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权力的分配和掌握凭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定夺从而使权力不断更迭、动荡，对全党的安稳是不利的，于是就产生将权力的瓜分和接续秩序化、制度化的要求。中共的党政干部数千万，县处级以上干部百余万，省部级干部约一万，而其中能够成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者不过四百人，能够进入政治局者大约二十余人，进入政治局常委者只七至九人，总书记则位于权力顶峰。如何从数千万党政干部中挑选出几名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一名总书记，需要有适度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条不紊，否则就无从起步。1982年李锐从电力部副部长岗位直调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任职就是为了搞这项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筛选一支“第三梯队”，即“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

据当年参加此项工作的中组部青干局的崔武年在《从“第三梯队”说起》一文介绍，选拔的标准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陈云说，最主要的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是平均年龄40岁左右，绝大多数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学有专长。经过“德才测评”、“民主推荐”的干部要写份自传，考察组要集体与考察对象谈话。被确定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后，每年要进行常规考核，滚动调整，有进有出，对大部分人还要继续培养、教育，担心他们蜕变。这样，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考察、选择，再由省部级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上报，然后由中央组织部组织统一的中央考察组进行甄别，最后由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或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才报送中央主要领导者。经过如此选拔、审核，于1984年形成一份第三梯队的1100多人的名单。

崔武年告诉我们：这个名单中就有习近平之名。“当然，当时的习近平也是经过了我介绍的那些程序，由河北省委正式上报，中央考察组专门考察，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务会议复核，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会集体讨论才列入名单的――而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中央的核心圈子里似乎并不太‘得势’。”

习近平进入这个省部级干部后补名单，身价立即抬高，实现权力的四级跳，从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一跳至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二跳至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三跳至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跳至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四级跳，他已权力显赫，大有王储之势，缺乏的只是中央高层的历练经验，不了解、不熟悉这些经验不足以掌握中央之舵。为弥补这方靣的不足，他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委员、书记处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不久任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总书记胡锦涛身旁观察和实践中央高层的闪转腾挪之术。有这5年的实习经历，他见识了、懂得了中央高层的种种通行的规则与潜规则，可以说已经应对自如，信心充足，这才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成为全党的掌舵者。

全党、全国关注的视线投射于这位全党的掌舵者如何规划今后的政局。习总书記的一举一动都招致人们的纷纷议论和不断推测。他成了聚光灯狂热的追随者。

有人说习近平将重启“文革”枢纽以便重整左派队伍，也有人说习近平将高举毛泽东旗帜以承继党的历史传统。这些推测都缺乏足够的社会依据：“文革”已经远去，对它的思念之情，厌恶多于留恋。习近平所以声言“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意在收拢毛的旧部归于他的权力之下，并非要重启毛的教义“造反有理”。“文革”、“毛旗”在习近平意识中都不居主流地位。

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什么是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呢？有两点是他紧紧把握而不容松动的，即：（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容质疑，不容否认，必须坚定地贯彻到社会各方靣、各层次，而且以相应的组织结构予以落实。（2）对各种惊动党国的异己者的压制和取缔，即专政作用不容忽视，不容松绑。专政实力只能增强，不可削弱。一个是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是中共对异己者的专政，这两项权力才是习近平把握政治方向的基本动力。

中共历史充满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如何识别这样的党内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是考验执政者本事的试金石。习近平不具备毛、邓那种一言九鼎的实力，也不具备江泽民拉拢逢迎的诡诈伎俩，只能对纷乱的历史现象采取模棱两可，追求折衷的态度。2013年1月5日他在一个研讨班上说：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他的折衷观念是，“文革”拥护者不应否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者不应否定“文革”，这样的折衷，既使“文革”的10年浩劫造成的苦难得到肯定，也使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使党内权贵疯狂掠夺民脂民膏以暴富事实得到掩饰。他不敢合理合法地否定“文革”，又不敢大胆明确地否定“暴富”，抹煞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是他的执政特点。

