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Richard Madsen
张耀杰译
本文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教授Richard Madsen，于2006年10月20、21日在史丹佛（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举办的“大中国的民主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承蒙俞振华（ERIC CHEN-HUA YU）博士帮助联络，由作者授权张耀杰翻译发表。翻译过程中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删节处理。翻译完成后曾交给中国大陆的多家学术刊物及官方内参，均以过于敏感为由拒绝刊登。翻译者认为，像这样的学术文本，对于当下中国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具有建设性的借鉴意义的。
一、公民社会的缩小危险和放大利益
多数西方人讨论公民社会时，都把他当作完全正面的社会力量和稳定民主的基础。然而，西方经典的社会理论，并不需要考虑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现代市场经济伴随的迁移机会，使得自愿联合的公民社会成为可能。公民社会的提升，是现代社会的生活事实，这种生活事实面临着政治和道德的挑战：为了社会创造力、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应该如何组织国家、经济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呢？
对于公民社会自我规范的能力，经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政治理论是很乐观的。自由联合的无限机会，会导致多重身份的成员自愿联合。组织良好的团体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并且迫使统治者可被量化，从而使公民能够表达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另外，自愿的联合可以排除对于国家强权的过分需求，从而使公民能够自我规范并且自我供给大部分的需求。与此同时，重叠的、不断变换成员身份的志愿团体，可以通过强化社会交流防止社会的两极化，从而造就一个自然平和的社会。
比较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专注于公民社会造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的可能性：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团体会变得更大，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并且运用他们的财富去统治穷人，这样就会导致剧烈的阶级斗争，进而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行为压制公民社会。
根据托科莱尔（Tocqueville）的例证，公民共和的传统肯定了公民社会的正面潜力，同时也告诫人们，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里才能够实现公民社会。健康的公民团体，必须建立在具备道德自律和关心公共产品的文化与心理习惯之上。假如一个社会面临外来的生存威胁或者被工业权贵所控制，这些价值将很难保持。
在错误的文化和政治环境里出现的公民社会问题，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传统提供了解决方案。假如一个社会沿着民族、种族、宗教或文化的界线深刻分裂，自愿联合将沿着这些界线形成两极分化，并且导致只能被主张总体利益的强权国家所征服的无政府状态。假如一个社会面临严重（真实的或想象的）的外来威胁，强权国家会通过限制集会自由、摧毁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团体、服从为总体利益服务的那些人来使自己合法化。
举例来说，尽管美国政府至少在理念上信奉经典自由主义关于公民社会的正面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公民社会是被区分非营利组织的权利与责任的无数法规所规范的，而且政府通过提供担保、低息贷款之类的方式，资助有社会作用和政治兴趣的组织。与此同时，政府经常以国家安全（无论是冷战还是反恐战争）的名义，贴着总体利益的标签，长期监视并严格限制威胁其利益的团体。其结果是不安、抵触和常常混合着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政治的自相矛盾。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样可以看到政府在如何处理不可阻挡的公民社会方面的举棋不定，以及源于几种政治传统的混合政策的不安与矛盾。
二、台湾与中国的公民社会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和台湾一直在脱离僵硬的威权统治发展多样化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在这两个地区，公民社会的成长也相当生动地展现了危险与欠缺：公民社会滋生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激化了文化分歧，并且开始释放种族和地区性的冲突。残酷的威权统治的政治遗产，还制造了烈火般强烈的怨恨。所有这些助长了社会混乱的恐惧，并且使经典自由主义关于公民社会的潜在利益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戏剧化。与此同时，宣称危险世界威胁国家安全的可信性，导致一些人关于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限制公民社会以保持稳定并且保护人民的争论。
