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过时的题目，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永恒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以至世界，一个最大最大的题目，故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视为终身研究的课题，称为“五七学”，准备将它纳入大学教案。仅管“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即将过去，但对“反右斗争”的观点与看法并未取得一个统一的认识，有说是“阳谋”，有说是“阴谋”；有的说是毛泽东想借“反右斗争”打击党内反对派，只因后来形势逆转迫不得已而为之。新近杜光先生撰文说，“今年六七月间，在洛杉矶举行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研讨会上，姚监复先生提出：反右运动需要正名，应当称为［五七民主运动］。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黄一龙先生却说，“杜光先生此文，雄辩地论述了所谓［反右运动］的性质，我极赞成。可是却认为他和姚监复先生们所正的名，少了一个字：［民主运动］其实该是［反民主运动］”。

其实，“民主运动”与“反民主运动”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开展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是“反民主的运动”，对遭到绞杀坑埋的五十多万右派来说，是民主运动，何也？我十分同意杜光先生的论述。他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从洋务运 动、戊戌政变开始，充满了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这是贯穿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于专制主义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浸染既久，已经无处不在，无远弗届；而民主主义的探讨、宣传、实践，则只经历一百多年，影响不深，两者力量悬殊。所以，虽然民主主义不断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时甚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压倒了民主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反右斗争”的前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开展的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他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以及各阶层人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先被各种政治运动搞得灰溜溜的知识分子突然活跃起来，站出来大放了一通。他们的发言（亦即鸣放）都是针对中共自1949年取得政权后，不思进步，倒行逆施，表现出的各种错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与指责，如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钓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各大专院校的“不要党委，由专家学者治校”，文艺界则反“公式化”、“概念化”，提倡“无中心论”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青年学生偏重在“自由民主”上，以及提出重审“胡风反革命案件”，而广大知识分子反对“思想改造”，提倡“言论自由”等等。这对专横专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无疑要他们的命。因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一贯崇尚暴力、崇尚斗争，专事整人、害人、杀人，喜欢把人划成各个阶级，制造莫虚有的仇恨以便分而治之，这样的党怎么能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谁提谁倒楣。杜光先生一针见血地写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独裁势力便挖空心思，不惜采取各种阴谋“阳谋”，制造陷阱，诱人入彀，以便寻找借口，铲除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就广大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执政者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新社会的承诺，在群众运动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蔑视人民权利、损害人民利益、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的错误，人们希望执政当局能够改正缺点错误，履行民主、自由的诺言。正是在这两种不同观念和愿望的交结点上，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民主运动”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他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经済形势的错估，他压根儿不是什么革命派，更不是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秦始皇比不上他的霸道，刘邦比不上他的阴诈，隋煬帝比不上他的淫乱，朱元璋比不他的残暴。他的治囯策略是先吃敌人，再吃朋友，最后吃同志，将战友一个个斗死迫死，凡是替他卖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杜光先生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丝毫不具备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下，硬要推进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召唤资本主义的天敌——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那就是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体制：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而定位“一尊”。

正因为他要建立“一党专政”的“朕即国家”的封建体制，必然要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这样的体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必然视民主自由为死敌，视知识份子为仇人，纵不提任何意见，也要拿他们祭旗，这叫“狗吃棕子—莫改”。所以“反右斗争”压根儿没有什么“阴谋”与“阳谋”，就是要斩草除根，逐步血洗中国近百年民主运动留下的、有思想、有见解、有作为和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有独立人格的各阶层人士民。用毛泽东的话叫“不破不立，不止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发生在七十年代“红色高棉政权”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波尔布特亲自前往北京朝观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波尔布特，给他的建国真言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丹童：《六十——七十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柬共夺取政权后的的一切举措，无不打上了毛泽东仇视知识、仇视民主、仇视自由的烙印。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表示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回国以后，波尔布特为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真正解决“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问题，柬埔寨政府立即取消货币，关闭市场，全国实行供给制。更可怕的是他用消灭城市的办法消灭城乡差别。把三百万城里人包括西哈努克的子孙亲属，、佛教僧侣、大学教授都赶到乡下务农，捣毁电视、冰箱、汽车和高档家具，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为死寂的空城。但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南海的气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保证高级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法权”。他自己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豪华别墅，有了高级轿车，以及前呼后拥的卫队和服务人员。农谢、英萨利、乔森潘等也都有了豪华的住宅。