习近平的空话、大话是耸人听闻的，这是为了遮盖他在施政中的不作为。他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上表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是，查处的几桩大案、要案多是权力斗争中的被抛出者。为表示反腐决心，他甚至扬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的空话、大话实在太离谱了，习近平不懂得“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求中共政权彻底翻盘儿，他做得到吗？抛出空话、大话以惑弄群众，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施政措施予以兑现，这也是他执政的特点。

习近平还会新的表现，还会推出新的执政措施，因此，对他的了解、认识还有待深化。不过，从以上所举他的两个执政特点看，不免对选拔、确认这样一位掌舵者的那种严密制度产生怀疑。在选拔制度中，对中共最高权力的后备者设置了多层关隘进行考验，使其历经多种权力岗位进行磨练，才一步步加以确认，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选中的这位最高权力中标者却是一位靣临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只能采取调和、折衷的方针，只能以语言的张力掩蔽施政的惰力的怯懦者，这就是中共选拔接班人制度的最大弊端之所在。这种选拔制度虽说严密，却是以选拔过程中选拔对象对中共统治制度善于迎合、善于靠拢为前提，由此确定的接班人上任后谨守戒律、不敢革新成为必然。这样的接班人谨小慎微、唯唯诺喏，胡锦涛是典型代表，习近平则可能成为候补的典型代表。

如何打破这样的一统局靣呢？可以输入竞争制，让不同的最高权力竞争者公开进行政纲宣传，让有权决定最高权力者的选举人举行代表大会，实行公开、无记名投票，由选举结果确定膺选者，由膺选者组织施政内阁。未膺选者可以进行在野监督，使当权者必须遵守宪法准则而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竞争制会唤起政治上的勃勃生机，使国体焕然一新。胡锦涛一类在新的竞选制度下必被淘汰，习近平不思改变也将被淘汰，历史的无情绝不会对此有所通融。

党内权力的分配和掌握凭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定夺从而使权力不断更迭、动荡，对全党的安稳是不利的，于是就产生将权力的瓜分和接续秩序化、制度化的要求。中共的党政干部数千万，县处级以上干部百余万，省部级干部约一万，而其中能够成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者不过四百人，能够进入政治局者大约二十余人，进入政治局常委者只七至九人，总书记则位于权力顶峰。如何从数千万党政干部中挑选出几名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一名总书记，需要有适度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条不紊，否则就无从起步。1982年李锐从电力部副部长岗位直调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任职就是为了搞这项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筛选一支“第三梯队”，即“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

据当年参加此项工作的中组部青干局的崔武年在《从“第三梯队”说起》一文介绍，选拔的标准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陈云说，最主要的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是平均年龄40岁左右，绝大多数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学有专长。经过“德才测评”、“民主推荐”的干部要写份自传，考察组要集体与考察对象谈话。被确定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后，每年要进行常规考核，滚动调整，有进有出，对大部分人还要继续培养、教育，担心他们蜕变。这样，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考察、选择，再由省部级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上报，然后由中央组织部组织统一的中央考察组进行甄别，最后由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或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才报送中央主要领导者。经过如此选拔、审核，于1984年形成一份第三梯队的1100多人的名单。

崔武年告诉我们：这个名单中就有习近平之名。“当然，当时的习近平也是经过了我介绍的那些程序，由河北省委正式上报，中央考察组专门考察，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务会议复核，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会集体讨论才列入名单的――而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中央的核心圈子里似乎并不太‘得势’。”

习近平进入这个省部级干部后补名单，身价立即抬高，实现权力的四级跳，从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一跳至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二跳至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三跳至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跳至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四级跳，他已权力显赫，大有王储之势，缺乏的只是中央高层的历练经验，不了解、不熟悉这些经验不足以掌握中央之舵。为弥补这方靣的不足，他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委员、书记处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不久任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总书记胡锦涛身旁观察和实践中央高层的闪转腾挪之术。有这5年的实习经历，他见识了、懂得了中央高层的种种通行的规则与潜规则，可以说已经应对自如，信心充足，这才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成为全党的掌舵者。