台湾与中国遵循不同的战略在实现公民社会的正面潜力的同时限制其风险和欠缺。这种战略可以被理解为混合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公民共和及集体主义传统的多种因素。在台湾，还有经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因素。无论如何，这种混合是带有亚洲文化的价值色彩的。
（1）中国
在中国，自从1979年进入改革年代以来，稳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增加了公民自由联合的机会。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联合体，涉及商业、教育、宗教、慈善、休闲娱乐、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政府没有能力满足社会服务的需要，导致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对于外国的发展性援助的持续需求，也为国际NGO开放了空间。
这些公民社会的激增引起了真正的危险，这些危险虽然不直接触及政治制度，却影响了社会稳定。一些商业组织帮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并且欺骗穷人。政治压制的遗产使一些宗教组织形成宗派，他们对于政府和宗教对手采取敌对态度。一些团体成为种族身份复活的潜在的或真实的表达渠道，无论他是少数民族、穆斯林还是西藏人。愤世嫉俗的文化无孔不入，其本身就是几十年的政治压制和国家伤害的遗产，除了狭隘的利益追求之外，很难把这些团体看作是一种公共载体。缺乏经过管理培训的成员，使得很多团体由于管理不善而易受伤害。国际NGO有时也隐藏议程，追求威胁中国社会秩序的文化虚无和权力傲慢。
中国政府的反应已经基本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而带有中国文化的特征，最主要的是基于东亚的价值传统。其态度是把公民社会当作通过政治控制来加以解决的危险因素。在毛泽东时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政府压制所有形式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然后企图通过提供健康、福利来填补空隙，甚至于通过国家机构及其控制的“群众组织”来取消宗教服务。在现在的改革年代，全面压制民间团体已经失去意义，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试图采用老办法来控制这些团体。所有的社会组织必须通过适当的政府机构或“群众组织”去注册，这种注册方式使他们屈服于官方的监视与控制。接受这种安排的NGO经常被叫做GONGO，也就政府的NGO。不注册的团体要遭受警察的压制，假如他们保持低利润或者利用公安机关的愚蠢腐败，有时也能够规避这种压制。
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倡议制订一个法规赋予社会组织固定的制度化的自由空间，从而保障他们不受政府的武断干扰。这个法规的实现还需要一些时间。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带着前所未有的传统色彩来推动这项法规。统治者不允许制订使自己必须遵守的保障权利的法规，而是采用使公民单方面服从控制的规则，以及可以根据统治者的需要随时改变的规则。
虽然仍然以弱化的形式使用一些列宁主义的方法，中国政府几乎不能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为其控制公民社会的企图提供辩护。毕竟它所主持的是工业化世界里最快速的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发展。于是，快速增加的集体主义者拥有了正当性：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协调各种社会团体为公共利益工作，并且防止他们被外来的敌对势力所渗透，一个强权国家是必须的。国家尊严和爱国主义的呼吁生成了一些与公民共和传统相关联的道德评价。这里又涉及到令许多人偏爱的另一种东亚文化的境界：以和谐社会的名义尊重权威并压制自私。
（2）台湾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对于公民社会的追求，基本上采用的是列宁主义的战略目标。独立的社会组织是不被允许的。与中国大陆一样，所有的团体被限定在政府与民间的传送带体系之内，并且要服从于不间断的监视与控制。为了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区别，国民党政府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为这些措施提供辩护，它声称这些措施并不是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基于集体主义的道理：由于面临着强大的外来威胁，并且要克服大陆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之间潜在的种族冲突，需要保持国家团结。比起中国大陆，这样的制度为公民社会团体的孵化，保留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迎合美国伙伴，国民党不得不容忍由美国人和欧洲人负责的团体。举例来说，基督教传教士的组织，不仅被允许创办教育机构，而且可以组织青年团体、合作社、妇女联盟，甚至还有劳工联盟。美国军官和商人组织的扶轮会分支机构，军官的妻子们组织的帮助穷人的团体，同样是被允许的。尽管国民党控制着大集团，它并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创造性，于是在市场经济的范畴内为小企业留下了空间，并且为迁移和联合提供了机会，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压制的时候，台湾的公民社会所遭受的压制开始松动。一部分原因是晚年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国民党统治已经弱化，一部分原因是台湾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到了七十年代晚期，经济发展造就了城郊社会的增长，以及主要由独立企业家和受教育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的迁移，造就了社会联合的新机会和个人独立的新精神。与此同时，城郊社会的增长造就了政府难以应付的社会福利需求。最后，对于国际交流的开放也使台湾容忍了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观念。
