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野草》编委九九,中:《野草》社长龚盾,右:学者李亚东先生(摄于龚盾家中)

但是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空山之境”，表面上可以说是主体的逃遁、逍遥，以及对于诗艺的纯、唯美的追求，但其最终的归宿并不在于此。我认为，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是逃遁、逍遥、纯、唯美的基础之上，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在整个中国屈从于暴政的文革十年，是黄翔最早最清醒最坚决勇猛最彻底无畏地发出抗暴之声；也最早最强烈最鲜明地呼唤开放和面向世界，恢复和重塑一个民族被扭曲与压抑的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i] 成都野草诗群其“空山之境”的核心便是这样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所以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是在四川地下诗歌中“茶铺”这一特殊境遇之下现代诗学特殊的命题。其实，成都野草沙龙，其沙龙命名为“野草”，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权利意识。从“野草”中追求个体的权利，是他们表述中一致的声音。如“追求生之权利，追求独立人格的主题。” [ii]“《诗友》们的参与者的最低的也是最高的愿望和目的”，就是“追求人性、人格、人的基本权利。”[iii]“而‘野草精神’的灵魂则是：怎样做个人，怎样去做人。概言之—为人权而生，为人权而战。”[iv]

我们看到，在野草沙龙这一地下诗群当中，这一批诗人尽管个性各异，尽管诗歌追求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不管是野草式的反抗，还是空山式的逃遁，其最终都是为了实践自我的人格、人性、人权。由此，权利意识这一“空山之境”，是成都野草诗歌沙龙特有的精神走向。

三

成都野草沙龙中的这一“空山之境”，首先是整个地下诗歌中作为“非中心”的处于边缘上的诗人的一种主要精神向度。

远离中心，走向边缘“空山”，这是地下诗歌主体的一种共同倾向。在地下诗歌中，处于“茶铺”等“空山”中而不是“广场”上的边缘主体，从“权力中心”看来，都是一群孤魂野鬼、流放者、放逐者、多余人、边缘人。那么这些在边缘漫游的无根的漂泊者，他们只能在“边缘——空山”中才能获得的拯救。因此，“它们的清醒不但伴随着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怀疑，也伴随着对（未来）真理世界的渴念，这种渴念在诗中往往转化为对现实的否定和过往旧梦温情的追忆，创造出一个个与之相对峙、光明（甚至偶尔柔和）的诗意世界。”[v]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都在于诗人对于“中心”现实的否定，继而或追忆生命中的梦境，或创造出一个边缘的世界。这一追求，在地下诗人身上的表现是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种空山的追求，超越了他们年龄、地域、身份等差异，一同追求着远离“中心”的精神“空山”。“空山”追求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所有地下诗人之间是完全没有差别的，“灰娃在这一年代开始写作，与许多叛逆的年轻诗人并不完全相同，当年轻诗人试图以自己的‘回答’表达与现实难以共存的同时，仍与现实保持一份依存关系。而灰娃则超越了这一依存，她对现实甚至拒绝‘回答’。而隐含于她另外选择中的，是她经过了大悲怆之后，让精神插上了翅膀，飞向了辽远的时空。她回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于那一时代来说，灰娃选择了‘生活在别处’。”[vi]但是，他们都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中心”的别处。这一“中心”的“别处”正是“空山”，即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有着友谊、爱情、青春、梦想、未来、光明的边缘。在这“空山”之中，他们专注于自我关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追求生命的个体性、偶在性、多样性。而也是在空山之中，他们开始了个人化的灵魂独语，才找到了母性、人性、爱情、童心等人的基本权利，才实践了生命的基本权利。

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与中国古代诗学“空山”不相同，也与文革期间其他地下诗人的“空山”不一样。这一空山是在面对强大的“中心”的困境之下，走向“空山”，并从“空山”出发与中心对抗。而且，在这一空山之境中，最终形成的一种边缘人的人性的追求，“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求，永辉个人自由权力而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某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vii]这一“空山精神”更在于寻找了建构人各方面被压抑的权利，并在诗歌中追求着诸多的基本权利。由此，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是在“权力中心”基础之上升发出来的现代人的“权利意识”，而且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天人合一”的个人灵魂安顿的空山境界是不一样的。