下放的城里人在政治地位上比当地农民低，被称为“新生者”。按军事编制，分开男女，住进各自的营房，夫妻一周团聚一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按柬共中央文件，在农村每三十至四十户办一个集体食堂，八人一桌，饭菜定量。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种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柬埔寨，历来盛产瓜果，革命成功后，老百姓吃个水果成了很大的奢侈。一九七七年八月，波尔布特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四年计划”的报告：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提出“赶大跃进”的口号。他描绘的宏伟远景是：“一九七七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一九七八年，每两天一个水果，到一九七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粮食、钢铁生产指标都定的很高，根本完不成。于是，虚报浮夸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集体食堂难以为继。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随后，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废除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甚至家庭，连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农村合作社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对资产阶级市民的专政，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以飓风般的速度安顿好市民后，红色高棉立刻着手改造旧政府官员、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认为，且不易改造，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清除。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依靠监视网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连戴眼镜的人都被当作旧知识分子杀掉。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1976年，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将目标转向党内，他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于是大批党内人员被血腥清洗。为适应波尔布特的定期搜索细菌计划，康克由麾下的“奥斯威辛”S-21监狱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一直高速运转，被抓到这里的人都要被送至杀人场。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建设使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那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的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年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柬埔寨的知识分子并未参与“鸣放”，甚至没有任何人对柬共有一句置疑之词，仍遭成批杀害。为什么？这就是号称“先解放天下受苦人，最后解放自已”的共产党本质的问题。纵观全世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无不残忍残酷，无不暴戾恣睢。只要他们一取得政权，必然血洗山河，杀人成性，仇恨知识文化，仇恨民主自由，仇恨人道博爱，全是一些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没有不垮台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垮台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済”救了它，要不早已和毛泽东一样寿终正寝，装进棺材了。到了二十一世纪，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科学发展观”，应该说这是付起死回生巨大的强心剂。遗憾的是，至今中共摆脱不了毛泽东罪恶的阴影，不敢否定历史上那些反人民、反进步、反民主、反自由的错误作法，不去争取话语权，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转”治标不治本的施政方针。到不因为我是“反右斗争”的受害者，就看重右派的“平反”问题。无论过去、现在、今后，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反右斗争”是中国百罪之首，万恶之源！它把中国文明进程逆反到二千二百年前的极端黑暗、极端专横的秦王朝时代，还把曾经有过民主朝气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极端专横、极端残暴的封建法西斯政党。它不但把五十多万爱国家、爱民族（当时也爱共产党）的一大批敢说敢为，有能力、有才干、有正义感的知识精英一夜之间沦为贱民，还把他们的人格、尊严、情操毁之尽净。用所谓揭发、检举、告密和坦白交待、争取立功等自辱手段，打断了他们的脊梁。自此黑白颠倒、善恶易位、美丑混淆，好坏难分，造成全社会说假话、讲空话，做假事、作虚事大环境，激励一大批见风使舵、寡廉鲜耻、无良心人格、无公义的阿谀奉迎的小人位居要津，改变了中华民族善良的民风，使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传承的中华民族，演释成为一个正义不张，邪气炽烈，民主死亡，自由泯灭，没有一点法制与伦理的，荒唐怪诞的中国。因此，才有“总路线”、“大跃进”的勃起，才有烧尽民脂民膏的“大炼钢铁”的胡闹，才有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的“人民公社”。致使神州赤地千里，巢禽无树，饿殍盈野，十室九空，发生“人相食”惨绝尘环的酷烈事件，近四千万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当这个灾难还未告结，第二个更大的历史灾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在赤县粉墨登场。这个旷古未有巨大的民族灾难，几乎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和古迹毁之一旦，国民经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后又发生“四.五”和“六.四”以及近年打压“法轮功”事件。可惜的是这一观点这一认识，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是自由民主异议人士和“法轮功”的受害者，竟难以统一起来，总是各行其事，各置一词，而我们幸存活下来的老右们，更不团结，招安派、观潮派、保命派、消沉派，比比皆是，故使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至今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美国学者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看得十分明白，分析得十分透彻。他在“五十年［反右斗争国际研讨会上］”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反右以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土改，镇反，肃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够残酷的了。反右以后还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数要比反右多好几倍。最可怕的数字当然是［大跃进］的大饥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关键呢？ 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他又说，“我个人觉得这种［语言分野］是一个关键和要命的问题。1957以前，在土改，镇反，和肃反的时候，虽然残酷，但理想语言还是有［能够信］的可能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能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理想……］。但1957以后，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我以为这个深刻的变化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犬儒主义］：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等等。这个浪潮的出现当然跟后来邓江胡时代的［不讲政治，只向钱看］的政策有关。但是1957以后的［语言分野］和［两种真理］的作用显然是关键。”他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形象啊！