尽管1979年的高雄事件被镇压，“美丽岛杂志”的社会运动刺激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其他社会组织的形成。1987年，为政治压制提供辩护的戒严法被取消，涌现社会组织的舞台已经被搭建起来。五年时间里涌现了几千个新组织，很多新的组织是社会运动的组织。此前成立的组织也变成更大、更专业化并且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组织。……台湾政府采用弱化的集体主义策略控制这些团体。与中国大陆一样，它要求所有组织通过被称为婆婆机构的政府部门去登记。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台湾政府几乎没有能力对这些团体实行监视与控制。……
涉及选民的一个接一个的权利诉求的激增，在中国大陆官方看来，注定是一种可怕的混乱景象。但是台湾社会并没有陷入混乱，虽然他看起来经常接近于混乱。要理解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不考虑台湾公民社会中的其它因素，也就是在台湾的社会运动组织中提供平衡的中坚力量。……
台湾的很多组织的基础，植根于中产阶级的宗教和种族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宗教组织是充满活力的人间佛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慈济功德会和佛光山国际联合会。
慈济1996年由证严尼师成立于花莲。在与天主教修女关于宗教慈善工作的重要性的对话影响下，证严组织了一个照顾穷人和病人的佛教信女小团体。这个组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长得既稳重又缓慢。1979年，证严决定在遍布贫穷落后的原住民的花莲地区，募捐两千万美元建造一所现代化医院。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她成功地募集了将近三千万美元，并且因此赢得了声誉。1987年，她的组织拥有一个大约500名忠诚志愿者的核心团体。戒严法解除之后，成员开始增多，现在大约有两万核心志愿者（三分之二是女性，三分之一是男性），大约四百万的经常性捐献者。1990年，慈济开始向全世界的台湾人聚居区扩展，并且在每个大洲成立分支机构。慈济用它的钱（每年至少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经常性捐款，总资产数亿元）、它的志愿者的能量，和巨大的联系网络，在台湾及世界各地推行丰富多彩的慈善与教育工作。这些工作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并且通过包括有线电视在内的媒体公开进行。
佛光山国际联合会由高雄附近的佛光山寺院创建人星云大师成立于1992年，其分支遍布世界各地。他的成员宣称该协会是世界第四大服务组织。与其竞争对手慈济一样，它通过各种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事慈善与教育工作。
尽管这些佛教慈善组织在特定的台湾中产阶级中得到普遍承认，并且拥有特定的族群：慈济是专职人员的中上层，佛光是小企业主。慈济是台湾人，佛光是大陆人。事实上它们都是很复杂的。为了壮大自己，每个组织的宗教领袖都在尽可能广泛地吸引公众。虽然他们的公众形象基于固定的现实——在各自的组织里过度表现的人们塑造了这种形象——每个团体都包容了台湾所有的族群和广泛的中产阶级人士。
这些组织展现什么和这些组织是什么之间的空隙，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很重要的。台湾快速发展的经济造就了充满冲突的中产阶级。与此同时，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冲突，形成了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潜在的毁灭性的冲突。公共宗教组织之间的不同，为思考这些社会和政治上的分歧，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框架。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社会的时候，宗教团体会成为激烈的两极分化的代理人，但是在台湾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所描述的这些宗教团体鼓励不同人群之间的妥协，推进潜在的斗争双方的和解。虽然这两个团体以及与他们类似的其他团体，影响着台湾社会的分歧，他们一直在防止这种分歧演变为对抗。这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
大部分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包括道教和基督教，与佛教一样倾向于按照儒学的社会伦理解释他们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把伦理建立在一个儒教主义的国家权威之上。人道义主义的儒学观强调的是共同责任的价值。在表达他们的社会观念时，他们依赖于家庭的隐喻，甚至一个陌生人的社区也被认定为一个大家庭：国家是一个家庭，世界是一个家庭。把超越个人权利的相互依赖的家庭设想为社会主要单元，从而导致共同责任和共同信任的观念。相对于国家来说，这里提到的组织保持着自治状态，他们大多数拒绝参与政党政治，却又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帮助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举例来说，在1999年的地震灾难之后，慈济募集二亿五千万美元重建了50所公共学校。具有这种观念的企业传奇，与美国的忠实于原创力恰恰相反。在美国，私人的宗教组织寻求公共基金去支持私人学校，在台湾，宗教组织寻求私人捐款去建设公共学校。
