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政治，或搞政治，许多人便会神经紧张，今天民间声称搞政治的人士会受到官民两方面的夹攻。官方人士会将其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不怀好意，必欲将其灭于摇篮之中而后快，民间人士会将其视为居心叵测，时刻担心会被这号称搞政治者当作了炮灰，对其敬而远之。其实，这些担心都是以中国过去的政治为背景或前提，都是对现代政治的不理解。

现代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呢？从社会理想或公共责任角度说，现代政治通常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个层面是避免每个人遭受残酷对待，要避免每个人遭受残酷对待就必须人权优先，因为每个人免受残酷对待的前提是其自身主张与维护生命财产等权利；第二个层面是机会均等，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对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结构与治理，经济利益和公共负担如何分配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要避免每个人免受残酷对待，要保障机会均等，就必须具备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国家和社会有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国家社会有能力维持良好秩序，当看到有公民处于被残酷对待等显著不利境况时，能出面提供救济。

现在成万上亿的普通网民，也包括体制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该向何处去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这就是顺应世界民主大潮，但在如何才能实现民主的问题上，却存在极其严重的分歧。远远不止一个两个活跃的民间维权和意见领袖认为，中国民主的当务之急是合力推翻专制。只要推翻了专制就是胜利，后面的事就一切都好办了。既得利益集团则从完全相反的视角看问题，认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方法便是维护现行体制，对一切改变体制的苗头都怕得要死，当作威胁予以镇压。其实这两方面都是错误的。

中国从刘邦项羽以来，专制政权不断被推翻，不惜头颅的反专制志士仁人和草莽英雄难以数计，可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仍然是专制。由中国两千余年专制循环的历史可以看到，推翻专制暴政深得人心，然而，如果仅仅只是推翻，就并非一切OK.极有可能，在民主所必须的基本建设性工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专制被推翻后几乎必然还是会在专制的迷途中打转，也不排除如历史上王朝崩溃后多次出现的军阀混战。专制崩溃后不是进入民主，而是陷入亨廷顿所谓的“普争夺社会”，如同拉丁美洲和非洲某些国家，如辛亥革命后曾经发生过的民众只能抱团以力自保，强势集团凭借暴力争夺政权的完全没有法治的局面。

即使是对既得利益集团，单纯维持现行体制，已经不是确保既得和赢得未来的适当选项，更不是唯一选择。现在这个体制的源头不是历史经验教训，不是中国传统，而是马克思等一帮从未到过中国更不谈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的大脑，以及列宁斯大林等苏联权力寡头。苏联东欧的崩溃，绝不仅仅只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大脑中了病毒才导致的，而是如金雁等苏联研究专家所分析的，体制本身的逻辑演进要占主导因素。苏联体制此路不通，其实从邓小平的改革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如果马列主义真的是好东西，邓小平改革就根本不会发生。改革也不只是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去分析，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反《资本论》的深刻革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大厦不是建立在政治体制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经济体制的根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改变才推导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不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而是反市场经济，如果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就根本推不出来，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自然也没有理由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看现行体制，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体制这个上层建筑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就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错了，要么是不符合经济基础的政治体制必定不应存在。

希望当局不要紧张。我玩的政治一点也不可怕，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强力支撑，只要不合理，不用官方出手镇压，也不必等到选民投票的那天，网民的唾沫就可以把我给灭了。这政治极大地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有秩序的公平竞争。这样的政治可称为新政治，或理性政治。

新政治在当前从方法论角度作个简要表述，主要有五点：

一是推进优良价值观的制度化。被整个人类反复验证后得出的一些极其有害的理念必须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对从苏俄盲目照抄照搬而来的体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要直面其弊端，不仅仅只是总的大的弊端，更应该分析其细节处的不合理，不能掩饰，不能讳疾忌医，要争取在国民间达成更加广泛深入的共识。一些良好的价值观，如人权法治自由民主，不能称作西方价值观而盲目加以排斥，它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各支的祖先以血的教训反复试错才获得的宝贵遗产，虽被披上了西方价值观的外套，虽然我们自己历史上缺乏，既不说明它是西方人的私有财产，也不说明我们的国家社会就不需要。要通过公共辩论，民众参与立法，法律修订，要求政府批准《人权公约》，律师和民间人士的个案维权，司法改革等多种途径，促使人权法治等优良价值观具体化为我们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二是利益上争取双赢和多赢。以正义规则为规范，通过市场本身的力量，反垄断和公平的税收政策，公平分配的财政政策，加上强大的舆论，打击和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掠夺，援助被剥夺者，等等，促使国家回到多方利益的均衡点上。