我自始至终认为：“反右斗争”是中共从进步走向反动的分水岭，是毛泽东由人民领袖沦为专制暴君的不可更改的铁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从光明转向黑暗的前奏曲！“反右斗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也是中共的大灾大难！它推翻了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初衷，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推向罪恶的深渊！我断言：“反右斗争”这个亘古的历史大冤案不否定、不解决，中囯其它一切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六四”算什么？“法轮功”又算什么？“反右斗争”才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瓶颈！学者、专家，以及各个思想派别人士，应该正视这个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问题。

这不是过时的题目，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永恒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以至世界，一个最大最大的题目，故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视为终身研究的课题，称为“五七学”，准备将它纳入大学教案。仅管“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即将过去，但对“反右斗争”的观点与看法并未取得一个统一的认识，有说是“阳谋”，有说是“阴谋”；有的说是毛泽东想借“反右斗争”打击党内反对派，只因后来形势逆转迫不得已而为之。新近杜光先生撰文说，“今年六七月间，在洛杉矶举行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研讨会上，姚监复先生提出：反右运动需要正名，应当称为［五七民主运动］。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黄一龙先生却说，“杜光先生此文，雄辩地论述了所谓［反右运动］的性质，我极赞成。可是却认为他和姚监复先生们所正的名，少了一个字：［民主运动］其实该是［反民主运动］”。

其实，“民主运动”与“反民主运动”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开展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是“反民主的运动”，对遭到绞杀坑埋的五十多万右派来说，是民主运动，何也？我十分同意杜光先生的论述。他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从洋务运 动、戊戌政变开始，充满了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这是贯穿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于专制主义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浸染既久，已经无处不在，无远弗届；而民主主义的探讨、宣传、实践，则只经历一百多年，影响不深，两者力量悬殊。所以，虽然民主主义不断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时甚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压倒了民主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反右斗争”的前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开展的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他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以及各阶层人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先被各种政治运动搞得灰溜溜的知识分子突然活跃起来，站出来大放了一通。他们的发言（亦即鸣放）都是针对中共自1949年取得政权后，不思进步，倒行逆施，表现出的各种错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与指责，如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钓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各大专院校的“不要党委，由专家学者治校”，文艺界则反“公式化”、“概念化”，提倡“无中心论”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青年学生偏重在“自由民主”上，以及提出重审“胡风反革命案件”，而广大知识分子反对“思想改造”，提倡“言论自由”等等。这对专横专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无疑要他们的命。因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一贯崇尚暴力、崇尚斗争，专事整人、害人、杀人，喜欢把人划成各个阶级，制造莫虚有的仇恨以便分而治之，这样的党怎么能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谁提谁倒楣。杜光先生一针见血地写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独裁势力便挖空心思，不惜采取各种阴谋“阳谋”，制造陷阱，诱人入彀，以便寻找借口，铲除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就广大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执政者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新社会的承诺，在群众运动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蔑视人民权利、损害人民利益、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的错误，人们希望执政当局能够改正缺点错误，履行民主、自由的诺言。正是在这两种不同观念和愿望的交结点上，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民主运动”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他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经済形势的错估，他压根儿不是什么革命派，更不是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秦始皇比不上他的霸道，刘邦比不上他的阴诈，隋煬帝比不上他的淫乱，朱元璋比不他的残暴。他的治囯策略是先吃敌人，再吃朋友，最后吃同志，将战友一个个斗死迫死，凡是替他卖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杜光先生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丝毫不具备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下，硬要推进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召唤资本主义的天敌——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那就是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体制：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而定位“一尊”。

