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四起，狼烟滚滚。继黑龙江、三门峡库区和江苏三地农民分地之后，天津武清区农民和四川温江县农民也跟进了。

当这些“鸡毛信”一公布到国内舆论空间之中，裹挟带动了国内长期以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之争。裹挟变为反裹挟。这些具有在原初意义上根本决断的革命性行为，被省略去最根源的意义，而变为集体所有或私有之间的争论，变为左右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两大思想板块的夹缝中被赞同和反对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把这些“鸡毛信”裹挟带动，传播在关心土地变革的人们面前。

我之所以将根本决断与集体所有或私有的争论区分开来，或者隔离出来，目的在于把一种已经被遗忘很久的，用于衡量土地所有制是否妥当事宜的根本尺度恢复起来。也就是说，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凭什么来决断集体所有制或私有制是好的，用什么标准来当法官。

必须重新把一个古老而弥新的法官请回来，重新开庭审理这个公案。这个法官就是当初农民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或者是对农民的承诺。也就是我们考虑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原则和标准。这时候，一个绝对价值就出现了，从梁启超、孙中山的清末开始，甚至可以回到先秦的井田制或\"耕者有其田\"的集体记忆，然后卷入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中。这是历史的承诺，农民支付了无数头颅，血和汗水，乳汁和粮食，信赖和服从，作为对价。付出总要有收获，建国后，不仅没有真诚地兑现，而且还一次又一次加深伤害。当我们来重新考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压在箱底的社会契约搬出来，不能让这种伤害进一步加剧，而且要想方设法让这个契约兑现全部或者部分。

正如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原初意义上，都是为了共同富裕，都是为了增加共同之善。它们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能够持续地证明，正在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这一共同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估，可以看到公有制和私有制， 他们一开始都宣告自己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可是后来都走向了反面。这时候，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能自明地宣告，自己就是好的。

同样的道理，宪法法律作了规定，或者是集体所有，或者私有，都不能自证自己就是好的。因为宪法法律在这短暂的几十年内，做个各种各样的规定，从分地到合作社，再到集体所有，再到后来虚化集体所有。林林总总 ，反反复复。说明如何是最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过去没有答案，现在还是没有，将来也可能没有。这时候，如果坚持现在法律所规定，那为什么不能坚持过去所规定，这些都在实验中，没有定论，没有成行，一切都是可能可行的，等待探索的。

现代经济与古典不同，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地租，在经济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这与土地的资本化同步。土地的资本化，造就了欧洲罗马法的复兴，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关系密切。梁启超看到这种现代社会的趋势，并且把这个问题带入与革命派之间的，改良与革命的争论中。当代对土地所有制的争论，也隐含着走改良还是走革命之路的问题。

这里涉及到工业化之中全民创造的财富分享。因为资本化的土地，有财富聚敛功能。打个比番说明，例如我们当代的\"房奴\"，那是要一辈子为房子打工，甚至是两辈子，父母一辈也被卷进来，这时候我们在其他领域所创造财富和价值，都为房地产聚敛了。土地是个聚宝盆，它是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的表达形式，越中心地带，聚敛的财富越多，越边缘地带，越少。那么中心地带的地主，就无缘无故地得到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别人创造的。土地的占有，具有隐性的、不公平的分配财富功能。甚至可以说掠夺功能，例如中国当代的房地产市场所展示的那样。

在建国之后加剧城乡差别，实行农业剪刀差，实行户籍制度，控制农村人口移动，阻碍了农村人口对城市地租的分享，这些让农民白白为城市，尤其是权贵白白进贡了自己的劳动和财富创造。建国之后，对农民的背信弃义，不仅体现为明显的国家政策，而且在土地在计划——市场经济的表达中，一种隐性的存在，而且更加邪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计划经济时代的聚敛，通过市场资本化而让这个背信弃义得以实现。

我们必须回归这样的绝对尺度，来看农村土地所有制。你就会发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权贵集团用于自肥。孙中山提出，工业化带来土地增值财富可以用来支付政府的成本，不需要向人民征税。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了，民权民生没有实现，这种有利于权贵官僚集团的，倒是实现了。一方面，政府向人民征收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多的税，一方面将本来应属于全民共享的土地财富，通过\"地方土地财政\"给享用了。

