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的人类世界，邪恶一天都没有止歇。今后的人类世界，邪恶也不会缺席。一天都不会。

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谈判，自由和奴役之间也没有和平。

像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纽约，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内心。因为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就不可能有胜利。

我真的热爱自由吗？
我敢于面对邪恶吗？
我愿意为了正义付出吗？
我在乎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尊严吗？
当队伍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坚持吗？
——九喻《法西斯都是相似的——纪念九•一一》

二战中瑞典的“中立”究竟有多么“光荣”？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极权主义先后肆虐欧洲，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即便世外桃源般的北欧各国，也被波及其中，深受其害。而北欧列国之中，惟有瑞典自始至终保持了所谓“光荣的中立”，既没有像芬兰那样奋起反抗苏联的侵略，也没有像丹麦、挪威那样沦为纳粹德国的占领国。许多瑞典人为自己的国家成功地避开战火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的感受；但是，如果美化这种“中立”状态，以此而自豪，甚至转而对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浴血奋战的同盟国讽刺打击、吹毛求疵，那便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瑞典的“中立”其实并不那么“光荣”。瑞典的“中立”，与战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相比，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瑞典的“中立”并非不偏不倚的中立，而是明显偏向纳粹德国一边。在纳粹势力占上风的时候，瑞典当局与之互通款曲，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两国秘密上演了诸多肮脏的剧幕。换言之，纳粹德国的强大，瑞典在背后是出过一把大力气的。而到了战争末期，德国战败的命运不可避免，瑞典这才见风使舵，拒绝德国提出的一系列合作的要求，最后宣布与之断交，希望以此在战后获取一点“荣誉”。

二次大战刚刚爆发时，瑞典便匆匆忙忙地宣布“中立”。九月三日，瑞典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国家，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但希特勒根本不理会瑞典的这一厢情愿的中立意向，悍然将整个北欧各国都看作德国的“后花园”。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四月九日，德军实施了“威悉河演习方案”，迅速出兵侵略挪威和丹麦。

此时此刻，瑞典不顾唇亡齿寒的古训，冷酷地通知试图背水一战的挪威说，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弹药。正是由于瑞典的严密封锁，才导致挪威、丹麦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援，因国小力弱、四面楚歌，遂便沦丧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当德军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瑞典立即与之正式缔结一项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和军需物资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此后两国还达成了一些新的协定，如扩大过境运输量、允许过境士兵携带武器等。这些协定表明，瑞典已经取消了自己的“中立”地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入到纳粹仆从国的行列之中。对于挪威、丹麦、芬兰等邻居来说，瑞典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以牺牲邻居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这是何其不道德的行为！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瑞典看到德军在前线势如破竹、苏联兵败如山倒，立即宣布接受德国的要求，允许德军的一个步兵师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允许德国飞机飞越瑞典领空，以及德军舰在瑞典领海短暂停留。这些决定再次加深了瑞典对德国的服从和支持，几乎就等于同德国结盟了。不过，瑞典的这些做法“犹抱琵琶半遮面”，德方也给其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进一步伤害其“独立”的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瑞典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优质铁矿石资源；瑞典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以向德国出口铁矿石来换取苟安，却全然不顾这些铁矿石在德国被制造成杀人武器的严重后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钢铁大王蒂森便确信：“没有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就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仗。”德国当局充分认识到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性，德国认为瑞典的所谓“中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为，在德国已经占领了瑞典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之后，事实上就完全控制了瑞典而无需实际占领它。瑞典的屈服以及德国自身对于战略得失的考虑，使希特勒没有下令出兵占领瑞典。后来，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希特勒再次提到：“德军能否以较强兵力从罗瓦尼埃米及其以南地区出发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取决于瑞典是否准许使用其铁路实施开进。”而战役一开始，瑞典就全盘满足德国的各种要求，再次消弥了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

瑞典倒向德国，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盟国充分认识到瑞典的铁矿石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战争初期曾多次筹划切断或削减这种供应。然而，随着一九四零年六月挪威战事的结束和西线战事的吃紧，盟国已无力干预北欧事务，瑞典已全面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虽然盟国对瑞典的艰难处境有所体谅，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却有损于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战争期间，瑞典没有为盟国的正义之战提供多少有力的帮助，也故意无视德国在占领区的种族屠杀及种种暴政。

