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9月余虹在本报发表的一幅纽约墓地的图片。他说，当汽车开进纽约市区刚上布鲁克林女王快速路时，一片巨大的墓地扑面而来，让我震惊。墓地的背景刚好是曼哈顿的高楼群。巨大的墓地与巨大的城市同在一个视觉空间，让我的视觉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会儿密集的墓碑像曼哈顿的高楼群，一会儿曼哈顿的高楼群像密集的墓碑。原本距离遥远、界线分明的生死之城居然在同一空间！只不过，人们对照片上近处的城视而不见，对远处的城又熟视无睹罢了。
三个月后，余虹选择去往他心中的那个城。
余虹
1957年2月 出生于四川
1996－1997年 暨南大学教授
1997－1999年 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
1998－2001年 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2001－2002年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02年4月－2007年12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12月5日自杀离世
几个月来，胃病复发，余虹饱受失眠之苦，最严重时彻夜无眠。
12月4日，他向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打听哪里可以买到活鸡，因为听说鸡汤养胃。
12月2日，他和学生相约打乒乓球，这个运动习惯他保持了多年。
他预定的跑步机正在送货上门的路上，他的车刚刚换了保暖设备，他答应老同学为《色，戒》写一篇评论……
“他已经尽力了，在遗书里他希望我能理解他的选择。”杨慧林说。遗书写得非常冷静，还对一些人和事做了安排，“我相信这是他理性思考后的抉择。”
他的师友和学生给出了这样的集体印象：“他是理性的，更是温情、热情、专情的”，“他曾经固执又激烈，后来才渐渐宽厚平和起来”，“他以完美主义要求自己，但不以完美主义要求别人。”
然而，余虹的经历其实有理由让他成为另一种人，一种不那么宽厚、不那么温情的人。
13岁，因为父母政治身份的问题，余虹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他被迫来到湖北投靠亲友求学。“在那里我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团，做了团支部书记，还上了高中。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政治贱民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早就放弃了这一奢望。高中毕业后老老实实下乡，唯一梦想就是当一名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余虹因政审未通过而落选。
此时他所在的县淀粉厂来招工，当时唯一符合条件的他，再次因政审问题失去了机会。“他的头发，就是知道消息的当晚，几乎一夜落尽。”余虹的师弟邵宏回忆。
转机发生在1978年春，高校扩大招生的政策对他这样的“牛鬼蛇神”网开一面。于是，那一年，余虹考进了咸宁师专。
此后，他的学业之路一直顺畅。在四川大学读完硕士，转入暨南大学读博，然后到复旦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后辗转于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各院校，直到2002年进入人民大学文学院。
余虹是国内较早开拓中西诗学比较的学者，也是较早开始翻译解释海德格尔，并从文学理论角度对海德格尔进行解读的人。“他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富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人民大学文学院这样评价他。
余虹的朋友们，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他的艺术概括力和感受力都很强，这个几乎无人能比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说。
而余虹在川大的一位同学赞叹：“他一定是横空出世的，走到哪里都一定是横空出世的。”
余虹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但他的专情在朋友圈里知者甚多。他的一位好友感叹说，此前此后，从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像余虹那样为爱情痛苦。
一张墓地的照片，挂在余虹家的墙壁上。那是纽约的某个角落，这边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突然一条界限划开，那边就是安静、庄严的墓地。在美国访问时，余的眼睛和相机，随即被这片墓地吸引。
对死亡的研究和表达常见于余虹的文字。在墓地白色的十字架上，在基督教气息的油画里，在荷尔德林和海子的诗歌中，在海德格尔那里，余虹为相同的美所激动。
早在川大课堂的时候，28岁的余虹就站起来发言说：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体，一方面，他的意志、他的欲望是无限的，他的心中需要一个可以纵横奔驰的旷野，他的心灵有神性赋予的高贵和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人的肉身又是有限的，因为人来源于泥土，他有凡夫俗子的一切苦恼和恐惧。而这两者在人是永远无法协调的，所以，人生的悲剧是谁也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一位学习文艺学的学生眼里，余虹的精神之苦是注定的。“作为学人，他是精心于研究海德格尔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但生存的现实性却迫使诗人赋予生活以意义。诗人于是试图通过诗的语言来完成对意义的创建。在意义破碎的‘贫困’时代，诗人要行走在极度孤独中的旷野和大地上，维护人的尊严，探究终极的救赎，寻找已隐遁的神迹。而往往谁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谁就站到了一个没有信念依恃的危险边缘。用歌德的话来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者发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在余虹那里有许多谈到死亡的文字，有人会问，他的死是不是跟他过多地考虑死亡有关。我读他的文章，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他谈死亡不是因为想知道该不该死，而是为了想知道该如何活，如何有意义地活。”学者徐贲说。
在余虹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他提到一位95岁的美国老太太，总是充满平静和喜乐，丝毫没有老年人通常所有的孤寂、清冷与悲戚。“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来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余虹在她身上寻找到了“消除致命不安”的凭依。
“他向往宗教庇护，研究过基督教。”余虹的好友吴兴明说，“但他很难跨出这一步。”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个人的百年》里的感言。
2007年12月5日，不知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从2楼的家中一步步走向10楼，一跃而下。
“‘一个尼采式的时间’的纵然一跃，像一片落叶，像一只飞鸟，更像一记重锤，直捣死亡的胸口，使大地猝然颤栗。这是向暧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的冲击。”
理解余虹的人这样总结了他的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