成都野草诗群的“空山之境”，表面上是逃遁、逍遥、纯、唯美……。但在我看来，其最为独特之处在于，是他们对于人权利的追求，对于“爱”的表达。爱，本身就是生命的重要因子。而在“文革”这一特殊时代之中，所有的爱都只是对于“中心”的爱，所有的爱都只能指向“中心”。在中心之下的爱中，只有“大爱”，并没有人属于个体的爱情。因此，对真实情感情追求，特别是对于现实中“小我”爱情的追求，是地下诗歌“情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爱的“空山之境”，正如黄翔所说，是期待着来一场“情感革命”：“我们不仅要在思想领域而且应该在情感领城向一切陈腐的观念宣战；我们应该去探索和寻找新的爱情的价值观念，敲响情感革命的‘钟’——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viii]由此，地下诗歌中所谓的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是要“去探索和寻找新的爱情的价值观念”。尽管实际上，地下诗歌中对爱情的追求，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爱情价值观念，也并没有呈现出一些更为独特的爱情宣言。但是，在地下诗歌的爱情呈现中，却以普通“小我”的爱情表露展示对于“中心大爱”的拒绝，由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也就是说，对于地下诗歌在爱中去追求这样一场“情感革命”，是与“中心”的文化革命完全不一样的。对人的个体生命体验来说，这就是一场向基本人性回归的情感革命，而不是压抑人本性的文化革命。对情欲的追求，特别是对于爱情的追求，是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都地下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正是成都野草沙龙地下诗歌中的情诗，使“空山”的内涵更丰富，对人更具有吸引力。

成都野草沙龙的地下诗歌中的这一场“情感革命”，是对于现实中真实爱情的主动追求。尽管在“爱情”这一空山之境的获得过程中，地下诗歌非中心的主体面临了“中心”所带来的多重困境。但是，这一“情感革命”，是野草沙龙地下诗歌主体的一次自我内心的、心灵上的主动革命，是一场主动的自我追求。

从现实爱情出发，而不是从宏大的“中心”出发，是成都野草沙龙地下诗歌“情感革命”的重要特征。我们看到，地下诗歌中所有“小我”情感发生的源头是在于“你”，以及你的“久别的微笑”，而不是“中心”，也不是“红太阳”。所以，掀起这一场情感革命的，是自我生活中的爱人，而不是“中心”所展示的伟人。由于有了真正的爱人出现，于是，这一场情感革命，是地下诗歌主体偏离中心而展开的主动追求。“象一颗朦胧的星星，/在迢遥的太空将我引照。/孤睡中我悄然忆起，/一个久别的微笑。//为了追寻你的笙箫，/为了重见你在月下的高桥，/我曾多少回驾一叶小舟，/穿过梦中幽暗的波涛......”[ix]。这首诗所展示的正是，现实中的你，才是诗人“情感革命”的源头。即就是由于你，特别是由于你的久别的微笑而引起了生命中的情感。你的微笑就是诗人感情的萌动，并成为了诗人一直所难以忘怀的一段情感。并且，这一爱情，是天空中“朦胧的星星”，并不是主流所渲染的“红日”。与“中心”“鲜红的太阳”相比较，这一生命的细微体验更具有自我性和感染性。尽管这首诗歌也表明，诗人的爱情不能在白天“中心”主宰的时候公开，只能是在“孤睡中悄然忆起”，爱情显得多么的无力。但是最后，爱情战胜了诗人自我，战胜了“中心”的各种压力，成为了诗人自我情绪的主旋律。

由此，追寻现实中的爱人，主动为了现实“小我”的爱情而穿越幽暗的波涛，成为了地下诗歌中的情感革命的起点。在“茶铺”中，成都野草沙龙的爱情追寻，并最终从爱情中获得自我的价值。这是成都野草诗群的精神追求，由此带来了地下诗歌中的“情感革命”，成就了他们诗歌中独特的“空山之境”。

四

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追求，也是与“非空山”现实紧密相连，二位一体的。对于现实的“非空山”展示，这不但从侧面彰显了“空山”的意义和价值，也呈现了成都野草诗群对于现实的深刻介入。