虽然盟国很少公开谴责瑞典的虚假中立，在战后冷战的大背景下，也未能追究瑞典在战争中投机行为的责任，但基本的是非大家都有一个判断。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说：“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博赫曼会谈时说道：“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消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

战后，瑞典有意淡化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在冷战期间，瑞典亦安享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才得以免受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染指。冷战结束之后，瑞典不曾感谢英美的帮助，反而摇身一变以“和平主义者”的模样招摇过市，时不时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伪善是多么让人厌恶！

瑞士何以成为一块和平的“飞地”？

在二战中，当希特勒的军队肆虐整个欧洲之时，中欧小国瑞士为何能免于战火的破坏？有的资料指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当时人口仅四百万的瑞士，迅速动员了四十多万大军，显现了坚强的防卫作战能力和决心，使纳粹德放弃了入侵的意图。然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瑞士军队的人数和装备在德国军队面前均不堪一击。希特勒之所以放过瑞士一马，不是因为害怕瑞士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因为瑞士处于“中立”的状态对纳粹来说更有利用价值。在这场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大搏斗中，瑞士并未保持真正的中立，而是助纣为虐，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瑞士在二战中的若干行为，违反了其一八一五年便秉持的“永久中立原则”。

当时，大多数瑞士人都倾向于支持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纳粹的出版物声称，所有以德意志人为始祖的人，即使在“第三帝国”的边界之外，也都是德国人。因此，纳粹将瑞士人称为“在瑞士的德国人”（瑞士人口中六成多的人属于德意志民族）。纳粹德国绘制的地图公然将瑞士囊括在“大德意志”的疆域之内。许多瑞士人不仅没有抗议对其国家主权的公然蔑视，反而与纳粹的种种族主义鼓噪相呼应，在瑞士德语区出现了诸多亲纳粹的社团，其中尤以“国民阵线”和“瑞士国社党人”这两个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瑞士政府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取缔，反而给予默许和纵容。战争期间，这些组织甚至还征集了志愿兵加入德军。

一九四零年六月，法国出乎意料地战败，瑞士转瞬间落入了德、意强邻及其兼并或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吞并野心，瑞士当局最终选择了屈从迎合的道路。瑞士并不是一块不食人间烟火的“飞地”，战争期间瑞士与德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甚至超过了瑞典。

首先，瑞士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提款机。德国历来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二战中，瑞士一直都维持了同德国密切的经贸、金融关系。大战爆发后不久，瑞方向德方提供了一点五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德方则允许瑞士商品经由德国转口。意大利亦从同瑞士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瑞士还向德国卖电，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瑞士各大表厂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四十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是纳粹德国进行黄金交易、以换取硬通货瑞士法郎的主要地点。瑞士银行根本不问黄金的来路，一味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百分之九十的黄金交易都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在战争中掠夺的巨额财产，相当一部分存入了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得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的副行长便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瑞士拒绝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二战爆发前，纳粹政权一般并不阻挡犹太人移居国外，通常是剥夺其财产后迫使他们迁往别的国家。因此瑞士成了很多德籍犹太人流亡的首选地。瑞士当局却制定了严苛的政策阻挡犹太难民的涌入，而且以法律明文规定说：“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对那些非法入境的犹太难民，瑞方将他们押到边界岗哨交与德方，根本不考虑他们被遣返之后必然是死路一条的结局。在战前，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十多万犹太人入境，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为此，德国的报纸在战后批评过瑞士的所谓“中立”，德国《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毫无疑问，瑞士政府的这些做法是一种“间接杀人”的行为，他们对于数十万犹太人的死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犹太人敞开国门相比，近在咫尺的瑞士的做法让人齿寒。

第三，二战期间，瑞士一直让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圣哥大隧道向德国和意大利开放。该隧道长达十五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据目击者声称，每天都有许多满载战略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穿过瑞士领土往来于德意两国。通过这条隧道，经济发达的德国对经济落后的意大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上的支持。有分析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意大利的经济早就崩溃了，墨索里尼政权也许会提前两年垮台。那么，盟军就能早日挥师意大利，在欧洲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而不必付出诺曼底登录的惨痛代价了。换言之，瑞士对德国的顺从和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战争的进程和法西斯政权的寿命。

