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6日，在2008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最新进展的新闻发布会。

而6年前的2001年8月17日，我国的官方英文报纸ChinaDaily（《中国日报》）刊发了一条有关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消息。当时身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罗格表示，奥运会是一项体育盛会，国际奥委会不会因为北京夺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就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加快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

罗格说：“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体育机构，不是一个政治机构。它没有责任去要求一个国家加快政治变革。”罗格还指出，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是众望所归，“北京还有7年的时间来准备奥运会。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反对北京办奥运会的人是否还那么反对！”《中国日报》的这条消息转引自美联社的报道。

时隔6年后，重温罗格这番表述，依然让人感慨。在8月6日的记者会上，几乎所有外国记者的提问都隐含着政治议题。

北京遭遇“奥运政治”

美国CNN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指出，我们都知道，大成就必然面临大挑战，北京奥运会在筹办过程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你们是怎样回应的？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的回答颇为动情也颇有点无奈：北京奥运会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奥组委非常欢迎各国的媒体能够客观、公正、全面地来报道我们的奥运筹备工作，更欢迎我们的媒体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不足、问题提出批评。但是，我们不赞同把奥林匹克政治化的做法，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的精神，也不符合奥林匹克宪章关于“体育竞技不得有任何歧视”的原则。我们会按照国际的一些惯例，按照奥林匹克的规则，欢迎各国的媒体采访报道北京的奥运会。我们有足够的沟通管道，大家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用各种方式向我们反映。

体育精神本应超越政治边界，但在圣火入台一事上，却是“奥运圣火不敌政治之火”。台北的中华奥委会早先以“有被矮化之嫌”拒绝了组委会颁布的奥运圣火路线。台北当局甚至指责大陆一直用“政治”矮化台湾，包括名称、用语以及圣火路线。而大陆方面则只能一再重申：“火炬赴台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路线，是由北京奥组委和中华台北奥委会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则，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下来的，方案是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我们仍然希望中华台北奥委会和台湾有关方面能够排除政治或者人为因素的干扰，回到我们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和书面确认的传递路线上来，能够促成火炬赴台，使得台湾同胞能够共享奥运的激情和欢乐。”

从申奥成功那一天起，北京奥运就陆续遭遇部分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施压与抵制，一些国际问题被某些西方势力视为政治筹码与北京奥运挂起钩来。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6月5日通过了所谓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涉华决议案。决议案声称，中国的行为应该“符合奥运标准，采取行动在达尔富尔、苏丹乃至全世界维护人类尊严”。

7月5日，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在北京表示，把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挂钩是毫无根据的，是无稽之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日前在记者会上曾指出，有人拿奥运会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对此坚决反对。

奥运政治化的四个层次

近100年的现代奥运会发展史上，政治因素从未停止过对体育的干扰，战争的阴云曾三次中断现代奥运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1916年柏林奥运会被迫取消，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因受纳粹的控制而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一场悲剧。此后，1940年和1944年的两届奥运会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取消。

1958年，我国因不满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推行“两个中国”而与之断绝关系。1960至70年代，奥运会也多次因政治原因被多个国家抵制。由于苏军在1979年圣诞节前夕出兵入侵阿富汗，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被大规模抵制，当时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公开抵制或拒绝参加的占2／5,参赛的代表团仅80个。4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前苏联为报复美国，以安全问题为由抵制，其他抵制和因故未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19个。

国际奥委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各种政治干扰采取了有效的对策，如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757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要各会员国禁止南运动员进入他国领土参加国际比赛；而国际奥委会并没有简单服从，经过一系列策略外交后使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比赛。1993年，国际奥委会向联合国递交了由18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联合签署的奥林匹克休战议案，随后在第48次联大上获得121个国家的一致同意，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各一周以及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协议。

