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九日，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七十二村四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東南崗村村民召開了全體村民民主大會決定收回被侵佔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土地進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準備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開始。

十二月十二日，三門峽水庫庫區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向全國公告：我們三縣市約七萬農民現在共同決定收回我們的土地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

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居者有其屋」。省莊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歷史，歷朝歷代農民各戶所屬耕地、竹山權屬清晰，……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B耕作和發展。

近年來，在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討論中，農村土地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現有土地制度針鋒相對。但這些爭論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範圍內，參與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官員，基本聽不到農民本身的聲音。現在，終於有農民群體發出響亮聲音，讓沉寂的中國聽到了土地深處的吶喊。

這種基於歷史傳承、佔有現狀和正當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從毛澤東時代延續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強烈而清晰地表達了中國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願和決心。這宣告，凝聚著中共掌權以來中國農民的慘痛經驗，標誌著對三十年前小崗村土地使用權改革的超越--中國農民自主意識的真正覺醒：我們腳下的土地，既不是國家所有，也不是集體所有，而是我們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上的家園，是我們農民自己所有的財產。農民的維權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權利：我們才是腳下土地的主人，如何處置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要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來作出選擇。

中共最徹底剝奪了農民

在中國漫長的治亂循環史上，興，農民苦；敗，農民也苦。但無論歷朝歷代的皇權如何殘暴和貪婪，對農民的剝奪和壓榨也沒有中共政權來得徹底，而這種剝奪和壓榨是用極為卑鄙的欺騙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關鍵階段，中共為了贏得最廣大農民的支持，進行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該大綱明確承諾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後，農民具有土地所有權，也承認農民的自主經營、自由買賣的權利。然而，當中共奪取了政權後，立刻開始了全盤公有化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城鎮進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強行沒收所有個人財產；在農村是轟轟烈烈的集體化，強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從一九五一年合作化運動開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運動結束，毛澤東極權先消滅地主富農，繼而強制普通農民加入公社。結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所有地主全部被消滅，偌大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寸土地屬於農民所有，中共政權變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擁有了中國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權。

正是全盤公有化，為毛澤東極權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喪失了個人財產的城鎮居民全部淪為中共「單位」的螺絲釘，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全部淪為「公社」的農奴。相比較而言，中國農民的命運最為悲慘，淪為奴隸中最低層的奴隸。他們沒有遷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經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沒有社會保障，變成毛式工業化的輸血機。毛時代的所謂工業化成就，是以全中國人淪為奴工為代價的，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少。瘋狂的大躍進的慘烈災難，農民貧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地步，以至於遍地餓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幾千萬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

包產到戶只是半吊子解放

毛死了，改革來了，受害最深的農民變成了改革的第一發動機，他們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自發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天已經被命名為「解放農奴的革命」。但是，這場革命帶來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國的改革沒有進行土地私有化，農民得到的僅僅是「集體土地」的使用權，仍然沒有土地所有權。一旦農用地被用於商業化或城鎮化的開發，農民的土地就變成國家所有。而國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國家行使土地處置權力的是各級的官員。在城鎮現代化和房地產大躍進的二十多年裡，高舉著「土地國有」的尚方寶劍，官商勾結的圈地運動全國開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級政權及權貴，農民再次成為犧牲品。

農民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

更重要的是，在獨裁中國，官權太大太強而民權太小太弱，而農民又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群體。在沒有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的體制下，他們沒有話語權，沒有組織農會的權利，沒有訴諸法律的途徑，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濟就是「上訪」。但官官相護和嚴厲截訪，使上訪變成擺設，上訪者歷盡艱辛和風險，最終卻一無所獲。所以，當農民的土地權益受到強行侵犯時，無法得到輿論救濟、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體制內的所有維權途徑全部被堵死，官逼民反的結果就只能是體制外的群體抗爭。