第四，更为卑劣的是，瑞士银行利用犹太人遭到纳粹政权屠杀的机会，大肆侵吞犹太储户的巨额财产。在二战中，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犹太人在瑞士银行开户数达五万多户，存有价值为六十亿美元的资金。而至今只有六百万美元，经瑞士政府交还给了犹太组织或赠与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一些瑞士银行甚至以纳粹集中营没有发放死亡证的理由拒绝赔偿。瑞士银行业向来以一流的服务著称于世，人们却不知道，在冠冕堂皇的银行大厦背后，却隐藏着犹太人的斑斑血泪和瑞士银行家们吸血鬼般的贪婪。时至今日，正义仍然未能得以彰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瑞士联邦政府才对顺从纳粹的历史作了一定的反思。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瑞士外交部长科蒂首次代表政府为瑞士在二战中的表现道歉。他说：“我们不能、也决不否认瑞士在战时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野蛮行为有牵连。……虽然一个被纳粹和法西斯世界包围的小国要生存下去非常困难，但这也不应当使我们原谅自己当时严重丧失立场与软弱——我认为尤其不能原谅我们当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政策。” 科蒂还发表了一个经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的声明，表示瑞士在二战中有负于纳粹受害者。这一道歉虽然迟到了很久很久，但总算到来了。

直到今天，犹太幸存者和家属依然在追索被瑞士银行侵吞的存款。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索赔款，是一九九八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裁定瑞士银行支付受害者的十二点五亿美元。这桩讼诉案指责这些银行违反存款人的信托以讨好纳粹。这项裁定是继国际社会对大屠杀期间瑞士银行的作用发生激烈的争论后作出的。根据这项赔偿协定，已经有二点五亿多美元，经过科曼建立起来的索赔法庭，归还给了三千多个瑞士银行的储户或者他们的继承人。然而，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抹去幸存者及其家人心中的痛楚。重温那个黑暗时代，人们看到了瑞士银行如何帮助纳粹，使那些犹太人奋斗终生获取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瑞士银行这样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显然得到了瑞士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

瑞典和瑞士“与狼共舞”的丑恶历史再次证明：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中立”可言。那种绝对的“和平主义”的高远理想，在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的时候，很可能缔结出一朵灿烂的“恶之花”。在二战当中，瑞典和瑞士固然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固然使得各自的国民免于战争的杀戮，但他们与法西斯自觉或违心的合作，却使得其他受害国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难，这样的“中立”与“和平”，不是以邻为壑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中立”与“和平”，难道值得我们效仿吗？

与这两个国家的选择截然不同，从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一直到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反恐之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充当了人类正义之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重大的牺牲，人类文明有可能早就倾覆了，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早就沉沦于法兰西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魔爪之下，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困扰，挺身而出成为抗暴的先锋。美国并不奢求获得被拯救者的感恩戴德，但为此反而遭到非议与辱骂，则是一种极不公允对待。

当有人羡慕瑞典和瑞士在二战中的“光荣中立”时，我却要提醒说，不能忘却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牺牲，没有美军的殊死搏斗，即便是瑞典和瑞士那样的可怜兮兮的“中立”最终也会被希特勒取消。当有人以瑞典和瑞士的“光荣中立”作为反例来指责美国的“穷兵黩武”时，我更要提醒说，真正发了战争财的是瑞典和瑞士，而不是美国。美国动员全国之人力和物力参加二战，无偿为盟国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战后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各国完成重建。没有美国的帮助，残破的欧洲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元气呢？

稍有良心者，都会遵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而那些没有良心的国家，却因为恩人的恩情太深重了，而干脆不承认曾经接受过的恩情。比如法国，今天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居然出现了反美流氓用油漆污染诺曼底美军公墓的暴行。那些“勇敢”的法国流氓并不愿意承认，法国在战争刚打响几个星期之后便崩溃了，法国在二战中基本上无所作为。如果不是美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法国首先沦丧于德国法西斯之手，继而再沦丧于苏联共产极权主义之手。法兰西的文明再高雅，也只配成为德国或俄国统治下的二等公民。在两大极权帝国的交替统治下，法国人哪里还有享受醇酒美人的闲情逸致呢？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然而，人们总是善忘的，尤其是左派们的忘却更是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他们忘却了自己对苏共和中共政权溜须拍马、顶礼膜拜的丑恶言行，也忘却了美国恢复世界和平、成功将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伟大功绩。他们将反美当作一种时髦和一种标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纷纷崩溃，中共则一边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一边坚持政治独裁，西方左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寄托其信念的国度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人类进入反恐之战的新时代。于是，这些“人还在，心不死”的左派们顿时找到了新的主子，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他们用种种学说理论为恐怖分子辩护，也故作客观公正地谴责美国抗击恐怖分子和独裁政权的正义之战。他们的反美思想又有了新的依托。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昔日的瑞典和瑞士的所作所为完全重合在一起。