英国布莱顿大学苏格登(JohnSugden)教授和美国康乃狄克大学严纳奇斯（AndrewYiannakis）教授曾着书指出，体育运动中的政治化分为四个层次：一国急待通过运动成就建立国家声望；主办国希望主办运动会作为工具以展示其文化及政治的意识形态；以运动竞技为工具来表现对某些国家是否承认；以运动会为工具，强制一个国家改变其政治或军事行动。

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社会的变化，使西方社会普遍把北京举办2008奥运会，看作促使中国社会运作方式由封闭转型透明、开放的一个契机。他们期待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通过举办奥运会后真正与国际接轨，成为开放、透明的现代国家。

而我们也从日本、韩国举办奥运的历史经验看到，奥运会对其经济崛起功不可没。日、韩也通过举办奥运会真正融入了世界大舞台。北京2008奥运会正是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举办的，与日、韩当年处于类似阶段。有媒体指出北京奥运会将扮演三个重要角色：“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大国崛起的润滑剂；大企业国际化的催化剂”。显然，我们把举办奥运当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将奥运会的举办，视为中国难得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的机会。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声音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大规模抵制奥运会的政治动因已大大削弱，但企图左右国际奥委会对其事务独立进行决策的政治势力还存在。各种政治性抵制未必成气候，相反，更多的挑战来自身边。诚如北京市某主管部门官员所担忧的，在2008年北京奥运闭幕前，发生在北京及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国际舆论极度放大。这就是奥运会给奥运举办国带来的“焦点效应”。

笔者用Google搜索做了一个小小的即时统计。结果显示，搜索包含“北京奥运”字句的所有中文网页约有341万项，而其中简体中文网页中，约有311万项；搜索包含“北京奥运”字句的所有网页约有524万项，而中国的网页约有389万项；搜索包含“BeijingOlympicGames”的英文网页约有30.9万项。这表明，相关的网络信息主要通过我国大陆的中文媒体进行传播，国外的英文媒体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文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量要少得多。但相对数量少得多的海外报道却颇有声势。在奥运传播的问题上，同一个世界，呈现的却永远不可能是同一个声音。

据笔者观察，今年元月1日，三个有关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的境内采访新规定生效，宣告我国长期以来的新闻采访“内外有别”制度的中止；北京奥组委还形成了每周新闻发布的例会制度；这些变化充分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公共信息在逐步走向透明，社会民主化程度在提高。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日前也充分肯定了北京奥组委所做出的出色成绩，他表示，中国已因奥运而进步，这在教育、媒体、服务和环保方面尤其显着。

这些制度的建立，似乎并没有阻止小道消息的流传。真实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媒体上的国家形象不一致的矛盾依然突出，期望通过组织境外媒体采访活动输出的形象和实际产生的形象也有落差。一些西方记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报道长期以来形成的焦点，往往与有关方面的设想打不到同一个靶心，有时还造成西方记者的抗议。

从去年12月11日在北京动物园门前发生的禁狗游行风波，到今年重庆钉子户事件、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厦门PX游行事件、北京纸馅假包子风波等，毫无例外地都成为了国际媒体大肆报道的对象。这些报道往往和他们所指责的所谓中国的体制性弊病联想在一起，采访中甚至出现违背中国法律的行为。这也对政府的应对方式提出了挑战。有关方面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设置政治议程，如何设计一套新的政治话语，以避免步步被动，步步挨打。

知名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担忧地指出，他观察到有部分人对于办奥运的心态还停留在搞运动的模式，不是借奥运东风改善社会治理，提高人文关怀素养，却有着一种急功近利的躁动——好像当下的一切手段就是围着奥运转，奥运过后一切再说。这也是一种将奥运简单粗暴政治化的操作。这样的心态和做法不光对国家形象的提升于事无补，相反会对社会以及民心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心态也不符合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的深远关切。体制弊端被放大，奥运政治比照下官员的权力也小多了。这是中国社会风险所在，也是走向更高程度文明的契机。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将从举办奥运会中学到的好东西坚持下去。