还有一个美好的东西，被利用了。那就是1949年之后土地国有蕴含着这样一种共识：土地的财富，来自于全民的创造，所以应该让全民分享。在城乡之间，土地公有，尤其是城市土地国有，那么聚敛在城市的土地价值，可以为乡下的农民共享。如果私有，那么这样一个功能就消失了，这对于工农业剪刀差而做出牺牲的农民，是不正义的。

可是现在的城市土地不仅农民没有获得好处，甚至连城市市民获益也不大，而大部分被权贵掠夺。当工业化的规模扩展，城乡接合部的土地变为值钱的时候，权贵就展开圈地运动，支付低廉的征地费用，予以掠夺。那里值钱了，就圈到哪里，如鳄鱼一样。挡在分享土地财富之外，创造土地财富你有义务，你有血和汗的义务，分享你就给我滚开，不滚开枪弹坦克伺候。

还另有一个美好的东西，被利用了。那就是土地财产私有权。长期以来，面对朋友和思想界内部关于土地私有和公有的争论，我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中。公有的土地，不仅没有达到曾经的共识，全民共享，而仅仅让权贵自肥，只用维持国有，权贵才能轻而易举征收和拆迁，进行低价补偿，从而攫取全民所创造的土地财富。毫无疑问维持国有，只是让权贵便利。而且耕者有其田，这是建国之初就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如今也致力于实现，也是必然的。

可是有个问题，那就是左派提出来的，如果私有化，那么我前面所提出来的不正义局面，就加剧了，农民和城市市民无法分享土地财富，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加剧。经过几十年的掠夺之后，再来私有化，不是智利残废的人，都可以看出权贵是一个多么精巧的阴谋，偷吃了又把嘴巴抹得干干净净，而且打上香膏。

这里必须区分两种土地，一种是远离城市，对权贵来说没有圈占价值的，而只能用粮食生产的价值来衡量土地价值的。另外一种城乡接合部，用级差地租来衡量，而粮食生产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前一种土地，私不私有化无关紧要的，有当然更好，没有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提高粮食价格。不能用前一种土地的利害关系，为后者说话。二者截然不同。对于后一种来说，为了争夺土地上的财富，右派希望有一个土地权证可以保护农民。

履行保护私有权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权贵，你让你一个强盗来保护你的私有财产权，不是天大的笑话么？如果政府是中立的，那么拿着政府颁发的所有权证，你和另外的市场主体谈判，当然是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可是另外一个主体是掠夺成性的权贵强盗，所有权证连擦屁股都不顶用。而黑龙江等地的分地行动，不是私有化，因为根本拒绝了一个来自权贵的产权证。

这时候鼓吹私有化，不外乎是朝一个非常政治成熟的，尽可能保护农民利益的规定去的。这个规定就是禁止农村土地流转到城市人（肯定主要是权贵）手上。这样的规定，妨碍了权贵在城乡接合部的圈地运动。对于制定这样规定的农村专家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政府和权贵的特征，他们只能尽可能阻止农村土地流通，他们也可能信仰市场经济。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掠夺历史来看，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是这样的规定从源头尽可能卡住，已经进了最大力气保护农民。土地留在农民手中，其上面所表达的土地财富，也留在农民手上。这时候鼓吹私有化，就是要融化去这样的规定，促进土地流通，让农民赤裸裸地，拿着权贵颁发的土地权证遮住羞处，哆哆嗦嗦站在全副武装的权贵面前。

没有有限政府，就没有私人财产权。没有农会，就没有农村土地私有权。我赞同“耕者有其田”，赞同私有财产权，但是在宪政之前，尤其是90年代的罄竹难书的“土地财政”之后，鼓吹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流通，是可耻的。要么是政治浪漫，要么是权贵帮凶。希望权贵颁发的所有权证，权贵要认，从而阻挡权贵，或者促进有限政府，这是一种极为政治幼稚的想法。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没有宪政和民主化之前，孤注一掷，鼓吹私有化，无疑就是拆除羊圈，让恶狼来到羊的面前。在这样局面中，我宁可赞同禁止农村土地流转，把土地捂到后共产中国。到那时候再说。