我却不会忘记那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人们，那些勇敢的美国士兵，以及他们的领袖们——从罗斯福到麦克阿瑟，从里根到布什。我不会忘记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若干历史纪念碑中，我最欣赏的便是二战纪念碑。这座气势恢弘的二次大战纪念园，坐落在华盛顿纪念塔与林肯纪念堂之间，邻近越战以及韩战纪念碑。这个纪念园的中央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两旁分别建有流水池，分别代表太平洋以及大西洋战场。围绕公园中央的还有五十六座十七英尺高的花岗石柱，分别刻上当时美国各个州与属地的名称。整个纪念园最令人注目的是，水池旁边建起了一道矮墙，这道墙名叫“自由的代价”，墙上总共镶有四千个星星，星星的倒影荡漾在水池的碧波之中。每一颗星星代表着一百名阵亡的军人，所以它们一共代表著四十多万名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

我有幸目睹了二战纪念碑的开幕仪式。当时，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克林顿，连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一同出席了揭幕仪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在这里，与大战当中获得胜利的上一代人一起，我以骄傲的心情，谨代表美国人民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园。”他赞扬并感谢十七年来从筹划到兴建完成纪念碑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们：“兴建这个纪念公园需要工艺，长远的目光和耐性。现在工作已经完成，并以合适的方法向二次大战的老兵致敬。这个纪念公园代表著美国开放与高贵的特性，也代表著我们永远歌颂的宏伟与坚忍的精神。”布什在讲话中向那些为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二战军人致敬。他表示，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美国后代的贡献，这座纪念碑将永久地矗立在此，以纪念一千六百万参加二次大战的美国官兵。

是的，和平与自由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自由与和平——倘若像二战中的瑞典和瑞士那样，默许邪恶甚至参与邪恶，难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吗？难道是一种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不受历史的拷问的选择吗？邪恶不会因为人们善良的期待就自动消失，邪恶更不会因为人们单方面的宽容而转化为正义。因此，在我将鄙视投向瑞典和瑞士的同时，也将赞美给予美国。正如学者九喻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的法西斯都是相似的，它们是惊人地相似：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从中共到红色高棉，从格瓦纳到金正日，从阿拉法特到卡扎菲，从萨达姆到内贾德，从奥马尔到本拉登……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要与我们和平共处，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消灭文明、自由、独立和人权。因此，除了与他们战斗到底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从古至今的人类世界，邪恶一天都没有止歇。今后的人类世界，邪恶也不会缺席。一天都不会。

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谈判，自由和奴役之间也没有和平。

像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纽约，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内心。因为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就不可能有胜利。

我真的热爱自由吗？
我敢于面对邪恶吗？
我愿意为了正义付出吗？
我在乎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尊严吗？
当队伍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坚持吗？
——九喻《法西斯都是相似的——纪念九•一一》

二战中瑞典的“中立”究竟有多么“光荣”？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极权主义先后肆虐欧洲，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即便世外桃源般的北欧各国，也被波及其中，深受其害。而北欧列国之中，惟有瑞典自始至终保持了所谓“光荣的中立”，既没有像芬兰那样奋起反抗苏联的侵略，也没有像丹麦、挪威那样沦为纳粹德国的占领国。许多瑞典人为自己的国家成功地避开战火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的感受；但是，如果美化这种“中立”状态，以此而自豪，甚至转而对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浴血奋战的同盟国讽刺打击、吹毛求疵，那便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瑞典的“中立”其实并不那么“光荣”。瑞典的“中立”，与战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相比，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瑞典的“中立”并非不偏不倚的中立，而是明显偏向纳粹德国一边。在纳粹势力占上风的时候，瑞典当局与之互通款曲，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两国秘密上演了诸多肮脏的剧幕。换言之，纳粹德国的强大，瑞典在背后是出过一把大力气的。而到了战争末期，德国战败的命运不可避免，瑞典这才见风使舵，拒绝德国提出的一系列合作的要求，最后宣布与之断交，希望以此在战后获取一点“荣誉”。