2007年8月6日，在2008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最新进展的新闻发布会。

而6年前的2001年8月17日，我国的官方英文报纸ChinaDaily（《中国日报》）刊发了一条有关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消息。当时身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罗格表示，奥运会是一项体育盛会，国际奥委会不会因为北京夺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就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加快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

罗格说：“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体育机构，不是一个政治机构。它没有责任去要求一个国家加快政治变革。”罗格还指出，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是众望所归，“北京还有7年的时间来准备奥运会。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反对北京办奥运会的人是否还那么反对！”《中国日报》的这条消息转引自美联社的报道。

时隔6年后，重温罗格这番表述，依然让人感慨。在8月6日的记者会上，几乎所有外国记者的提问都隐含着政治议题。

北京遭遇“奥运政治”

美国CNN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指出，我们都知道，大成就必然面临大挑战，北京奥运会在筹办过程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你们是怎样回应的？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的回答颇为动情也颇有点无奈：北京奥运会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奥组委非常欢迎各国的媒体能够客观、公正、全面地来报道我们的奥运筹备工作，更欢迎我们的媒体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不足、问题提出批评。但是，我们不赞同把奥林匹克政治化的做法，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的精神，也不符合奥林匹克宪章关于“体育竞技不得有任何歧视”的原则。我们会按照国际的一些惯例，按照奥林匹克的规则，欢迎各国的媒体采访报道北京的奥运会。我们有足够的沟通管道，大家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用各种方式向我们反映。

体育精神本应超越政治边界，但在圣火入台一事上，却是“奥运圣火不敌政治之火”。台北的中华奥委会早先以“有被矮化之嫌”拒绝了组委会颁布的奥运圣火路线。台北当局甚至指责大陆一直用“政治”矮化台湾，包括名称、用语以及圣火路线。而大陆方面则只能一再重申：“火炬赴台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路线，是由北京奥组委和中华台北奥委会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则，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下来的，方案是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我们仍然希望中华台北奥委会和台湾有关方面能够排除政治或者人为因素的干扰，回到我们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和书面确认的传递路线上来，能够促成火炬赴台，使得台湾同胞能够共享奥运的激情和欢乐。”

从申奥成功那一天起，北京奥运就陆续遭遇部分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施压与抵制，一些国际问题被某些西方势力视为政治筹码与北京奥运挂起钩来。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6月5日通过了所谓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涉华决议案。决议案声称，中国的行为应该“符合奥运标准，采取行动在达尔富尔、苏丹乃至全世界维护人类尊严”。

7月5日，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在北京表示，把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挂钩是毫无根据的，是无稽之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日前在记者会上曾指出，有人拿奥运会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对此坚决反对。

奥运政治化的四个层次

近100年的现代奥运会发展史上，政治因素从未停止过对体育的干扰，战争的阴云曾三次中断现代奥运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1916年柏林奥运会被迫取消，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因受纳粹的控制而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一场悲剧。此后，1940年和1944年的两届奥运会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取消。

1958年，我国因不满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推行“两个中国”而与之断绝关系。1960至70年代，奥运会也多次因政治原因被多个国家抵制。由于苏军在1979年圣诞节前夕出兵入侵阿富汗，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被大规模抵制，当时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公开抵制或拒绝参加的占2／5,参赛的代表团仅80个。4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前苏联为报复美国，以安全问题为由抵制，其他抵制和因故未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19个。

国际奥委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各种政治干扰采取了有效的对策，如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757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要各会员国禁止南运动员进入他国领土参加国际比赛；而国际奥委会并没有简单服从，经过一系列策略外交后使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比赛。1993年，国际奥委会向联合国递交了由18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联合签署的奥林匹克休战议案，随后在第48次联大上获得121个国家的一致同意，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各一周以及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协议。

