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24 15:03:00 |
□本报记者 程绮瑾 发自北京 1月19日下午，北京，“致敬2007”南方周末年度盛典如期举办。“创造力”成为与会者的核心词，陈丹青认为，“(当下艺术界是)空前繁荣的荒凉” 《南方周末》“年度特刊”中对中国当年各领域的优异表现致敬已有八年，今年是第一次将敬意从纸面搬到了台面上。 台上台下，满目名流。盛典主持人梁文道和曾子墨，自始至终态度谦恭，忙着把所有的褒义词献给所有的登台者——后者并非都是熟面孔，但个个来历不凡。一位穿着灰夹克的老者登上台来，仿佛隔壁爷爷散步归家，梁文道赶紧抢上一步，略微俯身道：“沈老。”原来这位是中国知识界鼎鼎大名的沈昌文先生。值得致敬的沈昌文，是专程前来向年度优秀传媒致敬的。 代表嘉宾向戏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致敬的也是两位老者，当主持人报上他们的名字——著名法学家江平、著名律师张思之之后，满场肃然。向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致敬的两位嘉宾，则是著名作家章诒和、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张思之与江平、章诒和、贺卫方等四先生，都是从张思之先生生日会以及《耄耋律师仍少年——思之先生八十华诞暨执业五十周年庆贺文集》(编者孙国栋、赵国群)发行式现场赶过来的。因为碰上北京塞车，原拟请他们作致敬嘉宾的致敬项目已经过了。于是临时请他们做戏剧和电影的致敬嘉宾。 除“文化原创榜”之外，本场盛典还包括“传媒致敬”、“创富榜”、“世界500强企业在华贡献排行榜”、“奥运社会价值榜”等几个单元，囊括了2007年中国的方方面面。 值得致敬的人很多——向创造和谐的人致敬，向创造精神的人致敬，向创造透明的人致敬，向创造财富的人致敬……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南方周末和嘉宾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的创造力是否与盛世之名匹配。这是对时代本质、时代精神的拷问。 讨论比选择更重要 致敬盛典上，白岩松代表“年度电视”专家组向电视剧《士兵突击》致以敬意之后，话锋一转：“我个人更愿意推荐自然纪录片《森林之歌》。在一个追求结果的时代，它在追求过程；在一个快餐的时代，它在制作慢餐。”无奈其他6位推荐专家都选择了《士兵突击》，白岩松选择了在典礼上“抢话筒”，台上台下都是会心笑意。 “文化原创榜”作为年度致敬的文化部分，其宗旨为：“向那些在各自领域最负社会责任感、最具创造力的文化产品致敬”；具体分为电影、电视、图书、音乐、艺术、戏剧六个致敬类别。每个类别都邀请相关领域的观察者、评论者广泛推荐候选对象，根据得票选出5个候选对象，然后请5位推荐专家选出一个年度致敬对象。 除了“年度电视”之外，其他几项也同样存在困难的抉择。“年度图书”的推荐专家在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与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之间犯难。“年度音乐”的致敬对象在萨顶顶的《万物生》和周云蓬的《中国孩子》之间争议。前者“将电子时尚与传统神秘主义熔为一炉”，后者“让人重新考虑音乐介入社会现实的问题”，最终《万物生》获得致敬。 “年度戏剧”的推荐专家‘之一荣念曾无疑是《中国孩子》的拥趸。盛典现场播放了周云蓬浅吟轻唱的一小段：“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荣念曾深为感动，视之为全场最大亮点。 来自香港的荣念曾是引领香港前卫文化的“进念·二十面体”的创办者，满头白发却童心未泯，画漫画、做戏剧，创意不断。他将文化视作平衡政治与经济的第三种力量。通过文化来对政治、经济进行“评议”是他反复强调的。在“年度戏剧”致敬中，他认为孟京辉导演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和林奕华导演的《包法利夫人们》在颠覆传统、批判现实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继续讨论其中的价值，比选择更重要。“年度艺术”的推荐专家之一陈丹青也强调：“当代艺术类别丰富，5个候选作品类型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可比性。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最后获选，而是有人在向有社会责任感、有创造力的文化致敬。” 真正好的还是太少 担任“年度音乐”致敬嘉宾的郝舫，借用民谣音乐人万晓利的一张专辑的名称总结2007年的乐坛：“这一切没有想像的那么糟。”入围的五张专辑，各代表了民谣、摇滚、电声噪音、原生态民歌、世界音乐的不同风格。当外界一直唱衰中国流行音乐时，这些另类选择的音乐却呈现出多元的发展。 但是像郝舫这样乐观的推荐人并不多。“年度电影”推荐专家‘之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说：“如果真按照创造力、社会责任感为标准，几乎没有可以入围的电影。