近些年，中國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規模官民衝突，有一大半發生在基層農村，這些群體事件又大都由土地問題引起。為了確保權貴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權必須平息這些群體事件，甚至不惜動用從政府暴力到黑社會暴力進行野蠻的鎮壓，由此導致的流血事件時有發生。比如，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廣東汕尾市紅海灣東洲鄉因土地糾紛而發生嚴重的官民衝突，當局出動上千名警察和武警進行鎮壓，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釋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不僅有數百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殺。

官逼民反，農民自求解放

作為本文主角的三地農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權，起因也皆是農民的土地權益遭到官權的強行侵犯，農民為了捍衛土地權益而進行體制外抗爭的新形式。

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結的強勢集團以發展公益和建設公共設施的名義，強行侵佔當地農民的土地，而在被強佔的土地上蓋起來的卻是賓館、飯店、跳舞廳和商業街，全部是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憤怒的省莊村農民們才會質問：「這些東西與『公共』有何關係？與我們農民大家的利益有什麼關係？……我們今天要問，這個『國家』是誰的國家？『公益』是給誰的公益？『集體』是誰的集體？每次佔地時全村農民都不同意，全村農民公開簽字反對，村主任和鄉黨委還是以集體的名義把所有農民強行『代表』了。……每次欺壓我們農民的時候，官吏、警察、黑惡分子公開『聯合執法』，以打、砸、搶為業的黑惡分子公開宣稱，『我們是代表政府來刨田的，你們必須無條件服從，跟我們對抗就是跟政府對抗』，並聲稱，『你們現在這樣居住下去是非法的』。這些勢力就像過去的土匪佔山頭、紮寨子一樣，只知道掠奪享樂，不知道保護。」

富錦農民也已經看透了所謂的「國家」或「集體」名義下的黑幕，他們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以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三門峽庫區七萬農民的公告指出：「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壞勢力就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你侵佔的再不是什麼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裡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

一場更偉大的革命

如果說，一九七八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自發簽署的包產到戶生死約，是中國農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開啟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那麼，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三地農民向全國公告擁有土地所有權，就是中國農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革命。對此，發出公告的農民已經有了清晰的意識。這樣的聲音，不僅是中國農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國農民的權利宣言。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

十二月九日，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七十二村四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東南崗村村民召開了全體村民民主大會決定收回被侵佔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土地進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準備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開始。

十二月十二日，三門峽水庫庫區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向全國公告：我們三縣市約七萬農民現在共同決定收回我們的土地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

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居者有其屋」。省莊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歷史，歷朝歷代農民各戶所屬耕地、竹山權屬清晰，……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B耕作和發展。

近年來，在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討論中，農村土地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現有土地制度針鋒相對。但這些爭論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範圍內，參與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官員，基本聽不到農民本身的聲音。現在，終於有農民群體發出響亮聲音，讓沉寂的中國聽到了土地深處的吶喊。

這種基於歷史傳承、佔有現狀和正當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從毛澤東時代延續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強烈而清晰地表達了中國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願和決心。這宣告，凝聚著中共掌權以來中國農民的慘痛經驗，標誌著對三十年前小崗村土地使用權改革的超越--中國農民自主意識的真正覺醒：我們腳下的土地，既不是國家所有，也不是集體所有，而是我們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上的家園，是我們農民自己所有的財產。農民的維權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權利：我們才是腳下土地的主人，如何處置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要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來作出選擇。

中共最徹底剝奪了農民

在中國漫長的治亂循環史上，興，農民苦；敗，農民也苦。但無論歷朝歷代的皇權如何殘暴和貪婪，對農民的剝奪和壓榨也沒有中共政權來得徹底，而這種剝奪和壓榨是用極為卑鄙的欺騙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關鍵階段，中共為了贏得最廣大農民的支持，進行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該大綱明確承諾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後，農民具有土地所有權，也承認農民的自主經營、自由買賣的權利。然而，當中共奪取了政權後，立刻開始了全盤公有化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城鎮進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強行沒收所有個人財產；在農村是轟轟烈烈的集體化，強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從一九五一年合作化運動開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運動結束，毛澤東極權先消滅地主富農，繼而強制普通農民加入公社。結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所有地主全部被消滅，偌大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寸土地屬於農民所有，中共政權變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擁有了中國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權。