英国布莱顿大学苏格登(JohnSugden)教授和美国康乃狄克大学严纳奇斯（AndrewYiannakis）教授曾着书指出，体育运动中的政治化分为四个层次：一国急待通过运动成就建立国家声望；主办国希望主办运动会作为工具以展示其文化及政治的意识形态；以运动竞技为工具来表现对某些国家是否承认；以运动会为工具，强制一个国家改变其政治或军事行动。

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社会的变化，使西方社会普遍把北京举办2008奥运会，看作促使中国社会运作方式由封闭转型透明、开放的一个契机。他们期待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通过举办奥运会后真正与国际接轨，成为开放、透明的现代国家。

而我们也从日本、韩国举办奥运的历史经验看到，奥运会对其经济崛起功不可没。日、韩也通过举办奥运会真正融入了世界大舞台。北京2008奥运会正是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举办的，与日、韩当年处于类似阶段。有媒体指出北京奥运会将扮演三个重要角色：“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大国崛起的润滑剂；大企业国际化的催化剂”。显然，我们把举办奥运当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将奥运会的举办，视为中国难得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的机会。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声音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大规模抵制奥运会的政治动因已大大削弱，但企图左右国际奥委会对其事务独立进行决策的政治势力还存在。各种政治性抵制未必成气候，相反，更多的挑战来自身边。诚如北京市某主管部门官员所担忧的，在2008年北京奥运闭幕前，发生在北京及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国际舆论极度放大。这就是奥运会给奥运举办国带来的“焦点效应”。

笔者用Google搜索做了一个小小的即时统计。结果显示，搜索包含“北京奥运”字句的所有中文网页约有341万项，而其中简体中文网页中，约有311万项；搜索包含“北京奥运”字句的所有网页约有524万项，而中国的网页约有389万项；搜索包含“BeijingOlympicGames”的英文网页约有30.9万项。这表明，相关的网络信息主要通过我国大陆的中文媒体进行传播，国外的英文媒体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文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量要少得多。但相对数量少得多的海外报道却颇有声势。在奥运传播的问题上，同一个世界，呈现的却永远不可能是同一个声音。

据笔者观察，今年元月1日，三个有关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的境内采访新规定生效，宣告我国长期以来的新闻采访“内外有别”制度的中止；北京奥组委还形成了每周新闻发布的例会制度；这些变化充分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公共信息在逐步走向透明，社会民主化程度在提高。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日前也充分肯定了北京奥组委所做出的出色成绩，他表示，中国已因奥运而进步，这在教育、媒体、服务和环保方面尤其显着。

这些制度的建立，似乎并没有阻止小道消息的流传。真实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媒体上的国家形象不一致的矛盾依然突出，期望通过组织境外媒体采访活动输出的形象和实际产生的形象也有落差。一些西方记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报道长期以来形成的焦点，往往与有关方面的设想打不到同一个靶心，有时还造成西方记者的抗议。

从去年12月11日在北京动物园门前发生的禁狗游行风波，到今年重庆钉子户事件、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厦门PX游行事件、北京纸馅假包子风波等，毫无例外地都成为了国际媒体大肆报道的对象。这些报道往往和他们所指责的所谓中国的体制性弊病联想在一起，采访中甚至出现违背中国法律的行为。这也对政府的应对方式提出了挑战。有关方面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设置政治议程，如何设计一套新的政治话语，以避免步步被动，步步挨打。

知名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担忧地指出，他观察到有部分人对于办奥运的心态还停留在搞运动的模式，不是借奥运东风改善社会治理，提高人文关怀素养，却有着一种急功近利的躁动——好像当下的一切手段就是围着奥运转，奥运过后一切再说。这也是一种将奥运简单粗暴政治化的操作。这样的心态和做法不光对国家形象的提升于事无补，相反会对社会以及民心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心态也不符合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的深远关切。体制弊端被放大，奥运政治比照下官员的权力也小多了。这是中国社会风险所在，也是走向更高程度文明的契机。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将从举办奥运会中学到的好东西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