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经估计：中共18大后，习李新班子与媒体民间的“蜜月”将起码会维持三个月。但《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却葬送了这个美好祝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南周事件已经演化为《新京报》事件，中共宣传部门则在扮演新闻界老板的角色，却将宪法掷于脚下。
从《南周》到《新京报》，中国新闻界从南到北正经受来自中共宣传部门的压力，我们就此采访了住在北京的著名媒体人和政治评论家高瑜女士，她首先谈了她了解的一些相关信息并进行分析，认为《南周》和《新京报》都是在追求实现宪法所给予的新闻自由，北京的宣传部门没有道理强迫《新京报》刊登另一家报纸《环球时报》的社评。
就各级中宣部的作用，高瑜还指出：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并不是由最坏的人来当宣传部长的，比如习仲勋，陆定一，陶铸三人就是中共的“好官”，还有胡耀邦时代的朱厚泽，这几位中宣部长都是中共历史上的“正资产”，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到现在的中共宣传部长却一代不如一代口碑最差。
下面就是对高瑜女士的采访：
《南周》风波化解，北京宣传官党霸作风后来居上
我昨天看到姓马女士发的微博，是从路透社英文截取的，说第一，胡春华要维护个人形象，证明他有能力和胆识处理复杂问题，并暗示他的开明与稳定的执政路线，第二是庹将下来，但为颜面会暂缓。第三是粤地的“宣宣”就是宣传部，同意将来对南周放松管制，不提前审查稿件。编辑部认可此为胜利接受了。第四是路透社无法和南周记者联系证实采访。
这些消息是网上传的，但起码让人觉得没那么绝望吧，但北京对《新京报》做的太差劲了。你逼着人家非得转登《环球时报》的社评，而且那篇《环球时报》文章写的那么次。又不是当年4，26社论那种高压态势，邓小平讲的话，中共中央搞的，《人民日报》发的，谁都不知道《环球时报》是胡锡进搞的，还是中宣部托他们搞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种党霸作风是非常严重的，这件事不光是广东省的事，要纯粹是广东省的宣传部门管理问题引发矛盾，不会波及到北京的媒体，而且当年《新京报》是与《南周》有渊源的。所以还是中宣部的行动，因为他要求所有的媒体都要转载《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这当然是非常专制的行为。
这当然是今年新年后发生的最大的事，是因为媒体呼吁宪政，要求落实宪法里的新闻自由。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因为宣传部门的镇压而酿成公共事件。
《炎黄春秋》发新年社论后，只不过是网站被关闭，10天后会被开。要让我看呢，《炎黄春秋》那篇新年社论写的更扎实一些，问题说的更明白一些。《南方周末》的风格是比较抒情的，有一些年轻人的非常浪漫的词。他们呼唤宪政都受到镇压，这说明是主管人的问题。
中共宣传官一代不如一代
我发了一个微博说：毛泽东时代也并不是最坏的人来管理宣传，比如三个中宣部长，习仲勋，陆定一，还有陶铸，在毛泽东时代都是挨整的，因为那时就是毛泽东管宣传。除了陶铸去世，其他那两位，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党内的好干部，民众口碑也好，陆定一在反对自由化时还讲了话。
为什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力群，王忍之，丁关根长期当中宣部长，他们都是在思想界舆论界最被反感的，为镇压新闻自由立了汗马功劳，思想都是极左的，这就是一个区别。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是朱厚泽，接替的是邓力群，邓力群是挨骂最多的“左王”。结果朱厚泽和胡耀邦两个人一块下台。
现在不是讲“前30年和后30年”吗？后30年对媒体的管理是非常差劲的，这些宣传部长的水平，一比就看出来了。习仲勋，陆定一，他们代表的是党内的正资产和正面形象，怎么也比邓力群及他弄上来的人强的多。到了胡锦涛时代的刘云山，现在也升官了，但他们上上下下的宣传官是口碑最差的：封杀网络，践踏宪法里的新闻和出版自由，他们是最卖力气的。
听众朋友：以上采访的是住在北京的著名媒体人和政治评论家高瑜女士，谈从《南周》到《新京报》的中国新闻界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