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犹如一声春雷，在2013年元旦的北京上空炸响。我认为这是从打倒“四人帮”算起，中国改革开放36年，积蓄释放出来的宪政强音，也是《炎黄春秋》创刊22年，写得最好的一篇《新年献词》。我发自肺腑要为《炎黄春秋》叫好！要向执笔者致敬！

这篇献词摆脱了党派意识，既无“良心”情怀，也无“碎步”节奏，而是大步跨过30多年的党主改革，也就是“邓、三、科”指导下的新时期，站在普世的宪政立场，与执政者进行一次完全平等的“政治协商”。

毛泽东有一句诗“偏师借重黄公略”，《炎黄春秋》作为早已完全市场化的民间政史刊物，毫无疑问只算得上是中国媒体的“偏师”，甚至是“偏偏师”，但是它借重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因此，无论对新中央还是对老百姓，这篇《新年献词》都称得上公民课本的第一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党在法上”

中国民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多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建涛说：“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

11月16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炎黄春秋》联合举行“改革共识论坛”，与会者近百人，每人发言只给5分钟。各路学者、专家集中对制度变革，“党的领导”发表大量的真知灼见，说明如何达到朝野共识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基本症结所在。论坛举行一天，资中筠先生仍旧表示悲观，她说：“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我们对国家兴亡没有责任，责任在他们不在我们。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毕竟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我想他们对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不然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一个几千人开的会，觉得如此如临大敌，一定觉得非常危机了。”

会议主持人之一，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千帆教授起草了《改革共识倡议书》，在会议上征集签名和意见。一个多月后，共识网首先发表了修改稿和70多人的签名，12月25日张千帆在财新网博客上再一次公布。这份洋洋洒洒8千多字的《倡议书》，立即被称为2012年的“公车上书”。法广和中央社报道“在这份避免提及终结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倡议书中，签署人敦促中共新领袖实施温和的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等原则。”但是次日，张千帆的博客，和所有转载的网站都遭遇删帖。

到了21世纪，中国还需要“公车上书”吗？而且遭遇了和117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上今上皇帝书》一模一样流产的命运，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吗？资中筠先生还说：“有一个说法‘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说的朝廷，是哪一个掌权的集团死还是指中华民族全都死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

《炎黄春秋》新年献词承担的正是资先生所言的知识界的“拯救”责任。它开门见山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执政者的出路在于钻进宪法的“笼子”

《新年献词》列举《宪法》第57条、62条、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列举《宪法》第13条、第33条、第35条、第37条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列举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直言不讳指出如果这些宪法条款一一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这些不都是“击鼓传花”怀抱的“炸弹吗？

当今中国违反宪法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新年献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落实“党在法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新年献词》所引每一条宪法条文都能赢得老百姓的掌声，但是各级执政者听着都会不舒服，因为每一条都像一道铁栅栏，要把各级执政者关进笼子里。

现行宪法的最大错误在“序言”

翻遍中国现行宪法1—138条，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在宪法《序言》对历史的叙述中，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样，同时写进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明年三月人大换届，宪法修改会不会再写进“科学发展观”非常令人关注。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锴说：“序言不是法律规定。”

宪政学着曹思源12月29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以1997年青岛版的《世界宪法全书》所列110个国家的宪法为基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13项比较：1，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2，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3，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写进宪法。4，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5，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6，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7，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8，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9，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10，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11，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12，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13，99%的国家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曹思源认为中国现行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新年献词》异常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习近平进行了“新南巡”，也接过了邓小平南巡时讲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来能否改变中国长久以来宪法失信的状况，正是对这个口号的检验。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犹如一声春雷，在2013年元旦的北京上空炸响。我认为这是从打倒“四人帮”算起，中国改革开放36年，积蓄释放出来的宪政强音，也是《炎黄春秋》创刊22年，写得最好的一篇《新年献词》。我发自肺腑要为《炎黄春秋》叫好！要向执笔者致敬！

这篇献词摆脱了党派意识，既无“良心”情怀，也无“碎步”节奏，而是大步跨过30多年的党主改革，也就是“邓、三、科”指导下的新时期，站在普世的宪政立场，与执政者进行一次完全平等的“政治协商”。

毛泽东有一句诗“偏师借重黄公略”，《炎黄春秋》作为早已完全市场化的民间政史刊物，毫无疑问只算得上是中国媒体的“偏师”，甚至是“偏偏师”，但是它借重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因此，无论对新中央还是对老百姓，这篇《新年献词》都称得上公民课本的第一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党在法上”

中国民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多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建涛说：“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

11月16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炎黄春秋》联合举行“改革共识论坛”，与会者近百人，每人发言只给5分钟。各路学者、专家集中对制度变革，“党的领导”发表大量的真知灼见，说明如何达到朝野共识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基本症结所在。论坛举行一天，资中筠先生仍旧表示悲观，她说：“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我们对国家兴亡没有责任，责任在他们不在我们。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毕竟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我想他们对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不然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一个几千人开的会，觉得如此如临大敌，一定觉得非常危机了。”

会议主持人之一，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千帆教授起草了《改革共识倡议书》，在会议上征集签名和意见。一个多月后，共识网首先发表了修改稿和70多人的签名，12月25日张千帆在财新网博客上再一次公布。这份洋洋洒洒8千多字的《倡议书》，立即被称为2012年的“公车上书”。法广和中央社报道“在这份避免提及终结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倡议书中，签署人敦促中共新领袖实施温和的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等原则。”但是次日，张千帆的博客，和所有转载的网站都遭遇删帖。

到了21世纪，中国还需要“公车上书”吗？而且遭遇了和117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上今上皇帝书》一模一样流产的命运，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吗？资中筠先生还说：“有一个说法‘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说的朝廷，是哪一个掌权的集团死还是指中华民族全都死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

《炎黄春秋》新年献词承担的正是资先生所言的知识界的“拯救”责任。它开门见山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执政者的出路在于钻进宪法的“笼子”

《新年献词》列举《宪法》第57条、62条、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列举《宪法》第13条、第33条、第35条、第37条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列举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直言不讳指出如果这些宪法条款一一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这些不都是“击鼓传花”怀抱的“炸弹吗？

当今中国违反宪法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新年献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落实“党在法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新年献词》所引每一条宪法条文都能赢得老百姓的掌声，但是各级执政者听着都会不舒服，因为每一条都像一道铁栅栏，要把各级执政者关进笼子里。

现行宪法的最大错误在“序言”

翻遍中国现行宪法1—138条，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在宪法《序言》对历史的叙述中，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样，同时写进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明年三月人大换届，宪法修改会不会再写进“科学发展观”非常令人关注。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锴说：“序言不是法律规定。”

宪政学着曹思源12月29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以1997年青岛版的《世界宪法全书》所列110个国家的宪法为基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13项比较：1，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2，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3，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写进宪法。4，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5，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6，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7，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8，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9，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10，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11，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12，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13，99%的国家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曹思源认为中国现行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新年献词》异常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习近平进行了“新南巡”，也接过了邓小平南巡时讲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来能否改变中国长久以来宪法失信的状况，正是对这个口号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