正因为他要建立“一党专政”的“朕即国家”的封建体制，必然要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这样的体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必然视民主自由为死敌，视知识份子为仇人，纵不提任何意见，也要拿他们祭旗，这叫“狗吃棕子—莫改”。所以“反右斗争”压根儿没有什么“阴谋”与“阳谋”，就是要斩草除根，逐步血洗中国近百年民主运动留下的、有思想、有见解、有作为和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有独立人格的各阶层人士民。用毛泽东的话叫“不破不立，不止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发生在七十年代“红色高棉政权”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波尔布特亲自前往北京朝观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波尔布特，给他的建国真言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丹童：《六十——七十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柬共夺取政权后的的一切举措，无不打上了毛泽东仇视知识、仇视民主、仇视自由的烙印。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表示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回国以后，波尔布特为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真正解决“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问题，柬埔寨政府立即取消货币，关闭市场，全国实行供给制。更可怕的是他用消灭城市的办法消灭城乡差别。把三百万城里人包括西哈努克的子孙亲属，、佛教僧侣、大学教授都赶到乡下务农，捣毁电视、冰箱、汽车和高档家具，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为死寂的空城。但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南海的气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保证高级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法权”。他自己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豪华别墅，有了高级轿车，以及前呼后拥的卫队和服务人员。农谢、英萨利、乔森潘等也都有了豪华的住宅。

