写下的违心话。而当时，正是报纸上大力提倡讲真话的时候。叶公好龙，他们从骨子里害怕真话，喜欢假话。义愤于此，晚上，我躲进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能说真话吗——我看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
也是刑满释放后方知，我这篇平生第一篇成文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也被国安抄去了。
写第二篇讲真话的文章，已是1998年的事。当时，我在收音机里知道，好多人在以各种方式，要求中共给“六四”平反。让故意杀人的人给被杀的人“平反”，这等于不仅不惩罚恶狼，还要把被恶狼咬死的羔羊送给恶狼吃。不行，我们应当追究杀人犯的刑事责任，死者才能得到安息，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为此，我提笔写下了题为《不能跪求杀人犯的平反》的文章。但那时还没有安全途径，也没有胆量把它拿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去见天日，我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等待时机。
2005年开始在网络媒体发表文章后，我想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发表，但找了几次，就是没有找到。尚关押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时，国安曾向我出示一篇手写稿，问是否我写的。我一看，竟然就是我头都找大也没有找到的《不能跪求杀人犯的平反》。当时还真从心里佩服国安：真不愧是翻箱倒柜、掘地扒墙的专业人才。绞杀真话，他们总是很有一套、不遗余力的。
自1997年开始当党报记者、编辑后，虽然尽了最大努力避免写假大空的党八股文章，但我还是写了不少违心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我在法庭上曾大声地向上帝作了真诚的忏悔。
2000年，中共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实行所谓减负。作为党报记者，我不能不采写了一篇家长、学生等如何为此叫好的报道。但作为学生家长，我却以“苏逸”的笔名，在同一天报纸上发表了置疑减负作用的言论。哪篇文章是真话，哪篇文章是假话，自不待言。这并非我人格分裂，而是高压之下大陆党报记者的一个真实写照：采写假大空报道，署上真名实姓；要想撰写可能触雷的真情实感文章，往往只好隐姓埋名。
一个人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向往独立人格和个性，内心不愿说假话，那么，在党报这种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言论环境之下，你必然会被憋得慌。2005年5月我用“夜狼”的笔名写下 ，并在海外网络媒体发表了平生第一篇酣畅淋漓、大说真话的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
接下来，又发表了《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等三篇大倾、大倒真话的文章。可悲、可叹之处正在这里：明明是在大陆写的真话，却只能作贼似的“偷渡”到海外去发表；还大多是靠“外人”，靠“外人”办的媒体发表。出口转内销，墙里开花墙外香。那真心实话的芳香，绝大部分，都被一道道冥顽不化的高墙阻挡、拦截在墙之外了。多么的令人于心不甘，多么的令人扼腕痛惜。
哪一天，哪一月，那一日，真话的种子才能在我的祖国生根、发芽，长叶、开花？
公开地写虚假、违心的文章时，我是“国家干部”、“人民记者”；秘密地写真实、称心的文章时，我立时成了阶下囚徒、“人民”公敌：因那四篇说真话的文章，我被中共司法当局判了两年刑。
过去没有看过，但在狱中时，我看到了巴金的《随想录》。谁知，大文豪让我大大地失望了。包括五篇“说真话”系列在内的《随想录》，通本充斥着同志、战线、解放、“四化”、新中国等等典型的党言党语党思维。更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位进过中共牛棚十年、被斗争过无数次，以提倡说真话、建文革博物馆著称的巴老先生在《知识分子》一文里还写下了这样的真话：“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就是这种可叹可悲的真话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只能拿到香港报纸去发表。但尽管如此，因这是巴金的真心话，我还是认为，这比中共会议的那些官话、套话、假话受听得多。
出狱以来，我已经写了十来篇百分之百的写真话的文章，并且，全是用真名实姓发表的。在党报当编辑、记者时，一铺开纸、提起笔，我往往就会想起“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对联，想起蒲松龄“以金盆玉碗贮狗屎”的讥刺。为此，我时常有编写了假话、鬼话文章的不安和愧对笔墨纸张的内疚。如今他们敲了我的饭碗，这实质上是置我于死地却让我得到后生。凤凰涅槃般的我不仅摆脱了编写党八股的痛苦，还有了顾虑相对少的、写真话的条件。我的生计虽然较过去艰难多了，但我的嘴，尤其是我的笔，相对却比过去自由了。因此，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写了那四篇说真话的文章。为了说真话、为了坚守良知而坐牢，虽然苦了自己、苦了家人，但这是有意义的——生活应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杨建利先生希望人们不看中共假大空的新闻，对此，我深有同感，也深表赞成。中共各级新闻机构，不外乎党首、官僚起居流水帐，无聊会议，以及肉麻透顶的歌功颂德马屁玩意。那什么“十七大”召开时，有朋友让我怀着“别有用心”的态度去关注它。我说，听不到一句真话人话的，我不愿自己虐待自己的眼睛，不能自己折磨自己的神经。我当党报记者时都惟恐避之不及，现在，哼，更不关注。
讲真话需要倡导，需要号召，需要开展运动，需要冒着下大牢的危险，需要具备不畏强权的勇气，这本身就是可叹可悲的。
自由象空气一样重要，但只有自由也象空气一样自然而然，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又无时不处不存在的时候，你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动物农庄》里有这样一句：自由就是毫无顾忌地说出1+1=2！
1+1=2是什么？是常识、是真话。汪兆钧的公开信是常识、是真话；我现在的文章是常识、是真话；杨建利的倡议仍然还是常识、还是真话。
社会是一把火炬，我们应该把它燃烧得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说假话可耻，说假话贻害子孙后代，让我们都来坚持常识，都来说真话，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自由和权利！
2007-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