三是重视并从事民主细节性的制度建构。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认为，美国民主是很难搞垮的，美国民主是真正优质的民主，原因是它生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美国民主制度的牢固不仅在其处于联邦顶层的宪法，更重要的在于其基础，在州宪法，在乡镇自治，在其许许多多细节性的制度都是民主的。反之，20世纪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有选举，却没民主，有政府，却没有无政府的比利时的秩序，问题就出在这些国家的民主缺乏根基性的制度建构，民主与民众的生活脱节。当前，在大的框架被强力维持不得更改的情况下，可致力于对次级更次级的法律制度的改革与重构，从基础处下功夫。大的制度，比如多层间接选举变为直接选举，必须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过，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你通过。但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地区的制度改革，看似很小，却阻力也相对较小，不一定得经过高层点头，那个地方的公民或者有决策权力的开明官员，或者二者合作，就可以产生变革，那就可以立即着手做，不必非得等民主成功后再去建构。民主的事业是公民的事业，全国各地公民纷纷起来改变自己身边的制度和政治实践，就可望制造一种水到渠成的效果。

四是加粗国家团结的纽带。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的聚会场合，有志于新政治者都可以随时随处开展公共辩论，增加共识，增进社会信任，增进包括汉人与藏人、唯吾尔人之间的联系纽带。要把天下大乱排除出去，必要条件便是中国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彻底断裂。要把藏族等少数民族团结在中华大家庭里，必要条件也是增强各民族间联系和信任的纽带。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地方政府和共产党的地方党委，其顺应民心民意，切实解决民众急需问题的所有努力，法院顺应民心的判决，网络上对贪官暴政的谴责，其实都是在加强社会团结的纽带。这样表述会受到许多指责，但如果从公允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成立的。相反，那些急功近利的不得民心的工程，那些野蛮强拆和巧取豪夺，那些贪官污吏与颐指气使的官员，那些殴打民工小贩的城管公安，那些作出不法判决的愚蠢法官，那些榨取暴利的垄断集团，那些一心维护既得利益或甘作走狗的贪得无厌言行无耻的富豪与奴才，却无一不是在撕裂社会团结。这里特别要肯定维权人士的作用，他们抵抗暴政的行为常常被官方污指为闹事，污名化为社会的负能量或破坏性成员，横加打压，其实这些人士不惜牺牲寻求正义，正是在弥合社会裂痕，推进社会团结。

五是获得认可。《论语》中，孔门弟子问孔子，何以为政，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唯名与器不可与人。”孔子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所谓正名主义，译成当代政治语言，就是获得认可。新政治不排除反抗专制的努力，但主要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是为了建设而反对，是建设性的反对派。这种政治不仅要获得官方的正名，而且还要洗清某些不明就里的反抗力量凭空而给的所谓专制帮闲的污名，有时候后者的指责更加难以对付，不过没必要为此而气馁。新人物，新观念和新制度总需要经过与旧人物旧观念旧制度的反复博弈才获得认可，所谓筚路蓝缕百折不挠乃是所有开创性事业的常态，只要肯定民主是中国的未来，新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未来。

一提到政治，或搞政治，许多人便会神经紧张，今天民间声称搞政治的人士会受到官民两方面的夹攻。官方人士会将其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不怀好意，必欲将其灭于摇篮之中而后快，民间人士会将其视为居心叵测，时刻担心会被这号称搞政治者当作了炮灰，对其敬而远之。其实，这些担心都是以中国过去的政治为背景或前提，都是对现代政治的不理解。

现代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呢？从社会理想或公共责任角度说，现代政治通常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个层面是避免每个人遭受残酷对待，要避免每个人遭受残酷对待就必须人权优先，因为每个人免受残酷对待的前提是其自身主张与维护生命财产等权利；第二个层面是机会均等，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对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结构与治理，经济利益和公共负担如何分配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要避免每个人免受残酷对待，要保障机会均等，就必须具备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国家和社会有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国家社会有能力维持良好秩序，当看到有公民处于被残酷对待等显著不利境况时，能出面提供救济。

现在成万上亿的普通网民，也包括体制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该向何处去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这就是顺应世界民主大潮，但在如何才能实现民主的问题上，却存在极其严重的分歧。远远不止一个两个活跃的民间维权和意见领袖认为，中国民主的当务之急是合力推翻专制。只要推翻了专制就是胜利，后面的事就一切都好办了。既得利益集团则从完全相反的视角看问题，认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方法便是维护现行体制，对一切改变体制的苗头都怕得要死，当作威胁予以镇压。其实这两方面都是错误的。

中国从刘邦项羽以来，专制政权不断被推翻，不惜头颅的反专制志士仁人和草莽英雄难以数计，可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仍然是专制。由中国两千余年专制循环的历史可以看到，推翻专制暴政深得人心，然而，如果仅仅只是推翻，就并非一切OK.极有可能，在民主所必须的基本建设性工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专制被推翻后几乎必然还是会在专制的迷途中打转，也不排除如历史上王朝崩溃后多次出现的军阀混战。专制崩溃后不是进入民主，而是陷入亨廷顿所谓的“普争夺社会”，如同拉丁美洲和非洲某些国家，如辛亥革命后曾经发生过的民众只能抱团以力自保，强势集团凭借暴力争夺政权的完全没有法治的局面。

