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曾有机会参观收藏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的斯塔西档案馆，了解德国如何将这类档案用于对历史的研究与反思。今年3月，感谢伯尔基金会安排，我和张思之先生和吴思先生又有机会访问柏林。访问的目的一是延续一年半以前的那一次访问内容，即对于德国统一之后如何检讨纳粹以及东德的历史做一些考察，另一个是跟德国方面就两国之间的法律交流进行探讨，尤其是两国之间的人权与法治对话如何更富成效，德国有关部门希望能够听到来自中国民间的评论和建议。不过，收获很大的一个活动却是参观了哈维曼档案馆并与哈维曼协会人士的交流。

哈维曼协会以罗伯特·哈维曼（Robert Havemann）命名，哈维曼是东德时期的一位著名物理化学家（Physikochemiker），生于1910年，死于1982年。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早年他就投身于抵抗纳粹的地下活动，他们的组织名为“新开端”。据说“欧盟”这一设想也是该组织所首倡的，人们设想通过欧洲国家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共同抵御第三帝国这类暴政。但不幸的是，1943年，这个组织被纳粹破获，所有成员都遭到逮捕，除了哈维曼外，其他人都被处死。哈维曼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专业对战争有用。

1945年战争结束，他也被释放，来到柏林，任教于洪堡大学。因为早在魏玛时期就同情共产主义，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这位拥有在纳粹时期反抗经历的知名学者受到了东德党和政府的崇高礼遇，并获任大学党组织领导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为臭名昭彰的情报机构斯塔西（Stasi）工作，应当为那个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受迫害的事件而负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东德体制以及斯大林主义逐渐产生了怀疑。他运用其自然科学知识对东德当时盛行的一些政治教条提出质疑。他的课程本来是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名为“从自然科学视角看哲学问题”，但是这门课却与开设宗旨发生了背离。他的课堂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学生，经常是过道上都挤满了人，终于遭到打压。他被开除教授职务，党政职务也被解除，成为东德著名异见人士。只是碍于他此前的光荣经历，当局不敢实施逮捕或审判，只能软禁。昔日为斯塔西提供情报的他，现在成了斯塔西监视的对象，左邻右舍的房子住的全是情报人员。两德统一后，人们发现，在斯塔西档案馆里，哈维曼一个人的档案就有76000页。听到这里，张思之先生惊叹：“这么多！”一位在场的朋友悠悠地回应道：“您以为您的档案比他少么？”平常话语最具机锋的张先生却一时语塞，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对哈维曼的软禁也是由法庭作出决定，理由有二，一是与西方反共势力勾结，二是违反税收法律——他在西方出版著作，稿费收入没有向东德政府纳税。听到这里，我们都不免莞尔。直到1980年，他的软禁才被解除。1993年，当年作出软禁决定的法官也受到控告，检察官指控他篡改和歪曲法律，迫害异见人士。不过，法庭最终没有作出有罪判决。（前次我们访问柏林，两位主持对于东德参与政治迫害的人士起诉工作的检察官曾告诉我们，这类案件最后判决有罪的很少。）

虽然遭受软禁，哈维曼仍然不屈不挠，继续坦率地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并且对于其他受迫害的人们提供帮助。不过，认真阅读他的文章，很清楚，哈维曼的所有这些批评以及行为实际上都不是为了推翻东德的政党和政府，而只是为了改善东德的政治与社会，虽然他的语词和观点经常十分尖锐。东德对于这样的建设性的批评予以严厉惩罚，无疑是自掘坟墓。

对于哈维曼而言，最大的遗憾就是去世得太早，没有看到东德在1989年秋天所发生的被称为“和平革命”的剧变。当然，人们没有忘记他。1990年，名为“新论坛”的公民运动组织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协会，通过出版物、展览、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记录与传播民主德国时期的反抗运动，总结历史经验。1992年，协会又设立档案馆，全面搜集展现那个时代反抗活动的各种原始文献。

哈维曼协会位于施烈曼大街的一座19世纪建成的楼房里。我们在这里受到了协会档案馆负责人维斯巴赫博士的热情接待。他带我们参观了馆内珍藏的哈维曼档案，包括他在被纳粹监禁期间在监狱里写的书信，甚至还有这位化学家少年时代的作业，包括他在中学时代所画颅骨不同视角的图像。此外，还有很多东德时代从事反抗运动的人们留下的文件，例如写在香烟包装锡纸背面的书信原件。字迹之细密，令人感叹不已。

这个档案馆连同哈维曼协会完全是一个民间机构，维斯巴赫先生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性质的。维系档案馆运营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以及民间捐助，但没有保障，有钱就可以运营，没钱就难以为继。好在这项事业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因为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说斯塔西档案馆所藏文件显示的是东德政府所作所为的话，这里的文献更多展现的是民间的言论与行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将这里的档案与那些斯塔西秘密档案相互比照，从而对于一些人物与事件作出更确定的印证。这样的文献对于国民理解东德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也是自不待言的。维斯巴赫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一些大学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选择以该档案馆的文献为素材写作论文，发表的成果受到学界与公众的深切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自愿地将相关文献捐赠给档案馆，极大地丰富了这里的收藏。

我们问起那些在东德时代从事反抗运动的组织此后的命运，是否有些组织在国家统一之后仍然受到压制。维斯巴赫回答说道：东德时代的异议组织大约有100到120个之间，核心成员不过2000人左右。统一之后，所有的异议组织都浮出来，成为地上组织。开始的时候，一些人对于其行为是否合法有所疑虑。但是，了解联邦法律之后，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律所容许的。当然，过去某些曾经非常有价值的活动，统一之后变得引发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只能逐渐消散。只有像和平运动，在抗议诸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还能够显示出较大的能量。

