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为别人写的书作序，也不要别人为我写的书作序。宾雁夫人、朱洪大姐非要指定我为《刘宾雁纪念文集》作序，为亡友宾雁故，只得破例。
我的这篇序言可以说与本书内容无关，不是解读《刘宾雁纪念文集》这部书，而是解读我的朋友刘宾雁这个人。
刘宾雁，从前在国内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如今在海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所不同的，在国内是官方和民间的争议，在海外是右派和左派的争议。分析对刘宾雁的争议，不仅是为了认识一个人，也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人。
对刘宾雁的意义，也许敌对的人比友好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反对他的人们将他拒于国门之外，就是为了抹杀他在中国的意义。当他重病在身，形容枯槁，即使想搞动乱也没有气力了，应该可以回国了吧？不行，因为只要他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站，就会产生无言的号召。他死了，反对他的人们应该高兴了吧？然而也不，封锁消息，屏蔽网站，因为他的幽灵对腐败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构成威胁，故绝对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有关刘宾雁的消息。可见，无论刘宾雁的存在或不存在，都不会改变他的意义。
（一）
正如王若水之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意义，抽掉了刘宾雁，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就会出现残缺。据报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刘宾雁逝世前不久，居然没有听说过“刘宾雁”这个名字。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有的“知识”，就只是残缺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残缺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残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残缺的现代史。反对刘宾雁的人们，确是成功地在中国的新生代中扼杀了他的意义。作为他的友人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挖掘他的意义，宣扬他的意义。
刘宾雁作为记者和作家，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意义在于开创了报告文学这一写作形式，为新闻和文学开拓了空间，为记者和作家增添了武器。
从字面上来说，“报告文学”是个矛盾概念。报告是叙述事实，与报告相对的文学是虚构故事；是报告就不是文学，是文学就不是报告。但是，为什么报告文学在中国兴盛一时且历久不衰？刘宾雁首倡其事，后继者摩肩接踵，如今薪火又传到新一代的记者和作家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不是用概念来否定事实，而是据事实来限定概念。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理由和现实的理由。历史和现实比任何概念、比任何规范更有力量。
先说历史的理由。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文学作品。他在《史记》中不仅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人物、事件、情节，同时也描写心理、抒发议论；议得不过瘾，最后还要来一段“太史公曰”。可以说，作为记传体的《史记》就是古代的一篇一篇报告文学。《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攻占咸阳，有人建议：固守关中，可成霸业。他不听，掳掠而去。司马迁说，原因是“心怀思，欲东归”，他要回江东老家去也。如果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可以提问：“你司马迁又没有采访过项羽，他项羽也没有向你暴露过思想，你为什么说他想念家乡了？”这样，就《史记》可以对司马迁提十万个“为什么”。但前人从未提过一个这样的“为什么”。相反，《史记》被尊为二十四史的第一史。可见，几千年来这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是中国人乐于接受的。
在古代，非但“文史不分家”，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也不分家。到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后，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文学和史学都分了家，新闻是新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分化是近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分化的前提下，又出现新的融合，分了家的又重新不分家。例如，化学不是物理学，物理学不是化学，新兴的物理化学既是物理学又是化学。这就是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交叉，分子生物学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这些非驴非马的学科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除了两门学科的交叉，还有多学科的交叉，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知识体系在分化的前提下重新融合，又是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人文学科中，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还不够发达。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体现了新闻和文学的交叉。
新闻是新闻，文学是文学，从新闻和文学的边缘生长出来的报告文学，适应了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国际上就有一项“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继承刘宾雁传统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得了奖，而在中国他们也像当年刘宾雁的命运一样，官司缠身。可见，报告文学恰恰符合国际文坛的规范，倒是不符合当今中国现实的规范。事实上，不但新闻和文学的边界不是不可逾越的，有些写家和刊物，他们发表的不少作品，新闻不像新闻，评论不像评论，或者说既是新闻又是评论。文学和新闻、新闻和评论虽有确定的边界，却不是不可以融合、交叉的。
