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宪政论争波及社会不同领域
中国学者陈子明周四（6月20日）一则长微博引起海外媒体热议，其内容为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今年2月一次联谊会上的讲话文稿，曝光的内容是北京四中同学会上，老同学之间的宪政之争：倾向于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受到原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质问：宪政？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还有没有信仰？然后……秦晓反问孔丹：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孔丹恼羞成怒，开始骂娘。
秦晓与孔丹之争，是共产党主流媒体与学界主流的宪政普世派之争在民间社会的反应，面对这样的论争，媒体惊呼中国社会出现新的分裂，尽管秦孔之争最后可能互相要示以老拳、不欢而散，但我们仍然要看到民间社会的进步与意识形态的某种开放，因为在邓时代，是以不争论来回避宪政问题，市场姓社还是姓资？最后邓小平以强人政治拍板，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锤定音。习不是强人，不可能一锤定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民主，不允许有争论。
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习近平时代开局之时的某种勇气，就是敢于把宪政问题公开出来谈论，它本身就是一次对宪政民主的启蒙与常识普及，宪政普世派天然认为宪政民主是中国的政制必选，而特色社会主义派则认为，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只适合西方，如果移植到中国，必使中国内乱动荡。不对称点在于，特色派占据着官媒，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及红旗文稿，而普世宪政派，多只能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学习时报与南方报系偶尔也能发出一些观点。
面对秦孔之争，我们要思考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孔丹们为什么会有反宪政理念？他们的理论来源就是这些官方主导的媒体观点，谎言千遍就成了他们的真理，他们同情苏联解体与苏共倒台，认为中共永远执政勿容置疑，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变相的天命论，而这种天命论现实的解释是，数千万人头换取了中共的天下，如果要改变中共的执政权，就得拿出几千万人头换取。
显然，孔丹们的利益判断，代替了价值判断，也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了脑袋。国家主义的本质是权贵资本主义，这些红色权贵们，以国家名义利用全民资本，独步天下，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
孔丹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声音，甚至代表了他们的共同的信仰，这一声音与信仰在中央九号文件中得以体现，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对中共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他们把宪政看成对中共统治的颠覆，在他们看到，要么实行党政（一党专政、党规即法规），要么实行宪政，水火不可能相容。如果宪法权威神圣，那么党的神圣权威在哪里？
保守的宣传机构与权贵利益集团，形成强大的合力，显然不是信仰的力量，而是利益层面的追求。
二、习近平的理论制高点在哪里？
习近平的政治用词，尽量回避政治色彩，而重视生活常识，他的政治关键词没有沿用三个代表或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路，而用“中国梦”这样有文学色彩的语词表述，近期发动的整党，也不用始于延安的政治运动用词“整风”，而用生活俗语：“正衣冠、照镜子、洗洗澡、治治病”这样基于生活常识的软性用词。
用词很轻，并不等于压力不大，习面临的压力是多重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深重的。生态环境压力、社会稳定压力、经济滞涨压力、政治不改革带来的压力，如果习近平跟在这些问题的后面，解决枝节问题，不是说五年十年，就是再给五百年的时间，也不可能解决。
国家第一领导人，或国家第一领导团队要做的，是第一等的事情，与正衣冠相对应的是，习近来要名正而言顺，即要得到理论的制高点与道德的制高点。
延安最终的胜利不是整风带来的，延安整风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代中共在延安问题上，过多的讲延安文艺、延安整风、延安精神，但没有人谈延安民主与延安的普世价值追求，通过著名评论人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看到延安时期的中共媒体主谈的是民主宪政、联合政府、自由言论、军队的国家化，强烈反对一党专政，并认为那些认为中共掌握政权之后，或实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是无耻的谎言。中共在延安的价值追求，是中共对人民的神圣承诺，也是中共赢得广泛的各政党各阶级支持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延安时期抢占了理论制高点，因为中共追求的是普世价值。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也不是通过整风之后开始的，邓小平抢占的理论制高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极左保守的“二个凡是”派理论失语。平反冤假错案是主张正义，从包产到户到市场经济，则是让人民得到应得的经济自由，他的遗憾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只在经济领域融入世界，而政治领域没有顺应世界与时代潮流。
现在，习近平得到了权力的至高点，但他得到了理论与道德至高点吗？