烽火四起，狼烟滚滚。继黑龙江、三门峡库区和江苏三地农民分地之后，天津武清区农民和四川温江县农民也跟进了。

当这些“鸡毛信”一公布到国内舆论空间之中，裹挟带动了国内长期以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之争。裹挟变为反裹挟。这些具有在原初意义上根本决断的革命性行为，被省略去最根源的意义，而变为集体所有或私有之间的争论，变为左右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两大思想板块的夹缝中被赞同和反对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把这些“鸡毛信”裹挟带动，传播在关心土地变革的人们面前。

我之所以将根本决断与集体所有或私有的争论区分开来，或者隔离出来，目的在于把一种已经被遗忘很久的，用于衡量土地所有制是否妥当事宜的根本尺度恢复起来。也就是说，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凭什么来决断集体所有制或私有制是好的，用什么标准来当法官。

必须重新把一个古老而弥新的法官请回来，重新开庭审理这个公案。这个法官就是当初农民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或者是对农民的承诺。也就是我们考虑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原则和标准。这时候，一个绝对价值就出现了，从梁启超、孙中山的清末开始，甚至可以回到先秦的井田制或\"耕者有其田\"的集体记忆，然后卷入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中。这是历史的承诺，农民支付了无数头颅，血和汗水，乳汁和粮食，信赖和服从，作为对价。付出总要有收获，建国后，不仅没有真诚地兑现，而且还一次又一次加深伤害。当我们来重新考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压在箱底的社会契约搬出来，不能让这种伤害进一步加剧，而且要想方设法让这个契约兑现全部或者部分。

正如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原初意义上，都是为了共同富裕，都是为了增加共同之善。它们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能够持续地证明，正在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这一共同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估，可以看到公有制和私有制， 他们一开始都宣告自己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可是后来都走向了反面。这时候，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能自明地宣告，自己就是好的。

同样的道理，宪法法律作了规定，或者是集体所有，或者私有，都不能自证自己就是好的。因为宪法法律在这短暂的几十年内，做个各种各样的规定，从分地到合作社，再到集体所有，再到后来虚化集体所有。林林总总 ，反反复复。说明如何是最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过去没有答案，现在还是没有，将来也可能没有。这时候，如果坚持现在法律所规定，那为什么不能坚持过去所规定，这些都在实验中，没有定论，没有成行，一切都是可能可行的，等待探索的。

现代经济与古典不同，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地租，在经济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这与土地的资本化同步。土地的资本化，造就了欧洲罗马法的复兴，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关系密切。梁启超看到这种现代社会的趋势，并且把这个问题带入与革命派之间的，改良与革命的争论中。当代对土地所有制的争论，也隐含着走改良还是走革命之路的问题。

这里涉及到工业化之中全民创造的财富分享。因为资本化的土地，有财富聚敛功能。打个比番说明，例如我们当代的\"房奴\"，那是要一辈子为房子打工，甚至是两辈子，父母一辈也被卷进来，这时候我们在其他领域所创造财富和价值，都为房地产聚敛了。土地是个聚宝盆，它是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的表达形式，越中心地带，聚敛的财富越多，越边缘地带，越少。那么中心地带的地主，就无缘无故地得到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别人创造的。土地的占有，具有隐性的、不公平的分配财富功能。甚至可以说掠夺功能，例如中国当代的房地产市场所展示的那样。

在建国之后加剧城乡差别，实行农业剪刀差，实行户籍制度，控制农村人口移动，阻碍了农村人口对城市地租的分享，这些让农民白白为城市，尤其是权贵白白进贡了自己的劳动和财富创造。建国之后，对农民的背信弃义，不仅体现为明显的国家政策，而且在土地在计划——市场经济的表达中，一种隐性的存在，而且更加邪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计划经济时代的聚敛，通过市场资本化而让这个背信弃义得以实现。

我们必须回归这样的绝对尺度，来看农村土地所有制。你就会发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权贵集团用于自肥。孙中山提出，工业化带来土地增值财富可以用来支付政府的成本，不需要向人民征税。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了，民权民生没有实现，这种有利于权贵官僚集团的，倒是实现了。一方面，政府向人民征收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多的税，一方面将本来应属于全民共享的土地财富，通过\"地方土地财政\"给享用了。

