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的一天，我素来尊敬的民主墙时代的老民运人士刘京生先生约我见面，赠给我一本打印装帧得工工整整、干干静静的他本人的文集。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我都已在网上读过，但我还是将这本凝结着作者心血的集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打电话建议他编写一个详细的目录，并争取早日公开出版。此后便一直未与老刘联系过。
老刘做事非常认真仔细，在照顾因摔伤卧倒在床的老父亲的同时，仍然抽时间对书稿作了修订，还按照我的建议编写了详细的目录，并坚持嘱咐我为文集写一篇序言。我再三推辞不过，只好写一点读后感。
老刘长我一岁，出生于1954年1月5日，今年已五十有五。这个岁数的北京人大都知道，三十年前在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的西单体育场南侧有一段约2米高、100米多长的宽阔围墙。上面贴满了大字报或小字报，批评时政的有之，要求平反的有之，申诉冤屈的有之，主张民主的有之，伸张人权的有之，被时人命名为“西单民主墙”。
当年，邓小平基于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策略需要，一开始对“民主墙”的态度是肯定的，因此他才会在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1978年11月27日上午10点，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到“西单民主墙”前告诉在场的“民主墙”活动参与者和观众说，他当晚要会见邓小平，愿意代为转述意见。当时在场的人纷纷提出意见或要求，诺瓦克作了记录。当晚10点后，诺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到“民主墙”前转述与邓小平谈话的情况，大意是邓小平说，“民主墙体现了中国的民主”，“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可见当时邓是肯定、赞扬和推动“民主墙运动”的。当时现场听众一片欢腾，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第二天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创办《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创办《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创办《北京之春》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创办《沃土》的胡平、姜洪，创办《今天》的周眉英、北岛、芒克等，都是当时北京“民主墙运动”的主将。
老刘就是在“民主墙”时期，主动加入了由魏京生创办的民主刊物《探索》杂志，积极开展民主启蒙活动，后虽被定罪但免于起诉。1991年，他又与胡石根、王国齐、康玉春、王天成、陈卫等200余人共同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多次向全国邮寄民主宣传材料，结果被当局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三次减刑共二年半），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04年11月27日出狱。2005年4月，他再和李卫平等人到工商局注册成立“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致力于开展公民维权活动，后因政府强制干预，被迫注销。之后至今，他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
我和老刘只见过有数的几面，谈不上熟识，但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和听朋友介绍，对他的为文与为人均颇有好感。老刘的文字简洁明快，生动活泼，风趣诙谐，决不拖泥带水和矫揉造作，可读性很强，且充溢着人性的闪亮。尤其是他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民主墙回忆系列（共18篇）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妙趣横生，画龙点睛。试举几例：
他在第1篇“初识民主墙”中写道：“我一直在西单墙寻找，寻找我满意的知己，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有些失望。一张小字报的出现，令我周身热血沸腾。这张小字报的标题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在当时，‘四个现代化’是国人的梦，华国锋誓言旦旦要领导人民实现这个梦；而魏京生的呐喊是及时的提醒，提醒梦中的人们：没有民主的所谓现代化不过是画饼充饥！太妙了，仅此一句，就准确地诠释了共党几十年的‘功绩’。”
在第2篇“《探索》创刊号”中，他写道：“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样解读民主的：一，民主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可以享有民主，其他阶级无权享受，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民主不能决定什么，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三，民主不可超越底线，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就是1978年前民主的基本定义，这一定义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灌输已具有不可更改性，成为思维的框架和大多数的共识，阻碍着自由思想的涌动。”
在第16篇“宣判”中，他饱蘸感情地写道：“人生有无数憾事。在监狱时我认为自己的一生有两件最大的憾事需要尽快弥补。其一，我不是父母的好儿子，不是儿子的好父亲；其二，我还没有享受过欲生欲死的爱情。至今，第一个遗憾依旧持续，母亲总是赶着我去干活，哪怕干活的收入仅够苟延残喘，哪怕她的年龄已经八十三岁。第二个遗憾，我有幸补上了，可昔日的战友却冷酷的告知：你这样的条件就不该结婚。我可以原谅误解，可以原谅观点的极端，可以原谅世俗，势利眼，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没有人性的且不合逻辑的告诫。莫非人穷就该志短，莫非穷人就该没有爱情与家庭？！看来，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民运一分子的人，真该恶补一下民主常识，千万别把追求民主当作一项没有人性的‘伟大事业’”。
我觉得这几段文字不多，但写得非常之好！第一、中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却只字不提“民主化”，这正是中国这些年来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民主的“现代化”，必然是权贵当道，强取豪夺，两权分化，缺失自由，践踏人权，破坏环境的畸形发展道路。这一点在今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在三十年前能有这样的见识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中共一直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是个人服从组织，全体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即老刘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典型的马列主义专制独裁理论，与宪政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第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民运一分子的人”热衷于唱高调，主张民主人士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甚至于连恋爱结婚都不可以，简直到了冷酷无情、丧失人性的地步。老刘对此嗤之以鼻，奉劝这些人“真该恶补一下民主常识，千万别把追求民主当作一项没有人性的‘伟大事业’”。若剥离了人性与人道，那样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哪还值得人们前赴后继地去追求呢？
2009年4月24日，中国人权（香港）及联席会议香港联络处举办了一场纪念《民主墙》30 周年座谈会，刘京生在会上发言认为当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是一次释放人性运动：“因为人性在当时被长时期压抑，包括爱情、包括服饰，很多本能的东西都无法释放，思想也被压抑，在所有的教科书上，只有马列主义，其它的教科书都被作为批判的对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对这种东西表示怀疑，虽然我不能推翻它，但至少可以质疑它吧。这就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未来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民主导师包遵信生前曾多次对我说，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接力传承，需要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争取民主的传统，累积本土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多次慨叹说中国人气量狭窄，喜欢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后人总是喜欢否定前人，这就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民主传统，总是回到原点上重新起步，此乃民主在中国之所以不昌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刘在三十年前的“民主墙”时代就投身民运，参与和见证了许多民运事件，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如他“民主墙回忆系列”第18篇“后记”中记录道：
四、补充的记忆：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张非官方政论性大字报是：《启蒙社》标题为“重新评定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要三七开”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按上下联划分的（未见横批）。张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南门外。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份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
七八年，一一二五民主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是西单民主墙的标志性事件。开创了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方式由民众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先河。
七九年年初，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人权同盟》公告诞生。据说，当时登记人数超过一万。
七九年春节，“中央文件”对西单民主墙的定性就已经出台。四月三日在上海首先发出公告，四月五日北京也发出相同内容的公告。有节制的抓捕开始。在第一轮抓捕中，有许多人幸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魏京生在补充中所说的那段话“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由于老刘是“民主墙”时代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因此他的上述记录对于研究和考察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人权组织产生的历史都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他所撰写的文章和亲身参与的民主活动对于中国自身的民主传统的形成与承继都是一种令人尊重的实际贡献。他本人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奉献出了大半生的时光和十几年的牢狱生活，至今无名无利，无怨无悔，仍在坚持不懈地尽自己的一份努力。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这正是我接受老刘的约请为他的文集写序并向大家郑重推荐《刘京生文集》的原因。
“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写过一首题为《赠从弟》的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我认为这首诗歌颂的松柏精神用在刘京生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是为序。
200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