道德或道义的至高点，现在看到仍然无法占有，所谓为人民服务完全是政治虚词，官员公开财产是对其道德要求的最底线，仍然遥遥无期；理论制高点，习近平时代已是中共无政治关键词可说的时代，习只能提出模糊的中国梦概念，当中国梦被《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辞里具体阐述为“宪政梦”之时，南方周末旋即遭到整肃，因为南方周末抢占了宣传系的理论制高点，反映了公民社会对宪政民主的真正需要。
经济改革三十年之后，面临着对这三十年社会实践进行反思与政治评定，人类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去验证真理，而是为了创造价值，价值是衡量实践的标准，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中国应该遵从人类的共同价值，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一种体制，一种对宪法的尊重，也是一种政治伦理。如果说为人民服务是一点零版的政治伦理，那么，权力分立的宪政制度，则是二点零版的政治伦理，概念化的人民社会，正在转型到具体的公民社会。三十年的国家资本利益追逐，要过度到对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的尊重。
当习近平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时，他完全可以通过向邓时代的改革开放致敬，将改革推进到政治层面，因为这是邓小平未竟之政治事业，当习近平谈改革前后三十年一致性时，他冒的政治风险，远大于谈延安民主宪政的追求与政治承诺，而当习与台湾政要谈互设办事处，以及未来的政治谈判时，既可以放眼未来，在民主宪政的政体下，实现国家统一，也可以重回国共二战结束后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如果说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路，开始政治改革是一扇洞开的大门的话，而延安时代的民主宪政追求、与台湾国民党政治和谈，则是政治改革的窗口，这些门和窗，都能让民主宪政的阳光，照亮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未来。
三、不确立价值追求社会必然混乱无序
再说秦晓与孔丹之争，孔丹认为秦晓主张宪政，作为一名党员是没有了信仰。这种表述是令人费解的，也暴露出孔丹已将中共的唯一执政看成自己的信仰。孔丹不懂得：中共的信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民”，中共相信的与仰视的，应该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共是人民的公仆，中共的军队是人民解放军，中共的银行是人民银行，还有人民警察、人民政府等等，总之，人民是中共的上帝，人民在共产党人的辞典里具有神圣性，而在经济社会中，不仅当政党、领袖走下了神坛，人民也走下神坛，人民从政治概念，演进为社会身份，即：人民已具体为公民，当政党与政府靠纳税人供养，公民通过选票来体现民意民主。而人民的政治意志，不再是统治者口头禅，而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选票的统计，才能量化民意的各种数据。
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引进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倡导民主宪政，倡导普世价值，民主宪政才应该是中共与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梦想，而习近平也表述过，要依宪法治国，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民主宪政的内涵，都已被习准确表述了出来，他唯一要做的是，强化与理论化这样的表述，使宪政成为习时代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并以此抢占理论制高点。
可惜习对宪政民主价值只有只言片语的倡导，更多使用的仍然是老套的政治语言，而对1840年之后中国历史理解与对现代苏联解体的认知，在历史的表象上转圈，对中外近当代史的解释，不仅是表象的，而且是故意误读的。如果习将自己的理论与国家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认知上，必然贻笑大方，大国领导人对前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与民意向背都看不清，国际社会看到的不会是你的政治立场，而是你没有社会常识与良知。
习只有面对真问题，才能形成真观点真理论，不顾左右而言穿衣洗澡治病，不是大国领导人应有之政治姿态。由于习近平没有关于宪政的政治表态，所以许多托伪之作或传言纷纷出笼，给人的印象习是一个十足的毛迷，习的新政是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著名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微博中说：
政治信号混乱正在动摇社会信心。这次深圳之行，会见了区主要领导，给几百名企业家讲了一天课。最深的感受是，宪政姓资之说，已严重影响到了基层政治经济生态。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就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有企业家公开表示，正在抛售股票，想一切办法将资产转移海外。政治失序将引发经济危机？
没有道德与理论制高点，习将处处被动，只能打打扫除，正正衣冠，而积累的社会问题及社会溃败速度，超其想象地增加，一旦人们认为习是用文革倒退的方式治理国家，首选引发的不是政治灾难，而是经济灾难，群众斗群众已不太可能，而政治倒退引发企业家的不安全感，大量企业会出现雪崩一样的撤退、抽逃资金，以规避政治风险。当政者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社会稳定不是靠国有企业，更不是靠政治口号，而是靠无数中小型企业。于建嵘所言的政治失序会引发经济危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警世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