下放的城里人在政治地位上比当地农民低，被称为“新生者”。按军事编制，分开男女，住进各自的营房，夫妻一周团聚一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按柬共中央文件，在农村每三十至四十户办一个集体食堂，八人一桌，饭菜定量。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种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柬埔寨，历来盛产瓜果，革命成功后，老百姓吃个水果成了很大的奢侈。一九七七年八月，波尔布特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四年计划”的报告：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提出“赶大跃进”的口号。他描绘的宏伟远景是：“一九七七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一九七八年，每两天一个水果，到一九七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粮食、钢铁生产指标都定的很高，根本完不成。于是，虚报浮夸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集体食堂难以为继。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随后，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废除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甚至家庭，连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农村合作社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对资产阶级市民的专政，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以飓风般的速度安顿好市民后，红色高棉立刻着手改造旧政府官员、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认为，且不易改造，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清除。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依靠监视网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连戴眼镜的人都被当作旧知识分子杀掉。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1976年，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将目标转向党内，他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于是大批党内人员被血腥清洗。为适应波尔布特的定期搜索细菌计划，康克由麾下的“奥斯威辛”S-21监狱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一直高速运转，被抓到这里的人都要被送至杀人场。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建设使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那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的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年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柬埔寨的知识分子并未参与“鸣放”，甚至没有任何人对柬共有一句置疑之词，仍遭成批杀害。为什么？这就是号称“先解放天下受苦人，最后解放自已”的共产党本质的问题。纵观全世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无不残忍残酷，无不暴戾恣睢。只要他们一取得政权，必然血洗山河，杀人成性，仇恨知识文化，仇恨民主自由，仇恨人道博爱，全是一些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没有不垮台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垮台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済”救了它，要不早已和毛泽东一样寿终正寝，装进棺材了。到了二十一世纪，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科学发展观”，应该说这是付起死回生巨大的强心剂。遗憾的是，至今中共摆脱不了毛泽东罪恶的阴影，不敢否定历史上那些反人民、反进步、反民主、反自由的错误作法，不去争取话语权，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转”治标不治本的施政方针。到不因为我是“反右斗争”的受害者，就看重右派的“平反”问题。无论过去、现在、今后，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反右斗争”是中国百罪之首，万恶之源！它把中国文明进程逆反到二千二百年前的极端黑暗、极端专横的秦王朝时代，还把曾经有过民主朝气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极端专横、极端残暴的封建法西斯政党。它不但把五十多万爱国家、爱民族（当时也爱共产党）的一大批敢说敢为，有能力、有才干、有正义感的知识精英一夜之间沦为贱民，还把他们的人格、尊严、情操毁之尽净。用所谓揭发、检举、告密和坦白交待、争取立功等自辱手段，打断了他们的脊梁。自此黑白颠倒、善恶易位、美丑混淆，好坏难分，造成全社会说假话、讲空话，做假事、作虚事大环境，激励一大批见风使舵、寡廉鲜耻、无良心人格、无公义的阿谀奉迎的小人位居要津，改变了中华民族善良的民风，使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传承的中华民族，演释成为一个正义不张，邪气炽烈，民主死亡，自由泯灭，没有一点法制与伦理的，荒唐怪诞的中国。因此，才有“总路线”、“大跃进”的勃起，才有烧尽民脂民膏的“大炼钢铁”的胡闹，才有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的“人民公社”。致使神州赤地千里，巢禽无树，饿殍盈野，十室九空，发生“人相食”惨绝尘环的酷烈事件，近四千万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当这个灾难还未告结，第二个更大的历史灾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在赤县粉墨登场。这个旷古未有巨大的民族灾难，几乎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和古迹毁之一旦，国民经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后又发生“四.五”和“六.四”以及近年打压“法轮功”事件。可惜的是这一观点这一认识，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是自由民主异议人士和“法轮功”的受害者，竟难以统一起来，总是各行其事，各置一词，而我们幸存活下来的老右们，更不团结，招安派、观潮派、保命派、消沉派，比比皆是，故使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至今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美国学者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看得十分明白，分析得十分透彻。他在“五十年［反右斗争国际研讨会上］”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反右以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土改，镇反，肃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够残酷的了。反右以后还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数要比反右多好几倍。最可怕的数字当然是［大跃进］的大饥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关键呢？ 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他又说，“我个人觉得这种［语言分野］是一个关键和要命的问题。1957以前，在土改，镇反，和肃反的时候，虽然残酷，但理想语言还是有［能够信］的可能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能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理想……］。但1957以后，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我以为这个深刻的变化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犬儒主义］：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等等。这个浪潮的出现当然跟后来邓江胡时代的［不讲政治，只向钱看］的政策有关。但是1957以后的［语言分野］和［两种真理］的作用显然是关键。”他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形象啊！

我自始至终认为：“反右斗争”是中共从进步走向反动的分水岭，是毛泽东由人民领袖沦为专制暴君的不可更改的铁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从光明转向黑暗的前奏曲！“反右斗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也是中共的大灾大难！它推翻了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初衷，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推向罪恶的深渊！我断言：“反右斗争”这个亘古的历史大冤案不否定、不解决，中囯其它一切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六四”算什么？“法轮功”又算什么？“反右斗争”才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瓶颈！学者、专家，以及各个思想派别人士，应该正视这个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