即使是对既得利益集团，单纯维持现行体制，已经不是确保既得和赢得未来的适当选项，更不是唯一选择。现在这个体制的源头不是历史经验教训，不是中国传统，而是马克思等一帮从未到过中国更不谈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的大脑，以及列宁斯大林等苏联权力寡头。苏联东欧的崩溃，绝不仅仅只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大脑中了病毒才导致的，而是如金雁等苏联研究专家所分析的，体制本身的逻辑演进要占主导因素。苏联体制此路不通，其实从邓小平的改革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如果马列主义真的是好东西，邓小平改革就根本不会发生。改革也不只是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去分析，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反《资本论》的深刻革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大厦不是建立在政治体制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经济体制的根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改变才推导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不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而是反市场经济，如果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就根本推不出来，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自然也没有理由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看现行体制，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体制这个上层建筑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就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错了，要么是不符合经济基础的政治体制必定不应存在。

希望当局不要紧张。我玩的政治一点也不可怕，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强力支撑，只要不合理，不用官方出手镇压，也不必等到选民投票的那天，网民的唾沫就可以把我给灭了。这政治极大地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有秩序的公平竞争。这样的政治可称为新政治，或理性政治。

新政治在当前从方法论角度作个简要表述，主要有五点：

一是推进优良价值观的制度化。被整个人类反复验证后得出的一些极其有害的理念必须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对从苏俄盲目照抄照搬而来的体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要直面其弊端，不仅仅只是总的大的弊端，更应该分析其细节处的不合理，不能掩饰，不能讳疾忌医，要争取在国民间达成更加广泛深入的共识。一些良好的价值观，如人权法治自由民主，不能称作西方价值观而盲目加以排斥，它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各支的祖先以血的教训反复试错才获得的宝贵遗产，虽被披上了西方价值观的外套，虽然我们自己历史上缺乏，既不说明它是西方人的私有财产，也不说明我们的国家社会就不需要。要通过公共辩论，民众参与立法，法律修订，要求政府批准《人权公约》，律师和民间人士的个案维权，司法改革等多种途径，促使人权法治等优良价值观具体化为我们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二是利益上争取双赢和多赢。以正义规则为规范，通过市场本身的力量，反垄断和公平的税收政策，公平分配的财政政策，加上强大的舆论，打击和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掠夺，援助被剥夺者，等等，促使国家回到多方利益的均衡点上。

三是重视并从事民主细节性的制度建构。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认为，美国民主是很难搞垮的，美国民主是真正优质的民主，原因是它生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美国民主制度的牢固不仅在其处于联邦顶层的宪法，更重要的在于其基础，在州宪法，在乡镇自治，在其许许多多细节性的制度都是民主的。反之，20世纪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有选举，却没民主，有政府，却没有无政府的比利时的秩序，问题就出在这些国家的民主缺乏根基性的制度建构，民主与民众的生活脱节。当前，在大的框架被强力维持不得更改的情况下，可致力于对次级更次级的法律制度的改革与重构，从基础处下功夫。大的制度，比如多层间接选举变为直接选举，必须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过，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你通过。但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地区的制度改革，看似很小，却阻力也相对较小，不一定得经过高层点头，那个地方的公民或者有决策权力的开明官员，或者二者合作，就可以产生变革，那就可以立即着手做，不必非得等民主成功后再去建构。民主的事业是公民的事业，全国各地公民纷纷起来改变自己身边的制度和政治实践，就可望制造一种水到渠成的效果。

四是加粗国家团结的纽带。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的聚会场合，有志于新政治者都可以随时随处开展公共辩论，增加共识，增进社会信任，增进包括汉人与藏人、唯吾尔人之间的联系纽带。要把天下大乱排除出去，必要条件便是中国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彻底断裂。要把藏族等少数民族团结在中华大家庭里，必要条件也是增强各民族间联系和信任的纽带。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地方政府和共产党的地方党委，其顺应民心民意，切实解决民众急需问题的所有努力，法院顺应民心的判决，网络上对贪官暴政的谴责，其实都是在加强社会团结的纽带。这样表述会受到许多指责，但如果从公允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成立的。相反，那些急功近利的不得民心的工程，那些野蛮强拆和巧取豪夺，那些贪官污吏与颐指气使的官员，那些殴打民工小贩的城管公安，那些作出不法判决的愚蠢法官，那些榨取暴利的垄断集团，那些一心维护既得利益或甘作走狗的贪得无厌言行无耻的富豪与奴才，却无一不是在撕裂社会团结。这里特别要肯定维权人士的作用，他们抵抗暴政的行为常常被官方污指为闹事，污名化为社会的负能量或破坏性成员，横加打压，其实这些人士不惜牺牲寻求正义，正是在弥合社会裂痕，推进社会团结。

五是获得认可。《论语》中，孔门弟子问孔子，何以为政，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唯名与器不可与人。”孔子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所谓正名主义，译成当代政治语言，就是获得认可。新政治不排除反抗专制的努力，但主要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是为了建设而反对，是建设性的反对派。这种政治不仅要获得官方的正名，而且还要洗清某些不明就里的反抗力量凭空而给的所谓专制帮闲的污名，有时候后者的指责更加难以对付，不过没必要为此而气馁。新人物，新观念和新制度总需要经过与旧人物旧观念旧制度的反复博弈才获得认可，所谓筚路蓝缕百折不挠乃是所有开创性事业的常态，只要肯定民主是中国的未来，新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