台湾的慈善性质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不同的阶级和种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且冷却了强权政治的激情。在1999年的地震期间，陈水扁在他第一次就职典礼的地方赞扬了这些组织的工作：“面对自然界的破坏力量，我们看到台湾最美丽的同情心、最坚强的忠诚，最高尚的信任。我们的同人遭受了伤害，但是依靠台湾志愿者的精神，台湾的家庭将会重新站立起来。”是志愿组织甘愿奉献的公民共和观念，重建了台湾充满同情心的新家庭即儒学意义上的新国家。
陈水扁最近的施政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诚实和信任，从而引发相当多的抗议活动。桥梁组织能不能克服社会运动组织的民主抗议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还很难说，但是，公正地说，没有这些桥梁组织，不稳定的压力将会变得更坏。
三、桥梁性质的公民社会
台湾的桥梁性质的社会慈善组织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大陆能够发展出类似的公民社会桥梁组织吗？
它们实际上来源于台湾威权制度的最后阶段，早期发展得到了威权制度的集体主义政策的鼓励。以慈济为例，它1966年成立于远离政府的偏僻闭塞地区，成为著名的组织是在1976年。蒋经国面临城郊高速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服务短缺，指导所有的寺庙从事慈善工作。慈济因为慈善工作做得特别好而得到奖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政府在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建设医院的创意来自证严尼师，但是当她着手募集经费的时候，还没有建设医院的土地。1980年，蒋经国亲自答应帮助寻找土地，花莲县最后捐献了公共土地。慈济虽然是控制公民社会的国家集体主义政策的产品，戒严结束后，它快速成长并且从事了相当独立的原创性活动。它发展迅速是由于1978年之前拥有与政府相对独立的公益产品。它以既安全又令人尊敬的参与方式，应对了台湾的一些社会问题。慈济现在已经游离正统集体主义的控制，但是由于信念和历史的原因，它依然保持与政府合作的精神。它不再像政府与民间的一个传送带，而更像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由于台湾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近几年来慈济和其它桥梁性慈善组织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像中国大陆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教育的NGO，经常依赖外国的经费开展工作，并且常常因此而引起政府的怀疑。台湾的慈善组织是土生土长的，他们不是接受来自海外的金钱，而是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金钱和志愿者，例如2005年援助东南亚海啸中的受害者。
关于台湾的NGO，台湾外交部的介绍中谈到了这些慈善组织的儒学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赖来自西方宗教组织的人道援助，包括捐赠食品、修建孤儿院和医院、帮助防治传染病。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台湾已经有能力帮助别的国家，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紧急派遣救援队和志愿者，为非洲、东南亚、蒙古和南美洲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原料、医药和教育资助。
除了儒学的道德感之外，激励这些慈善组织的还有实际的政治企图。这些组织在国际舞台所展现的慷慨形象，换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明显好感，这是易受攻击的台湾最需要的。吸引国际社会的好感的能力，反过来又增加了台湾民众对于这些组织的支持。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社会运动组织更加依赖于外国组织的理念与物质的支持，譬如环境、劳务和人权组织。这样实际上是为他们扩大在台湾的影响开了一张支票。
台湾政府自2000年以来，成立了一个NGO事务委员会，它不是为了控制NGO，而是为了协调它们的行动，帮助它们发展更加专业的管理模式，促进它们与国际伙伴的全面联络。这种发展激励着这些有助于软化公民社会的激烈诉求的桥梁性慈善福利组织的发展。走出威权政府的台湾因此出现了新的生机，并且开放了公民社会，在许多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开放、活泼和富于争议。
威权政府的遗产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几十年的政府压制产生了广泛的怨恨，一旦解除压制，一系列社会运动的诉求引发了反抗精神。另一方面，逐渐放松的集体主义政策的遗产，使得社会团体在戒严解除之后，成为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中的有效力量与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
同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中国大陆吗？这将依赖于很多的偶然性，譬如转变威权主义的时间，和发生转变时的全球大环境。但是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