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体把与苹果较劲的热情，同样用到整治奶粉、地沟油、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上，该有多好？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不喜欢苹果产品及其服务，可以选择不买；但人们吃的喝的呼吸的，可以拒绝吗？
从央视“3·15晚会”开始，媒体对“苹果”售后服务的批评愈演愈烈。
2011年中国苹果iPhone用户调查报告指出：70.5%的用户年龄在18-30岁之间，55.6%的用户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54.1%的用户居住在二线以上城市。苹果新奇的触摸屏体验，WIFI环境下的各种便捷应用，宣告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如果说80年代时尚的标志是可口可乐，今天无疑是“苹果”。武汉两万多名大学生贷款上亿元，用于购买苹果等电子新品。甚至出现过中学生卖肾买“苹果”的极端个案。
中国加入WTO已有12年，在非歧视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的光照下，消费者有权追问“苹果”是否穷尽与国际接轨的法定职责，走向法律的维权。4月1日晚，在苹果中国官网上出现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致中国消费者的致歉信，宣布将iPhone4和iPhone4S服务包升级为全部采用新部件的设备更换，自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1年保修期；还清晰地承诺，为中国Mac电脑的主板和其他主要部件，为iPad主要部件提供两年保修期。这是中国民意的胜利。
苹果用户可通过应用商店AppStore下载数字内容，在促进文化共享和版权保护、“民族文化安全”之间，也需权衡利弊，张弛有度。
希望通过这场讨论，带动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凯迪网友“一口一丁”快人快语：削减“苹果”的牛气，说到底就是要减少对它的依赖感。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服务做好点，技术不够好，嘴巴放甜点。别技不如人，还牛哄哄，这样（消费者）能买你的产品吗？也让自己牛起来才是正道！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媒体的角色。当中国的iPhone销售增幅达三位数、销售点1.7万个时，如果本土媒体漠不关心，反倒是不正常现象。美国国会某些人和某些企业不是试图把中国的中兴、华为逐出美国市场吗？美国媒体不也曾经连篇累牍地质疑中国玩具的安全性吗？美国人不是曾经以检查莫须有的“化学武器原料”为由，在公海上粗暴拦截中国“银河号”货轮吗？追问苹果手机换后盖的声音再密集，毕竟没有超出WTO法则下的消费者维权范畴。
作为外国企业，对此不必作出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但作为本国民众，却可以对本国媒体有更多的要求。毕竟，有资格享用和期盼“苹果”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群；更多中国人关注的是空气、饮用水、奶粉、五谷杂粮、药品、饮料、白酒这样一些日常生活起居的消费质量。有网友自嘲：“你买苹果四代，我买四袋苹果。”“有人通宵排队受冻，为的是一个叫iPhone4s的玩意儿，还微博直播；更多的人通宵排队受冻，为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泪自流，这就是中国。”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苹果”更接近“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高级层次，而后者属于“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上的需求”低级层次。而且，百姓发声的分贝，远不如有能力实现高级层次需求的精英人群。新闻媒体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望者，更需要打捞底层民众“沉没的声音”，保障社会各阶层均衡的利益表达。“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也承认，4个月大的孙儿吃香港奶粉，自己也是香港“限奶令”的受害者。那些压根没指望吃上香港奶粉的内地民众，更值得我们心疼和代言。国家质检总局称：内地奶粉合格率99%。央视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直言：我哪知道1%在哪里呀？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抨击“苹果”政治方向正确；而关注奶粉、地沟油、电信收费、油品质量、黄浦江漂浮死猪等问题，则可能触犯“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总书记深圳考察语）。
网友曹豫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如果媒体把与苹果较劲的热情，同样用到整治奶粉、地沟油、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上，该有多好？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不喜欢苹果产品及其服务，可以选择不买；但人们吃的喝的呼吸的，可以拒绝吗？
媒体报道消费品质量时，还需警惕商业利益的困扰。今年“3·15晚会”上，竟然出现了某个备受争议的乳制品广告，刺痛了观众的眼球；而微博名人针对“苹果”“大概八点二十发”的悬疑，尚未得到合理解释。媒体戒慎恐惧，均衡而公正地审视社会问题、企业问题，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
2011年，央视曾曝光，国家发改委正在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受到工信部旗下《人民邮电报》头版头条的驳斥。针对垄断企业的消费者维权和舆论监督，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博弈过程。网友批评：国内某些垄断企业漠视用户利益，“如果说到傲慢，他们比苹果只多不少”。
就在众议“苹果”的声浪中，“开胸验肺”的农民工张海超病危住院的消息却被不少媒体忽略了，这个单亲家庭7岁女儿的“托孤”尚无着落。能否紧紧盯住奶粉、雾霾、尘肺病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草根焦虑”，体现着媒体对本国民众的感情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