最终《太阳照常升起》获选，也不是说它有多新，而是‘久违’。久违了这种还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他所认识、他所想像的世界的电影。其实他用的方式，他解释的事并不新鲜。另外，也因为《太阳照常升起》至少引起人们关于电影本身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我能记得的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作为现任电影审查委员会成员之一，郑洞天几乎看遍了2007年中国生产的全部四百多部影片，“真正能挑出来的比例确实很可怜”。“对于电影来说，除了创造力之外的现象有很多：票房攀升，得奖也不少。新现象也会出现，电影局现在的方针其实是若干年来最宽的，所以能出现像《太阳照常升起》、《立春》这样的作品。但是整个行业下滑的趋势还没有终止。”“年度电视”推荐专家‘之一、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也说：“中国电视近年来最缺的就是创造性。” “年度音乐”推荐专家之一的李皖在评价最终获选的《万物生》专辑时，也有所保留地说：“它并没有太多创造，精神感召上也有虚张声势、故弄玄虚之嫌。但是，在全球化的娱乐场景中，它对民族元素的发掘和张扬，对娱乐标准的擢升，对流行音乐厚度和深度的要求，值得推崇。” “有很多东西，可是背后真正的好东西太少。”陈丹青称之为：“空前繁荣的荒凉。”而在荣念曾看来，这种现象尚不能称为“繁荣”：“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有很多爆发，但又没有明显的批判爆发。当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钱的关系时，思想方面的批判并没有及时跟上来。”“文化需要的是独立思考，需要去评议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果失去这个职责，就成了娱乐，就只是‘无伤大雅’。而文化界真正要做的应该是不断把旧的‘大雅’拿出来评议，创造新的‘大雅’。” 朱学勤也认为：“中国这百年来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反映这段时间过程的精神作品却不能与之相称。我们走过的悲喜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法国的精神大家、优秀作品是以几何倍数增加，我们只是算术增长。如果说‘文革’是我们创造力的谷底的话，现在是走出谷底的漫长过程，有零星小突破，但是大的高峰还没有隆起。” 创造力哪儿去了？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最终选择将“年度艺术”致敬给予将1001个随意组合的中国人带去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童话》时，陈丹青端着烟斗说：“当我们面对西方，从来是被动语态：期待被邀请、被考虑、被选中。《童话》重要的不是他带了一千人，也不是‘童话’，而是此行意态的当然与坦然。什么是真的文化交流？这才是文化交流；什么是内心的自由？这就是内心的自由。”可惜艾未未这样的自由与“当然”心态，在陈丹青看来，纯属个案。 在电影领域，郑洞天认为贾樟柯最近得奖的作品，延续的仍是10年前《小武》的风格、视角。“他还能不断得奖，只不过世界永远需要这样的片子而已。这不像伊朗的电影，一开始可能是因为他们为世界电影注入一股清流，但是后来他们能不断出现新东西，今年出了像《我在伊朗长大》这样的片子，他们成为了世界电影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戏剧领域，荣念曾记忆所及，他最喜欢的孟京辉的作品仍是1997年的《思凡·十日谈》。他非常推崇的另一位内地导演是林兆华，“林兆华曾告诉我，他现在只可以做翻译剧，因为能通过。但是我这几年观察他，发现他也慢慢把自己框在框框里。《刺客》的场面有力量，但与社会发展离开得有些远。如果离得近，来看的观众肯定有很多年轻人。结果《刺客》来的大都是年纪大的人，很多是林兆华多年的粉丝，来看一下林兆华出了什么新作品。” 比这一代文化人出现中年危机更让观察者们担忧的是，年轻人并没有及时地补充上来。两年前，当李安宣布他要将张爱玲的《色，戒》改编成电影时，在电影学院任教的郑洞天就告诉他的学生们：“你们学习的大好机会来了。《色，戒》是张爱玲最短的一篇小说，你们可以读完，自己去构思，再去跟李安做出来的东西做比较。”如今，关于《色，戒》的评论如火如荼，但是他的学生没有一个人给他交过这份“原创”作业。 另一个让他担忧的现象是，当他在大学里组织演讲或会议，学生发言时很少有颠覆性的、整体性的，很少对观念、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更多是一种锦上添花地去解读、阐释：“很多学生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好，但是他们在一个不提倡思考的教育环境下长大，虽然搞了艺术，但是很多——不是全部，是不想承担历史责任的人。” 市场化不足，在陈丹青看来，是另一个制约年轻人创造力发挥的原因。