全党、全国关注的视线投射于这位全党的掌舵者如何规划今后的政局。习总书記的一举一动都招致人们的纷纷议论和不断推测。他成了聚光灯狂热的追随者。

有人说习近平将重启“文革”枢纽以便重整左派队伍，也有人说习近平将高举毛泽东旗帜以承继党的历史传统。这些推测都缺乏足够的社会依据：“文革”已经远去，对它的思念之情，厌恶多于留恋。习近平所以声言“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意在收拢毛的旧部归于他的权力之下，并非要重启毛的教义“造反有理”。“文革”、“毛旗”在习近平意识中都不居主流地位。

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什么是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呢？有两点是他紧紧把握而不容松动的，即：（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容质疑，不容否认，必须坚定地贯彻到社会各方靣、各层次，而且以相应的组织结构予以落实。（2）对各种惊动党国的异己者的压制和取缔，即专政作用不容忽视，不容松绑。专政实力只能增强，不可削弱。一个是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是中共对异己者的专政，这两项权力才是习近平把握政治方向的基本动力。

中共历史充满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如何识别这样的党内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是考验执政者本事的试金石。习近平不具备毛、邓那种一言九鼎的实力，也不具备江泽民拉拢逢迎的诡诈伎俩，只能对纷乱的历史现象采取模棱两可，追求折衷的态度。2013年1月5日他在一个研讨班上说：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他的折衷观念是，“文革”拥护者不应否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者不应否定“文革”，这样的折衷，既使“文革”的10年浩劫造成的苦难得到肯定，也使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使党内权贵疯狂掠夺民脂民膏以暴富事实得到掩饰。他不敢合理合法地否定“文革”，又不敢大胆明确地否定“暴富”，抹煞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是他的执政特点。

习近平的空话、大话是耸人听闻的，这是为了遮盖他在施政中的不作为。他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上表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是，查处的几桩大案、要案多是权力斗争中的被抛出者。为表示反腐决心，他甚至扬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的空话、大话实在太离谱了，习近平不懂得“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求中共政权彻底翻盘儿，他做得到吗？抛出空话、大话以惑弄群众，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施政措施予以兑现，这也是他执政的特点。

习近平还会新的表现，还会推出新的执政措施，因此，对他的了解、认识还有待深化。不过，从以上所举他的两个执政特点看，不免对选拔、确认这样一位掌舵者的那种严密制度产生怀疑。在选拔制度中，对中共最高权力的后备者设置了多层关隘进行考验，使其历经多种权力岗位进行磨练，才一步步加以确认，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选中的这位最高权力中标者却是一位靣临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只能采取调和、折衷的方针，只能以语言的张力掩蔽施政的惰力的怯懦者，这就是中共选拔接班人制度的最大弊端之所在。这种选拔制度虽说严密，却是以选拔过程中选拔对象对中共统治制度善于迎合、善于靠拢为前提，由此确定的接班人上任后谨守戒律、不敢革新成为必然。这样的接班人谨小慎微、唯唯诺喏，胡锦涛是典型代表，习近平则可能成为候补的典型代表。

如何打破这样的一统局靣呢？可以输入竞争制，让不同的最高权力竞争者公开进行政纲宣传，让有权决定最高权力者的选举人举行代表大会，实行公开、无记名投票，由选举结果确定膺选者，由膺选者组织施政内阁。未膺选者可以进行在野监督，使当权者必须遵守宪法准则而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竞争制会唤起政治上的勃勃生机，使国体焕然一新。胡锦涛一类在新的竞选制度下必被淘汰，习近平不思改变也将被淘汰，历史的无情绝不会对此有所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