第一，这种介入在于，他们在诗歌中他们展示了这一“非空山”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黑暗的牢狱，一个冰冷的牢狱，一个监禁了肉体的牢狱，更是监禁人思想的牢狱。由此，自我的“空山”之境则更加令人神往。这个监狱是无形的，尽管没有坚固的墙壁和冰冷的铁锁，但又力量无比；在这样的监禁里面，不只是对肉体的残杀，更多的是对精神和灵魂的控制。生存在里面的人，如一个个被提着线的木偶：“这里是监狱/欺骗筑起的墙/阴谋铸成锁/活的思想监禁着……”（万一《监狱》）[x] 在成都野草诗群看来，他们是生活在监狱中，整个世界就是一大的监狱，所有的宣言构筑成为了这道监狱的墙壁，阴谋组成了了监狱的大锁。生活就如监狱中的生存是一样的，在这里，生命早已被监禁：“由于一个对门邻居的犹大的诬陷、告发，我们中最年长的朋友朱育琳（北大西语系和上海交大的老大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初夏，死于红卫兵的棍棒与拳头。仅仅只一天多的时间，他就被打得满身满脸伤痕。在一个不见星月的黑夜，他毅然不受屈辱，从黑暗的长廊走向了楼窗……据说，他死于黎明时分。”[xi]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形的监狱，一个巨大的监狱，一个比“纯黑”和“冻土地”更有力的土地，他充满了暴力。这种暴力生长在日常生活中，遏制着反抗的力量。并且监禁了思想，钳制了人们最终对世界的任何的反抗。因此，芒克《天空》中叹息，“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生活其实就是在监狱中的生活。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对于“1966—1972年间的灰娃，‘垂死’状态似乎是每天的现实。”[xii]此中的苦楚，当然与这无形的“牢狱”大网有着深刻的关联。

   现实是“监狱”，而不是空山。这个现实世界是与自由相对立的世界，是迫害自由的世界，这是成都野草沙龙通过“空山”理想对现实世界的深刻透视。“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著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著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什么地方？／一张书页连著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著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xiii]在此环境之下，无数的监狱、无数的大锁，怎能奢谈自由。并且，这种无形大网在历史中具有强大的力量，“黄翔从万众歌颂的长城上看到了中国的残忍无道、冷酷无情，看到了它对人的压抑、戕害和否定。他的感情、感受不但独异而且极其丰富，这是比孟姜女复杂千百倍的哭声和泪水。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心态、一种政治方式，全都在长城之中。”[xiv]作“中心”的代表长城，其实内在也就转化为监狱，所有的文化、制度、心态、精神，不是在长城中，而是在监狱中。于是，地下诗人在“空山”理想的关照下，他们对自由的追寻更显悲怆。

左:《野草》编委九九,中:《野草》社长龚盾,右:学者李亚东先生(摄于龚盾家中)

但是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空山之境”，表面上可以说是主体的逃遁、逍遥，以及对于诗艺的纯、唯美的追求，但其最终的归宿并不在于此。我认为，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是逃遁、逍遥、纯、唯美的基础之上，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在整个中国屈从于暴政的文革十年，是黄翔最早最清醒最坚决勇猛最彻底无畏地发出抗暴之声；也最早最强烈最鲜明地呼唤开放和面向世界，恢复和重塑一个民族被扭曲与压抑的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i] 成都野草诗群其“空山之境”的核心便是这样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所以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是在四川地下诗歌中“茶铺”这一特殊境遇之下现代诗学特殊的命题。其实，成都野草沙龙，其沙龙命名为“野草”，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权利意识。从“野草”中追求个体的权利，是他们表述中一致的声音。如“追求生之权利，追求独立人格的主题。” [ii]“《诗友》们的参与者的最低的也是最高的愿望和目的”，就是“追求人性、人格、人的基本权利。”[iii]“而‘野草精神’的灵魂则是：怎样做个人，怎样去做人。概言之—为人权而生，为人权而战。”[iv]

我们看到，在野草沙龙这一地下诗群当中，这一批诗人尽管个性各异，尽管诗歌追求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不管是野草式的反抗，还是空山式的逃遁，其最终都是为了实践自我的人格、人性、人权。由此，权利意识这一“空山之境”，是成都野草诗歌沙龙特有的精神走向。