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思想领域激烈动荡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人们首先热烈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哲学界发出浩叹：“经济繁荣，哲学贫困”。随着拨乱反正、澄清是非的进程的展开，哲学问题被提上日程了，一切是非中的根本是非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歧。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出现一场冲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一解放，问题更多了。本来习以为常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对个人命运的诉愿，越来越强烈。这时，哲学又不够用了，远水救不得近火。求助于文学，隔靴搔痒；因为任何天才文学家头脑中虚构的故事，远不如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来得震撼人心。“伤痕文学”是事后消极的叹息。“大墙文学”是面向过去的控诉。“朦胧诗”更是叫人猜谜。还有一些名家的作品，不过是玩世不恭的嘲弄。已有的文学品种都不能直接回答现实问题。“报告文学”应运而生，适时而发，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需要。它是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事实，又是以干预生活的姿态提升文学；它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触发人们由表及里的思索，又具有文学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
刘宾雁比别人更有资格写自己的“伤痕”、“大墙”，但他不写。他专注于别人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由于牵动广大读者的关切，他的一篇报告文学可以立刻引起全国轰动。王守信案件，《人民日报》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就作了报导，八月十六日又发表长篇通讯，并没有造成轰动。待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才引起街谈巷议，满城争说人与妖。这就是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所产生的力量。
报告文学的流行，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游走于新闻和文学之间，也是为了开辟一条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一九七八年，宾雁还在哲学研究所资料室做翻译工作，在一次讨论真理标准的会议上我们相遇。当时他尚是戴罪之身，不便多说。会后他对我讲：“你今天的发言，假如在一年以前还是‘反革命’，现在没事。看来，理论界是活了，文艺界也会跟着活起来，最死的是新闻。”我的发言好像是批评毛泽东，具体内容已经忘了。一九七九年，他发表报告文学后，我忽然想起他一年前讲过的话，原来他身处冷宫之时早就在思考如何向“最死的新闻”发起冲击。
刘宾雁得心应手地运用报告文学的武器，为民申冤。胡耀邦虽然大刀阔斧地纠正了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那都是有案可查的，社会底层还有多少无案可查的几十年的沉冤？“找刘宾雁！”刘家门庭若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排着队向他倾诉冤情。他因此而获得“刘青天”的美名。“青天”是清官头上的一方天。刘宾雁不是官，手中并无尚方宝剑，也无龙头铡，何以成为“青天”？如果有人写一部《“青天”列传》，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刘宾雁是奇特地靠笔杆子支撑“青天”的。“刘青天”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这样的：一篇报告文学出炉，广泛地动员了舆论，广泛的舆论产生强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推动权力机构的运作，中纪委、检察院什么的派人调查，或本单位党委重新审查，于是进入纠错程序。为什么不说中纪委、检察院或党委是“青天”？因为他们是被动的，始发站是刘宾雁，到他们那里差不多是终点站了。为什么冤民们不去找别的记者？因为仅仅报道事实不一定能产生动员舆论的作用，写真实还要加上作家的眼力和笔力，才能毕其功、奏其效。
报告文学在国外已有先例，只有在中国这种写作形式居然能驱阴霾、开“青天”。正是“刘青天”催生了中国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又造就了“刘青天”。刘宾雁五十年代的成名作《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都是小说，一九七九年以后则专门写报告文学。由于报告文学为民请命，惊扰了权势者的清梦，不少省委纷纷告状，指责刘宾雁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胡耀邦颇觉为难，曾带信给宾雁，叫他“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写小说去吧。”宾雁说：“我的笔记本上有那么多人的血泪，怎么能罢休？”
中国人太迷信“青天”了，其实“青天”意识是迷幻药。改变命运要靠制度，不是靠“青天”。结果，“刘青天”本人头上都是乌云密布，成了一片黄霉天。
（二）
对报告文学这种写作形式在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评价，与对报告文学作品内容的评价，两者不是一回事。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当时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应当怎么看，是可以讨论、值得反思的。
《人妖之间》的传主王守信，主要的罪状是破坏了计划经济，现在看来罪不当诛。判处王守信死刑的是两级法院，责任不在刘宾雁。中国流行一种说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也是法院在量刑时附加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实大谬不然。“民愤”往往是一时的，而且难以进行定量分析，到底多大的“民愤”该杀？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就是被一哄而起的“民愤”判处死刑的。《人妖之间》描写了一个坏人，虽然并未要求杀王守信，由于它没有区分道德上的恶劣和法律上的犯罪，在笼而统之地煽动“民愤”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当时，大家都说《人妖之间》写得好（包括我本人），枪毙了王守信，人们拍手称快。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法治的社会贯穿于官方和民间的时代的错误。据说，胡耀邦讲过：“不要急于杀人，等调查清楚了再说。”连他都没有能够阻止事件的进程。如果因为《人妖之间》当时为一般人所称道，现在还认为是不朽的作品，又不对了，表明思想仍停留在八十年代。