还有一个美好的东西，被利用了。那就是1949年之后土地国有蕴含着这样一种共识：土地的财富，来自于全民的创造，所以应该让全民分享。在城乡之间，土地公有，尤其是城市土地国有，那么聚敛在城市的土地价值，可以为乡下的农民共享。如果私有，那么这样一个功能就消失了，这对于工农业剪刀差而做出牺牲的农民，是不正义的。

可是现在的城市土地不仅农民没有获得好处，甚至连城市市民获益也不大，而大部分被权贵掠夺。当工业化的规模扩展，城乡接合部的土地变为值钱的时候，权贵就展开圈地运动，支付低廉的征地费用，予以掠夺。那里值钱了，就圈到哪里，如鳄鱼一样。挡在分享土地财富之外，创造土地财富你有义务，你有血和汗的义务，分享你就给我滚开，不滚开枪弹坦克伺候。

还另有一个美好的东西，被利用了。那就是土地财产私有权。长期以来，面对朋友和思想界内部关于土地私有和公有的争论，我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中。公有的土地，不仅没有达到曾经的共识，全民共享，而仅仅让权贵自肥，只用维持国有，权贵才能轻而易举征收和拆迁，进行低价补偿，从而攫取全民所创造的土地财富。毫无疑问维持国有，只是让权贵便利。而且耕者有其田，这是建国之初就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如今也致力于实现，也是必然的。

可是有个问题，那就是左派提出来的，如果私有化，那么我前面所提出来的不正义局面，就加剧了，农民和城市市民无法分享土地财富，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加剧。经过几十年的掠夺之后，再来私有化，不是智利残废的人，都可以看出权贵是一个多么精巧的阴谋，偷吃了又把嘴巴抹得干干净净，而且打上香膏。

这里必须区分两种土地，一种是远离城市，对权贵来说没有圈占价值的，而只能用粮食生产的价值来衡量土地价值的。另外一种城乡接合部，用级差地租来衡量，而粮食生产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前一种土地，私不私有化无关紧要的，有当然更好，没有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提高粮食价格。不能用前一种土地的利害关系，为后者说话。二者截然不同。对于后一种来说，为了争夺土地上的财富，右派希望有一个土地权证可以保护农民。

履行保护私有权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权贵，你让你一个强盗来保护你的私有财产权，不是天大的笑话么？如果政府是中立的，那么拿着政府颁发的所有权证，你和另外的市场主体谈判，当然是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可是另外一个主体是掠夺成性的权贵强盗，所有权证连擦屁股都不顶用。而黑龙江等地的分地行动，不是私有化，因为根本拒绝了一个来自权贵的产权证。

这时候鼓吹私有化，不外乎是朝一个非常政治成熟的，尽可能保护农民利益的规定去的。这个规定就是禁止农村土地流转到城市人（肯定主要是权贵）手上。这样的规定，妨碍了权贵在城乡接合部的圈地运动。对于制定这样规定的农村专家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政府和权贵的特征，他们只能尽可能阻止农村土地流通，他们也可能信仰市场经济。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掠夺历史来看，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是这样的规定从源头尽可能卡住，已经进了最大力气保护农民。土地留在农民手中，其上面所表达的土地财富，也留在农民手上。这时候鼓吹私有化，就是要融化去这样的规定，促进土地流通，让农民赤裸裸地，拿着权贵颁发的土地权证遮住羞处，哆哆嗦嗦站在全副武装的权贵面前。

没有有限政府，就没有私人财产权。没有农会，就没有农村土地私有权。我赞同“耕者有其田”，赞同私有财产权，但是在宪政之前，尤其是90年代的罄竹难书的“土地财政”之后，鼓吹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流通，是可耻的。要么是政治浪漫，要么是权贵帮凶。希望权贵颁发的所有权证，权贵要认，从而阻挡权贵，或者促进有限政府，这是一种极为政治幼稚的想法。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没有宪政和民主化之前，孤注一掷，鼓吹私有化，无疑就是拆除羊圈，让恶狼来到羊的面前。在这样局面中，我宁可赞同禁止农村土地流转，把土地捂到后共产中国。到那时候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