三

成都野草沙龙中的这一“空山之境”，首先是整个地下诗歌中作为“非中心”的处于边缘上的诗人的一种主要精神向度。

远离中心，走向边缘“空山”，这是地下诗歌主体的一种共同倾向。在地下诗歌中，处于“茶铺”等“空山”中而不是“广场”上的边缘主体，从“权力中心”看来，都是一群孤魂野鬼、流放者、放逐者、多余人、边缘人。那么这些在边缘漫游的无根的漂泊者，他们只能在“边缘——空山”中才能获得的拯救。因此，“它们的清醒不但伴随着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怀疑，也伴随着对（未来）真理世界的渴念，这种渴念在诗中往往转化为对现实的否定和过往旧梦温情的追忆，创造出一个个与之相对峙、光明（甚至偶尔柔和）的诗意世界。”[v]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都在于诗人对于“中心”现实的否定，继而或追忆生命中的梦境，或创造出一个边缘的世界。这一追求，在地下诗人身上的表现是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种空山的追求，超越了他们年龄、地域、身份等差异，一同追求着远离“中心”的精神“空山”。“空山”追求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所有地下诗人之间是完全没有差别的，“灰娃在这一年代开始写作，与许多叛逆的年轻诗人并不完全相同，当年轻诗人试图以自己的‘回答’表达与现实难以共存的同时，仍与现实保持一份依存关系。而灰娃则超越了这一依存，她对现实甚至拒绝‘回答’。而隐含于她另外选择中的，是她经过了大悲怆之后，让精神插上了翅膀，飞向了辽远的时空。她回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于那一时代来说，灰娃选择了‘生活在别处’。”[vi]但是，他们都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中心”的别处。这一“中心”的“别处”正是“空山”，即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有着友谊、爱情、青春、梦想、未来、光明的边缘。在这“空山”之中，他们专注于自我关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追求生命的个体性、偶在性、多样性。而也是在空山之中，他们开始了个人化的灵魂独语，才找到了母性、人性、爱情、童心等人的基本权利，才实践了生命的基本权利。

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与中国古代诗学“空山”不相同，也与文革期间其他地下诗人的“空山”不一样。这一空山是在面对强大的“中心”的困境之下，走向“空山”，并从“空山”出发与中心对抗。而且，在这一空山之境中，最终形成的一种边缘人的人性的追求，“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求，永辉个人自由权力而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某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vii]这一“空山精神”更在于寻找了建构人各方面被压抑的权利，并在诗歌中追求着诸多的基本权利。由此，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是在“权力中心”基础之上升发出来的现代人的“权利意识”，而且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天人合一”的个人灵魂安顿的空山境界是不一样的。

成都野草诗群的“空山之境”，表面上是逃遁、逍遥、纯、唯美……。但在我看来，其最为独特之处在于，是他们对于人权利的追求，对于“爱”的表达。爱，本身就是生命的重要因子。而在“文革”这一特殊时代之中，所有的爱都只是对于“中心”的爱，所有的爱都只能指向“中心”。在中心之下的爱中，只有“大爱”，并没有人属于个体的爱情。因此，对真实情感情追求，特别是对于现实中“小我”爱情的追求，是地下诗歌“情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爱的“空山之境”，正如黄翔所说，是期待着来一场“情感革命”：“我们不仅要在思想领域而且应该在情感领城向一切陈腐的观念宣战；我们应该去探索和寻找新的爱情的价值观念，敲响情感革命的‘钟’——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viii]由此，地下诗歌中所谓的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是要“去探索和寻找新的爱情的价值观念”。尽管实际上，地下诗歌中对爱情的追求，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爱情价值观念，也并没有呈现出一些更为独特的爱情宣言。但是，在地下诗歌的爱情呈现中，却以普通“小我”的爱情表露展示对于“中心大爱”的拒绝，由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也就是说，对于地下诗歌在爱中去追求这样一场“情感革命”，是与“中心”的文化革命完全不一样的。对人的个体生命体验来说，这就是一场向基本人性回归的情感革命，而不是压抑人本性的文化革命。对情欲的追求，特别是对于爱情的追求，是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都地下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正是成都野草沙龙地下诗歌中的情诗，使“空山”的内涵更丰富，对人更具有吸引力。

成都野草沙龙的地下诗歌中的这一场“情感革命”，是对于现实中真实爱情的主动追求。尽管在“爱情”这一空山之境的获得过程中，地下诗歌非中心的主体面临了“中心”所带来的多重困境。但是，这一“情感革命”，是野草沙龙地下诗歌主体的一次自我内心的、心灵上的主动革命，是一场主动的自我追求。