“现在都说艺术家在赚钱之后的心态会浮躁，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哪里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哪里也都还是有人能从市场里脱颖而出。如果充分市场化之后，一个人或一些人浮躁了之后，还有其他新人冒出来，补上去。我们的问题是二十几年只谈几个作者、画家，一批人出来后一直在一个位子上，底下没人上来，这才是不健康的。” 面向真实去对话 “您现在说话会受限制吗？”致敬盛典结束后，当陈丹青在休息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两个刚20岁的大学男生在他对面席地而坐，倾听之余不禁发问。陈丹青笑道：“不会。现在的进步在于有了体制外空间。” 来自香港的荣念曾提供了他的思考：“我认为‘一国两制’拓展了一个空间。内地和香港的互动、互相评议会产生好的影响。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空间，可以提供给内地艺术家大胆地创作。另外，大陆政府要争取台湾，提供机会让两岸三地文化上有所互动，这又拓展了另一个空间。”在香港，他一直呼吁特区政府减少对本地文化团体的保护，在批拨文化基金时，能对内地文化人一视同仁，让林兆华、孟京辉都可以去香港创办剧团。 在香港，荣念曾创办的“进念·二十面体”一直保持对现实高度关注。2004年，当香港特区政府提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规划案时，“进念”排演了话剧《东宫西宫——西九龙皇帝》，以调笑嘲讽的方式批评了这项提案和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首演11场，上座率达到99.5％。演出最后一场，曾荫权自己掏钱买票看完了整出剧，不久，他向公众解释了政府对西九龙的立场。 “我在香港做艺术，就是要想办法让政府不能忽略我们的存在，让他们看到我们有多聪明，多有创造性。曾荫权会来看我们的演出，一方面因为他做公共关系的需要，要表现出他的姿态，而他来了，就要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回应。好的对话应该是双方都参与的，要不断给对方出题目，让对方做出回应，最后提升的是我们的公共空间。”荣念曾说。 现在，荣念曾在内地也看到了提升公共空间的需求。官员年轻化、视野更宽、调动经常，都是他看到的好现象。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NGO研究所”，后来又展开非营利立法实证研究，更被荣念曾视为一个信号：“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已经发展到需要另一种非政府非赢利的体制出现，政府也开始明白创意与管制有关，开始考虑如何放手。” 身处内地，陈丹青、郑洞天等对这一过程的判断是“渐进”。“其实我也挺同情体制内的人，如果真的解散作协、美协，他们一家妻儿老小怎么办？我们现在是背着沉重的包袱，很难办。”2005年辞去教职的陈丹青退到体制之外，批评当下的教育“太绝对、太森严、太没商量、太无情”。而在此次致敬盛典休息的间隙，仍在大学任教的李零告诉他：2007年教育部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教学评估，高校纷纷应评估而做起了表面文章。 当下，内地的文化人能做什么呢？陈丹青、朱学勤不约而同的回答是：“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让自己说出的每一句都是真话。” “李零的《丧家狗》面向的是复古主义潮流，给孔子涂彩的潮流，他能逆向而动，有去圣的精神，还孔子以平常人的精神面貌。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面向的是社会的失语。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目前关于那场灾难的作品之稀少，是非常可耻的。只有杨显惠一直锲而不舍地追逐那个事实真相。两个作品的共性都是面向真实、还原真实。”朱学勤在评价两部作品时说，“能面向真实，已经是最大的创造。”
出席本次盛典的嘉宾包括：新闻界前辈杜导正，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顾勇华，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局长阚柯，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武和平，公安部宣教局副局长杨斌，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王旭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著名艺术家徐冰，著名作家李锐，著名传播学专家展江，著名导演顾长卫、吴文光等三百余人。图为“年度电视”推荐专家苗棣和白岩松向《士兵突击》的总制片人张谦致敬。 罗曦／图
盛典上，歌手萨顶顶献唱获得致敬的歌曲《万物生》 罗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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