《人妖之间》不是仅仅描写一个坏人，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个坏人存活的社会条件，王守信和她上下左右之间十多人如何以权抓钱、以钱弄权。这正是后来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不法的腐败铁律。《人妖之间》是在“新时期”及时地发出了反腐败的信号。最初，共产党讳言腐败，只说“不正之风”。我第一次听到指斥“共产党的腐败”，是出自一九八一年上台的总书记胡耀邦之口。从此“反腐败”成为强烈的呼声，以至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镇压了反腐败运动，就是武装保卫腐败。“六四”以后，共产党的腐败就不可收拾、不可救药了。当时身在美国的刘宾雁坚决支持反腐败运动，强烈地谴责中国政府向人民开枪，全世界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对人物的评价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看他是否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其次，还要在历史环境变化之后再作考察，看他是否还能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人妖之间》作为一种报告文学的写作形式，完全是刘宾雁的创新；在历史环境变化之后，《人妖之间》作为一种案例，不能成立了，但作为反腐败的前驱，至今仍不失其意义。刘宾雁是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这个历史时期中反腐败的象征。
《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的自白；不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刘宾雁，而是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刘宾雁。他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就是表达“第二种忠诚”的人物，结果被打成“右派”。他对我说过：“我批评你（指共产党）是为你好，怎么就成了敌人了呢？实在想不通。”当他一旦可以发表作品的时候，就找了两个典型人物借题发挥。他所后悔的是两个典型人物中找错了一个，至少两个人的故事应该分开来写。
刘宾雁所说的“第二种忠诚”，包含着对忠诚对象的批评和反对。西方也有“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如果共产党内多数人采取“第二种忠诚”，而共产党又能容忍“第二种忠诚”，甚至出现“忠诚的反对派”，而不是赵紫阳一个孤家寡人，一九八九年的血腥镇压就不会发生，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成为反人民的政党。所以，“第二种忠诚”不是劝人无条件地忠诚于共产党，恰恰是为了制约共产党的为所欲为，以此为杠杆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民主的政党也不是没有可能。
批评者对“忠诚”的内涵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有人认为，不管刘宾雁说第几种忠诚，都是忠诚于共产党，而不是“从总体上否定共产党”。这又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转型的契机。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确实如共产党所说的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上面是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陈云斗法，下面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对垒。而且，互为攻防，逢双的年份自由化占上风，逢单的年份反自由化占上风。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王若水提出的“智慧的痛苦”，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促进了自由化思潮。一九八九年，反自由化的批判的武器失灵，祭出武器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为反人民的政党，宣告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自由化人士也得到大解脱，不需“第二种忠诚”，没有“智慧的痛苦”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第二种忠诚》，并不要求人们在历史环境变化之后还要坚持“第二种忠诚”。
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以及其他报告文学作品，虽然当时造成轰动，就具体价值来说，是暂时的；其中包含的抽象价值，才是长久的。抽象价值是什么？作为记者、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写真实、揭真相、说真话。刘宾雁并不以说真话自诩，而是努力践行。有人以说真话为号召，却并不践行。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后沉痛忏悔，要求自己和别人都说真话。接着，考验来了。一九八三年，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巴金，站出来说真话了吗？没有。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受整肃，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站出来说真话了吗？还是没有。一九八九年，共产党向人民开枪，全世界一片抗议声，德高望重的巴金站出来说真话了吗？什么话都没有说。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就因为说不说真话，他们生前的命运和死后的待遇都大不相同。
说真话还有不同的说法。刘宾雁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原则：重要的不是说明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刘宾雁的真话不是满足于说明世界，更不是仅仅说明过去的世界，而是具有改变当下世界的强烈企求，因此总是引起广泛的共鸣。
刘宾雁为改变世界而说真话，所以他的真话无不针对现实中的黑暗，反对假、丑、恶，痛贬官僚主义。由于这一切是出于制度性的弊病，说真话就免不了“犯上”，承担风险。既然说真话是为了改变世界，他当然相信世界是可以改变的，对未来怀有理想。宾雁将对人生的忧伤和对世事的乐观集于一身。他并非不知道所作所为对自己没有好处。我和他交谈，有时他也会唉声叹气。那一声深沉的“唉……！”饱含着人生的惨痛经历，直钻入我的心底。他忽然意识到什么，就不说了，甚至马上挂了电话。谈起国内状况，在悲观之中他又总能找出一些乐观的因素。有时过于乐观了，所作的预言常常破产，可是他还要继续作乐观的预言。“六四”以后，他说李鹏政府不出十天到三个月必将垮台。三个月过去了，他又预言三年之内必将垮台。一九九四年，他说我们一九九六年可以回国了。过了一九九六年，又说本世纪末可以回国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他说二零零八年我们一定可以回国了。还没有等到二零零八年，他已经永远不能回国了。