从现实爱情出发，而不是从宏大的“中心”出发，是成都野草沙龙地下诗歌“情感革命”的重要特征。我们看到，地下诗歌中所有“小我”情感发生的源头是在于“你”，以及你的“久别的微笑”，而不是“中心”，也不是“红太阳”。所以，掀起这一场情感革命的，是自我生活中的爱人，而不是“中心”所展示的伟人。由于有了真正的爱人出现，于是，这一场情感革命，是地下诗歌主体偏离中心而展开的主动追求。“象一颗朦胧的星星，/在迢遥的太空将我引照。/孤睡中我悄然忆起，/一个久别的微笑。//为了追寻你的笙箫，/为了重见你在月下的高桥，/我曾多少回驾一叶小舟，/穿过梦中幽暗的波涛......”[ix]。这首诗所展示的正是，现实中的你，才是诗人“情感革命”的源头。即就是由于你，特别是由于你的久别的微笑而引起了生命中的情感。你的微笑就是诗人感情的萌动，并成为了诗人一直所难以忘怀的一段情感。并且，这一爱情，是天空中“朦胧的星星”，并不是主流所渲染的“红日”。与“中心”“鲜红的太阳”相比较，这一生命的细微体验更具有自我性和感染性。尽管这首诗歌也表明，诗人的爱情不能在白天“中心”主宰的时候公开，只能是在“孤睡中悄然忆起”，爱情显得多么的无力。但是最后，爱情战胜了诗人自我，战胜了“中心”的各种压力，成为了诗人自我情绪的主旋律。

由此，追寻现实中的爱人，主动为了现实“小我”的爱情而穿越幽暗的波涛，成为了地下诗歌中的情感革命的起点。在“茶铺”中，成都野草沙龙的爱情追寻，并最终从爱情中获得自我的价值。这是成都野草诗群的精神追求，由此带来了地下诗歌中的“情感革命”，成就了他们诗歌中独特的“空山之境”。

四

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追求，也是与“非空山”现实紧密相连，二位一体的。对于现实的“非空山”展示，这不但从侧面彰显了“空山”的意义和价值，也呈现了成都野草诗群对于现实的深刻介入。

第一，这种介入在于，他们在诗歌中他们展示了这一“非空山”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黑暗的牢狱，一个冰冷的牢狱，一个监禁了肉体的牢狱，更是监禁人思想的牢狱。由此，自我的“空山”之境则更加令人神往。这个监狱是无形的，尽管没有坚固的墙壁和冰冷的铁锁，但又力量无比；在这样的监禁里面，不只是对肉体的残杀，更多的是对精神和灵魂的控制。生存在里面的人，如一个个被提着线的木偶：“这里是监狱/欺骗筑起的墙/阴谋铸成锁/活的思想监禁着……”（万一《监狱》）[x] 在成都野草诗群看来，他们是生活在监狱中，整个世界就是一大的监狱，所有的宣言构筑成为了这道监狱的墙壁，阴谋组成了了监狱的大锁。生活就如监狱中的生存是一样的，在这里，生命早已被监禁：“由于一个对门邻居的犹大的诬陷、告发，我们中最年长的朋友朱育琳（北大西语系和上海交大的老大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初夏，死于红卫兵的棍棒与拳头。仅仅只一天多的时间，他就被打得满身满脸伤痕。在一个不见星月的黑夜，他毅然不受屈辱，从黑暗的长廊走向了楼窗……据说，他死于黎明时分。”[xi]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形的监狱，一个巨大的监狱，一个比“纯黑”和“冻土地”更有力的土地，他充满了暴力。这种暴力生长在日常生活中，遏制着反抗的力量。并且监禁了思想，钳制了人们最终对世界的任何的反抗。因此，芒克《天空》中叹息，“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生活其实就是在监狱中的生活。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对于“1966—1972年间的灰娃，‘垂死’状态似乎是每天的现实。”[xii]此中的苦楚，当然与这无形的“牢狱”大网有着深刻的关联。

   现实是“监狱”，而不是空山。这个现实世界是与自由相对立的世界，是迫害自由的世界，这是成都野草沙龙通过“空山”理想对现实世界的深刻透视。“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著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著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什么地方？／一张书页连著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著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xiii]在此环境之下，无数的监狱、无数的大锁，怎能奢谈自由。并且，这种无形大网在历史中具有强大的力量，“黄翔从万众歌颂的长城上看到了中国的残忍无道、冷酷无情，看到了它对人的压抑、戕害和否定。他的感情、感受不但独异而且极其丰富，这是比孟姜女复杂千百倍的哭声和泪水。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心态、一种政治方式，全都在长城之中。”[xiv]作“中心”的代表长城，其实内在也就转化为监狱，所有的文化、制度、心态、精神，不是在长城中，而是在监狱中。于是，地下诗人在“空山”理想的关照下，他们对自由的追寻更显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