二次大战刚刚爆发时，瑞典便匆匆忙忙地宣布“中立”。九月三日，瑞典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国家，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但希特勒根本不理会瑞典的这一厢情愿的中立意向，悍然将整个北欧各国都看作德国的“后花园”。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四月九日，德军实施了“威悉河演习方案”，迅速出兵侵略挪威和丹麦。

此时此刻，瑞典不顾唇亡齿寒的古训，冷酷地通知试图背水一战的挪威说，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弹药。正是由于瑞典的严密封锁，才导致挪威、丹麦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援，因国小力弱、四面楚歌，遂便沦丧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当德军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瑞典立即与之正式缔结一项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和军需物资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此后两国还达成了一些新的协定，如扩大过境运输量、允许过境士兵携带武器等。这些协定表明，瑞典已经取消了自己的“中立”地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入到纳粹仆从国的行列之中。对于挪威、丹麦、芬兰等邻居来说，瑞典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以牺牲邻居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这是何其不道德的行为！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瑞典看到德军在前线势如破竹、苏联兵败如山倒，立即宣布接受德国的要求，允许德军的一个步兵师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允许德国飞机飞越瑞典领空，以及德军舰在瑞典领海短暂停留。这些决定再次加深了瑞典对德国的服从和支持，几乎就等于同德国结盟了。不过，瑞典的这些做法“犹抱琵琶半遮面”，德方也给其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进一步伤害其“独立”的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瑞典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优质铁矿石资源；瑞典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以向德国出口铁矿石来换取苟安，却全然不顾这些铁矿石在德国被制造成杀人武器的严重后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钢铁大王蒂森便确信：“没有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就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仗。”德国当局充分认识到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性，德国认为瑞典的所谓“中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为，在德国已经占领了瑞典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之后，事实上就完全控制了瑞典而无需实际占领它。瑞典的屈服以及德国自身对于战略得失的考虑，使希特勒没有下令出兵占领瑞典。后来，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希特勒再次提到：“德军能否以较强兵力从罗瓦尼埃米及其以南地区出发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取决于瑞典是否准许使用其铁路实施开进。”而战役一开始，瑞典就全盘满足德国的各种要求，再次消弥了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

瑞典倒向德国，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盟国充分认识到瑞典的铁矿石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战争初期曾多次筹划切断或削减这种供应。然而，随着一九四零年六月挪威战事的结束和西线战事的吃紧，盟国已无力干预北欧事务，瑞典已全面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虽然盟国对瑞典的艰难处境有所体谅，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却有损于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战争期间，瑞典没有为盟国的正义之战提供多少有力的帮助，也故意无视德国在占领区的种族屠杀及种种暴政。

虽然盟国很少公开谴责瑞典的虚假中立，在战后冷战的大背景下，也未能追究瑞典在战争中投机行为的责任，但基本的是非大家都有一个判断。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说：“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博赫曼会谈时说道：“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消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

战后，瑞典有意淡化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在冷战期间，瑞典亦安享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才得以免受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染指。冷战结束之后，瑞典不曾感谢英美的帮助，反而摇身一变以“和平主义者”的模样招摇过市，时不时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伪善是多么让人厌恶！

瑞士何以成为一块和平的“飞地”？

在二战中，当希特勒的军队肆虐整个欧洲之时，中欧小国瑞士为何能免于战火的破坏？有的资料指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当时人口仅四百万的瑞士，迅速动员了四十多万大军，显现了坚强的防卫作战能力和决心，使纳粹德放弃了入侵的意图。然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瑞士军队的人数和装备在德国军队面前均不堪一击。希特勒之所以放过瑞士一马，不是因为害怕瑞士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因为瑞士处于“中立”的状态对纳粹来说更有利用价值。在这场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大搏斗中，瑞士并未保持真正的中立，而是助纣为虐，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瑞士在二战中的若干行为，违反了其一八一五年便秉持的“永久中立原则”。