说真话才能做真人；所谓真人，就是坚持人之为人的特性。刘宾雁所坚持的人的特性是：
首先，维护自己为人的尊严。不敢说真话的人，就是因为失却了自尊、自信和自爱。刘宾雁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自我的确认，并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
其次，尊重别人，关怀别人。他在《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中说，当时的中国有两种人：一种只看加在人身上的标签、符号，如右派分子、坏份子等等；另一种，看重人的本质、本领。他本人曾被别人当作“标签、符号”来看待。出于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他当然就会看重人的本质、本领，特别同情那些被践踏、遭污辱、受冤屈的人。
第三，痛恨那些危害人类的人。但人类的一切纷争都要在人的前提下解决。人道主义者也要把恶人、坏人、仇人、敌人看作是人，不能将人非人化，看作是“兽”。《人妖之间》的“妖”，不过是文学上的比喻（当地人把做坏事叫做“作妖”）。他将他所痛恨的共产党领导人还是看作人，他之所以给他们写信，就是相信在人的前提下是可以沟通的。而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对刘宾雁把人不当人。
刘宾雁自拟的墓志铭是：“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我们在它的背面还可以写上一句：“这个中国人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人！”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刘宾雁的人格力量的源泉何在？
颂扬刘宾雁的为人，论者往往没有注意或竟故意回避他是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注意到了，又认为是他的世界观的矛盾，是人生的局限性。
（三）
刘宾雁的人生是悲剧，但并无矛盾，局限性也是有的，立论不同所指不同。
刘宾雁和我们这一代人，为了反对不民主而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革命成功后，我们参与建立的新政权和旧政权一样，反过来迫害自己，我们所遭受的不民主之苦，更胜于前。我们的人生悲剧是以共产党的悲剧为前提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共产党，实行更严密的一党专权，我们这些前后一致反对一党专权的人们才会陷入悲剧。
刘宾雁、王若水、郭罗基，一个黑龙江人，一个湖南人，一个江苏人，我们三个人来自天南地北，却具有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经历。我们曾经扪心自问，一再反思，我们当年是否走错了路？宾雁和我，宾雁和若水，若水和我，有过多次双边会谈，可惜我们三个人不曾有机会凑在一起讨论过一次。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我们选择了历史规定的道路。我们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历史的和逻辑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基本的出发点是由于身苦难而同情苦难的人民。我们生当国难临头，长于忧患之中。宾雁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心生焦虑，还常关心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由于生活穷困，宾雁从关外到关内颠沛流离，对于人民的苦难具有深切的感受。
第二，为了解除自己的和人民的苦难，强烈要求变革现状。对现状的观察由近而远，志在改造社会，推翻不合理的制度，向往美好的理想。宾雁说，他早在抗日时期，不但具有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意识，而且具有追求正义和公正的社会意识。
第三，为了变革现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们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就被官方社会灌输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对我们就起不了洗脑的作用，而且越洗越反感。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思想极度苦闷的时期，也像“五四”时代的人们一样，涉猎各种西方的主义。终于在官方社会之外偷偷摸摸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心胸豁然开朗。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自觉的追求，扎根于现实，所以也就不会像那些赶时髦的人一样轻易地放弃。正像马克思所说，不是我掌握了真理，而是真理掌握了我。这种感受，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到了。
第四，理论付诸行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就投入运动，宾雁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参加了地下的抗日运动，若水和我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民主运动。当时若水是大学生，我还是中学生。在运动中，从跑龙套逐渐唱大戏。
第五，跟着榜样走，走进了共产党。我们在运动中总能发现一些人物是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人好，学习好，斗争坚决，站在前列。在地下入党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我找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找我，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学习榜样到了一定程度，有人就找上门来了：“我介绍你参加一个革命组织……。”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加入共产党不是从学习党章开始，也不是听信了什么人的宣传，当时流行的宣传是“共产共妻”。我们从榜样人物身上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这是一批充满理想主义、工作热情和牺牲精神的人。我们立志像他们一样，当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