正是全盤公有化，為毛澤東極權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喪失了個人財產的城鎮居民全部淪為中共「單位」的螺絲釘，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全部淪為「公社」的農奴。相比較而言，中國農民的命運最為悲慘，淪為奴隸中最低層的奴隸。他們沒有遷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經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沒有社會保障，變成毛式工業化的輸血機。毛時代的所謂工業化成就，是以全中國人淪為奴工為代價的，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少。瘋狂的大躍進的慘烈災難，農民貧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地步，以至於遍地餓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幾千萬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

包產到戶只是半吊子解放

毛死了，改革來了，受害最深的農民變成了改革的第一發動機，他們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自發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天已經被命名為「解放農奴的革命」。但是，這場革命帶來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國的改革沒有進行土地私有化，農民得到的僅僅是「集體土地」的使用權，仍然沒有土地所有權。一旦農用地被用於商業化或城鎮化的開發，農民的土地就變成國家所有。而國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國家行使土地處置權力的是各級的官員。在城鎮現代化和房地產大躍進的二十多年裡，高舉著「土地國有」的尚方寶劍，官商勾結的圈地運動全國開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級政權及權貴，農民再次成為犧牲品。

農民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

更重要的是，在獨裁中國，官權太大太強而民權太小太弱，而農民又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群體。在沒有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的體制下，他們沒有話語權，沒有組織農會的權利，沒有訴諸法律的途徑，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濟就是「上訪」。但官官相護和嚴厲截訪，使上訪變成擺設，上訪者歷盡艱辛和風險，最終卻一無所獲。所以，當農民的土地權益受到強行侵犯時，無法得到輿論救濟、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體制內的所有維權途徑全部被堵死，官逼民反的結果就只能是體制外的群體抗爭。

近些年，中國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規模官民衝突，有一大半發生在基層農村，這些群體事件又大都由土地問題引起。為了確保權貴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權必須平息這些群體事件，甚至不惜動用從政府暴力到黑社會暴力進行野蠻的鎮壓，由此導致的流血事件時有發生。比如，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廣東汕尾市紅海灣東洲鄉因土地糾紛而發生嚴重的官民衝突，當局出動上千名警察和武警進行鎮壓，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釋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不僅有數百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殺。

官逼民反，農民自求解放

作為本文主角的三地農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權，起因也皆是農民的土地權益遭到官權的強行侵犯，農民為了捍衛土地權益而進行體制外抗爭的新形式。

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結的強勢集團以發展公益和建設公共設施的名義，強行侵佔當地農民的土地，而在被強佔的土地上蓋起來的卻是賓館、飯店、跳舞廳和商業街，全部是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憤怒的省莊村農民們才會質問：「這些東西與『公共』有何關係？與我們農民大家的利益有什麼關係？……我們今天要問，這個『國家』是誰的國家？『公益』是給誰的公益？『集體』是誰的集體？每次佔地時全村農民都不同意，全村農民公開簽字反對，村主任和鄉黨委還是以集體的名義把所有農民強行『代表』了。……每次欺壓我們農民的時候，官吏、警察、黑惡分子公開『聯合執法』，以打、砸、搶為業的黑惡分子公開宣稱，『我們是代表政府來刨田的，你們必須無條件服從，跟我們對抗就是跟政府對抗』，並聲稱，『你們現在這樣居住下去是非法的』。這些勢力就像過去的土匪佔山頭、紮寨子一樣，只知道掠奪享樂，不知道保護。」

富錦農民也已經看透了所謂的「國家」或「集體」名義下的黑幕，他們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以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三門峽庫區七萬農民的公告指出：「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壞勢力就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你侵佔的再不是什麼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裡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

一場更偉大的革命

如果說，一九七八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自發簽署的包產到戶生死約，是中國農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開啟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那麼，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三地農民向全國公告擁有土地所有權，就是中國農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革命。對此，發出公告的農民已經有了清晰的意識。這樣的聲音，不僅是中國農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國農民的權利宣言。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