当时，大多数瑞士人都倾向于支持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纳粹的出版物声称，所有以德意志人为始祖的人，即使在“第三帝国”的边界之外，也都是德国人。因此，纳粹将瑞士人称为“在瑞士的德国人”（瑞士人口中六成多的人属于德意志民族）。纳粹德国绘制的地图公然将瑞士囊括在“大德意志”的疆域之内。许多瑞士人不仅没有抗议对其国家主权的公然蔑视，反而与纳粹的种种族主义鼓噪相呼应，在瑞士德语区出现了诸多亲纳粹的社团，其中尤以“国民阵线”和“瑞士国社党人”这两个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瑞士政府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取缔，反而给予默许和纵容。战争期间，这些组织甚至还征集了志愿兵加入德军。

一九四零年六月，法国出乎意料地战败，瑞士转瞬间落入了德、意强邻及其兼并或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吞并野心，瑞士当局最终选择了屈从迎合的道路。瑞士并不是一块不食人间烟火的“飞地”，战争期间瑞士与德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甚至超过了瑞典。

首先，瑞士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提款机。德国历来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二战中，瑞士一直都维持了同德国密切的经贸、金融关系。大战爆发后不久，瑞方向德方提供了一点五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德方则允许瑞士商品经由德国转口。意大利亦从同瑞士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瑞士还向德国卖电，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瑞士各大表厂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四十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是纳粹德国进行黄金交易、以换取硬通货瑞士法郎的主要地点。瑞士银行根本不问黄金的来路，一味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百分之九十的黄金交易都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在战争中掠夺的巨额财产，相当一部分存入了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得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的副行长便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瑞士拒绝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二战爆发前，纳粹政权一般并不阻挡犹太人移居国外，通常是剥夺其财产后迫使他们迁往别的国家。因此瑞士成了很多德籍犹太人流亡的首选地。瑞士当局却制定了严苛的政策阻挡犹太难民的涌入，而且以法律明文规定说：“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对那些非法入境的犹太难民，瑞方将他们押到边界岗哨交与德方，根本不考虑他们被遣返之后必然是死路一条的结局。在战前，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十多万犹太人入境，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为此，德国的报纸在战后批评过瑞士的所谓“中立”，德国《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毫无疑问，瑞士政府的这些做法是一种“间接杀人”的行为，他们对于数十万犹太人的死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犹太人敞开国门相比，近在咫尺的瑞士的做法让人齿寒。

第三，二战期间，瑞士一直让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圣哥大隧道向德国和意大利开放。该隧道长达十五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据目击者声称，每天都有许多满载战略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穿过瑞士领土往来于德意两国。通过这条隧道，经济发达的德国对经济落后的意大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上的支持。有分析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意大利的经济早就崩溃了，墨索里尼政权也许会提前两年垮台。那么，盟军就能早日挥师意大利，在欧洲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而不必付出诺曼底登录的惨痛代价了。换言之，瑞士对德国的顺从和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战争的进程和法西斯政权的寿命。

第四，更为卑劣的是，瑞士银行利用犹太人遭到纳粹政权屠杀的机会，大肆侵吞犹太储户的巨额财产。在二战中，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犹太人在瑞士银行开户数达五万多户，存有价值为六十亿美元的资金。而至今只有六百万美元，经瑞士政府交还给了犹太组织或赠与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一些瑞士银行甚至以纳粹集中营没有发放死亡证的理由拒绝赔偿。瑞士银行业向来以一流的服务著称于世，人们却不知道，在冠冕堂皇的银行大厦背后，却隐藏着犹太人的斑斑血泪和瑞士银行家们吸血鬼般的贪婪。时至今日，正义仍然未能得以彰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瑞士联邦政府才对顺从纳粹的历史作了一定的反思。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瑞士外交部长科蒂首次代表政府为瑞士在二战中的表现道歉。他说：“我们不能、也决不否认瑞士在战时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野蛮行为有牵连。……虽然一个被纳粹和法西斯世界包围的小国要生存下去非常困难，但这也不应当使我们原谅自己当时严重丧失立场与软弱——我认为尤其不能原谅我们当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政策。” 科蒂还发表了一个经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的声明，表示瑞士在二战中有负于纳粹受害者。这一道歉虽然迟到了很久很久，但总算到来了。