但是，我们当时对共产党所走的革命道路缺乏认识。只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道枪杆子里面不能出民主；用枪杆子可以反对不民主，不能建设民主。因为政权是用枪杆子夺来的，夺得了政权，也必然用枪杆子保卫。虽然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轮到自己，同样也是一党专权。因为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必将按它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岂但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缺乏认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都缺乏认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不是共产党发明的，是孙中山开的头；以党领军，以党治国，也是孙中山的遗产。中国的两个独裁者蒋介石和毛泽东誓不两立，却都是以孙中山为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次革命不成，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还是“革命尚未成功”。蒋介石接着革命，革命以后搞独裁，毛泽东又来革蒋介石的命。总之，革命没有解决问题，还老是用革命来解决。
我们年轻的时候别无选择地参加了革命。如果投入国民党的怀抱，这是选择专制腐败。如果选择不问政治，这就成了历史的旁观者。这些都不符合我们人生的基本出发点。当时连标榜“第三条道路”的人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追随共产党，只有极少数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现在虽然知道了共产党专制腐败的谜底，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不可能作出别样的选择。重要的是，作了第一次选择之后，并没有沿着惯性走下去，而是作了第二次重新选择。早年参加共产党，一旦觉察有变，返身反对共产党。第二次选择比第一次选择更为艰难。参加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为人是一致的，出于同样的人生基本出发点，宾雁就常常叨念“新社会的穷人”。
刘宾雁的世界观没有矛盾，非但参加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为人是一致的，在中国当右派和在美国当左派为人也是一致的。在中国，由于为民请命而成了右派，在美国，因为同情弱势群体、劳工阶层和贫困人民而成了左派，坚持了同一的人生基本出发点。刘宾雁既批评中共的腐败又批评反对派的腐败，为人还是一致的。凡是腐败就是非正义，不论发生在谁身上，都应当反对。
刘宾雁既反对中共又坚持共产主义，也没有矛盾。那是因为一些人把反中共和反共混为一谈，才自以为是矛盾。之所以反对中共，不是在于它坚持共产主义，恰恰是背离了共产主义。刘宾雁对他的一位反共的朋友说：“如果你以为毛泽东的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那是美化了毛泽东。”苏共和中共、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个严重的罪错，正是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有些人在中国是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到了美国忽然变成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了。这种因地制宜、与时俱变的为人就不一致了。立场可以选择，观点可以改变，总要讲出一点道理来；一点道理都不讲，说变就变，就没有独立人格可言了。我们的老朋友中也有这样的人，宾雁非常反感，甚至耻与为伍。二〇〇三年，他在病中。我给他打电话，说趁我去纽约到“中国人权”开会之便，约某人一起去看他。他说：“不要来，不要来，要来你一个人来，我和他有什么可说的！”宾雁听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常常展开辩论。有人告诉我，他在欧洲还和反共人士吵过架。他毕竟不是研究理论的，不善于引经据典，有时弄得自己很气恼。我劝他大可不必。我的态度与他不同，凡不是讨论问题的对象，不管他们如何挑战，我都听之任之，泰然处之。宾雁的个性过于直率，感情容易冲动，往往得罪人，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得罪的。
刘宾雁的局限性也是有的，不是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坚持更新的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传播的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在东方不发达国家传播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早年所接受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直到六十年代还认为人道主义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幡然悔悟，纷纷转到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宾雁也推崇人道主义，似乎又没有完全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年，在普林斯顿的“五四”文化讨论会上，不少人批评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有人说：“他们意在讨好中共。”我在发言中说：“观点不同可以批评讨论，但不要揣摩人家的动机。”余英时先生表示赞同，他说：“揣摩动机叫做‘诛心’。”这一说法后来常常为人所引用。宾雁会下问我：“你是不是说的我呀？”我说：“我还不知道，你也有这种看法？”我们之间极少发生争论，这一次却各自坚持己见。他说：“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我问：“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再次发动一场革命？”他也不作肯定的回答。我认为，李、刘的书基本思想没有什么大错，只是概括为“告别革命”不甚确切。但有人将“告别革命”理解为“反对革命”、“扼杀革命”，然后大肆挞伐，完全不是作者的本意。我能理解宾雁，他考虑问题的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总觉得国内受压的人民不采取激进的手段没有出路。
刘宾雁之所以成为刘宾雁，是由他的经历和信念决定的。他的经历和信念是在历史的一定阶段、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离开了历史，便无从解读刘宾雁。
刘宾雁来自历史，又走进了历史。从容谢幕，毁誉由人。不过，无论是毁者还是誉者，也将由别人和后人来毁誉。
二〇〇六年十月于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