2011年，我曾有机会参观收藏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的斯塔西档案馆，了解德国如何将这类档案用于对历史的研究与反思。今年3月，感谢伯尔基金会安排，我和张思之先生和吴思先生又有机会访问柏林。访问的目的一是延续一年半以前的那一次访问内容，即对于德国统一之后如何检讨纳粹以及东德的历史做一些考察，另一个是跟德国方面就两国之间的法律交流进行探讨，尤其是两国之间的人权与法治对话如何更富成效，德国有关部门希望能够听到来自中国民间的评论和建议。不过，收获很大的一个活动却是参观了哈维曼档案馆并与哈维曼协会人士的交流。

哈维曼协会以罗伯特·哈维曼（Robert Havemann）命名，哈维曼是东德时期的一位著名物理化学家（Physikochemiker），生于1910年，死于1982年。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早年他就投身于抵抗纳粹的地下活动，他们的组织名为“新开端”。据说“欧盟”这一设想也是该组织所首倡的，人们设想通过欧洲国家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共同抵御第三帝国这类暴政。但不幸的是，1943年，这个组织被纳粹破获，所有成员都遭到逮捕，除了哈维曼外，其他人都被处死。哈维曼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专业对战争有用。

1945年战争结束，他也被释放，来到柏林，任教于洪堡大学。因为早在魏玛时期就同情共产主义，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这位拥有在纳粹时期反抗经历的知名学者受到了东德党和政府的崇高礼遇，并获任大学党组织领导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为臭名昭彰的情报机构斯塔西（Stasi）工作，应当为那个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受迫害的事件而负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东德体制以及斯大林主义逐渐产生了怀疑。他运用其自然科学知识对东德当时盛行的一些政治教条提出质疑。他的课程本来是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名为“从自然科学视角看哲学问题”，但是这门课却与开设宗旨发生了背离。他的课堂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学生，经常是过道上都挤满了人，终于遭到打压。他被开除教授职务，党政职务也被解除，成为东德著名异见人士。只是碍于他此前的光荣经历，当局不敢实施逮捕或审判，只能软禁。昔日为斯塔西提供情报的他，现在成了斯塔西监视的对象，左邻右舍的房子住的全是情报人员。两德统一后，人们发现，在斯塔西档案馆里，哈维曼一个人的档案就有76000页。听到这里，张思之先生惊叹：“这么多！”一位在场的朋友悠悠地回应道：“您以为您的档案比他少么？”平常话语最具机锋的张先生却一时语塞，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对哈维曼的软禁也是由法庭作出决定，理由有二，一是与西方反共势力勾结，二是违反税收法律——他在西方出版著作，稿费收入没有向东德政府纳税。听到这里，我们都不免莞尔。直到1980年，他的软禁才被解除。1993年，当年作出软禁决定的法官也受到控告，检察官指控他篡改和歪曲法律，迫害异见人士。不过，法庭最终没有作出有罪判决。（前次我们访问柏林，两位主持对于东德参与政治迫害的人士起诉工作的检察官曾告诉我们，这类案件最后判决有罪的很少。）

虽然遭受软禁，哈维曼仍然不屈不挠，继续坦率地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并且对于其他受迫害的人们提供帮助。不过，认真阅读他的文章，很清楚，哈维曼的所有这些批评以及行为实际上都不是为了推翻东德的政党和政府，而只是为了改善东德的政治与社会，虽然他的语词和观点经常十分尖锐。东德对于这样的建设性的批评予以严厉惩罚，无疑是自掘坟墓。

对于哈维曼而言，最大的遗憾就是去世得太早，没有看到东德在1989年秋天所发生的被称为“和平革命”的剧变。当然，人们没有忘记他。1990年，名为“新论坛”的公民运动组织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协会，通过出版物、展览、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记录与传播民主德国时期的反抗运动，总结历史经验。1992年，协会又设立档案馆，全面搜集展现那个时代反抗活动的各种原始文献。

哈维曼协会位于施烈曼大街的一座19世纪建成的楼房里。我们在这里受到了协会档案馆负责人维斯巴赫博士的热情接待。他带我们参观了馆内珍藏的哈维曼档案，包括他在被纳粹监禁期间在监狱里写的书信，甚至还有这位化学家少年时代的作业，包括他在中学时代所画颅骨不同视角的图像。此外，还有很多东德时代从事反抗运动的人们留下的文件，例如写在香烟包装锡纸背面的书信原件。字迹之细密，令人感叹不已。

这个档案馆连同哈维曼协会完全是一个民间机构，维斯巴赫先生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性质的。维系档案馆运营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以及民间捐助，但没有保障，有钱就可以运营，没钱就难以为继。好在这项事业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因为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说斯塔西档案馆所藏文件显示的是东德政府所作所为的话，这里的文献更多展现的是民间的言论与行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将这里的档案与那些斯塔西秘密档案相互比照，从而对于一些人物与事件作出更确定的印证。这样的文献对于国民理解东德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也是自不待言的。维斯巴赫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一些大学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选择以该档案馆的文献为素材写作论文，发表的成果受到学界与公众的深切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自愿地将相关文献捐赠给档案馆，极大地丰富了这里的收藏。

我们问起那些在东德时代从事反抗运动的组织此后的命运，是否有些组织在国家统一之后仍然受到压制。维斯巴赫回答说道：东德时代的异议组织大约有100到120个之间，核心成员不过2000人左右。统一之后，所有的异议组织都浮出来，成为地上组织。开始的时候，一些人对于其行为是否合法有所疑虑。但是，了解联邦法律之后，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律所容许的。当然，过去某些曾经非常有价值的活动，统一之后变得引发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只能逐渐消散。只有像和平运动，在抗议诸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还能够显示出较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