直到今天，犹太幸存者和家属依然在追索被瑞士银行侵吞的存款。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索赔款，是一九九八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裁定瑞士银行支付受害者的十二点五亿美元。这桩讼诉案指责这些银行违反存款人的信托以讨好纳粹。这项裁定是继国际社会对大屠杀期间瑞士银行的作用发生激烈的争论后作出的。根据这项赔偿协定，已经有二点五亿多美元，经过科曼建立起来的索赔法庭，归还给了三千多个瑞士银行的储户或者他们的继承人。然而，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抹去幸存者及其家人心中的痛楚。重温那个黑暗时代，人们看到了瑞士银行如何帮助纳粹，使那些犹太人奋斗终生获取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瑞士银行这样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显然得到了瑞士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

瑞典和瑞士“与狼共舞”的丑恶历史再次证明：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中立”可言。那种绝对的“和平主义”的高远理想，在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的时候，很可能缔结出一朵灿烂的“恶之花”。在二战当中，瑞典和瑞士固然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固然使得各自的国民免于战争的杀戮，但他们与法西斯自觉或违心的合作，却使得其他受害国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难，这样的“中立”与“和平”，不是以邻为壑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中立”与“和平”，难道值得我们效仿吗？

与这两个国家的选择截然不同，从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一直到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反恐之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充当了人类正义之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重大的牺牲，人类文明有可能早就倾覆了，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早就沉沦于法兰西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魔爪之下，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困扰，挺身而出成为抗暴的先锋。美国并不奢求获得被拯救者的感恩戴德，但为此反而遭到非议与辱骂，则是一种极不公允对待。

当有人羡慕瑞典和瑞士在二战中的“光荣中立”时，我却要提醒说，不能忘却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牺牲，没有美军的殊死搏斗，即便是瑞典和瑞士那样的可怜兮兮的“中立”最终也会被希特勒取消。当有人以瑞典和瑞士的“光荣中立”作为反例来指责美国的“穷兵黩武”时，我更要提醒说，真正发了战争财的是瑞典和瑞士，而不是美国。美国动员全国之人力和物力参加二战，无偿为盟国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战后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各国完成重建。没有美国的帮助，残破的欧洲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元气呢？

稍有良心者，都会遵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而那些没有良心的国家，却因为恩人的恩情太深重了，而干脆不承认曾经接受过的恩情。比如法国，今天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居然出现了反美流氓用油漆污染诺曼底美军公墓的暴行。那些“勇敢”的法国流氓并不愿意承认，法国在战争刚打响几个星期之后便崩溃了，法国在二战中基本上无所作为。如果不是美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法国首先沦丧于德国法西斯之手，继而再沦丧于苏联共产极权主义之手。法兰西的文明再高雅，也只配成为德国或俄国统治下的二等公民。在两大极权帝国的交替统治下，法国人哪里还有享受醇酒美人的闲情逸致呢？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然而，人们总是善忘的，尤其是左派们的忘却更是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他们忘却了自己对苏共和中共政权溜须拍马、顶礼膜拜的丑恶言行，也忘却了美国恢复世界和平、成功将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伟大功绩。他们将反美当作一种时髦和一种标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纷纷崩溃，中共则一边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一边坚持政治独裁，西方左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寄托其信念的国度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人类进入反恐之战的新时代。于是，这些“人还在，心不死”的左派们顿时找到了新的主子，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他们用种种学说理论为恐怖分子辩护，也故作客观公正地谴责美国抗击恐怖分子和独裁政权的正义之战。他们的反美思想又有了新的依托。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昔日的瑞典和瑞士的所作所为完全重合在一起。

我却不会忘记那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人们，那些勇敢的美国士兵，以及他们的领袖们——从罗斯福到麦克阿瑟，从里根到布什。我不会忘记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若干历史纪念碑中，我最欣赏的便是二战纪念碑。这座气势恢弘的二次大战纪念园，坐落在华盛顿纪念塔与林肯纪念堂之间，邻近越战以及韩战纪念碑。这个纪念园的中央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两旁分别建有流水池，分别代表太平洋以及大西洋战场。围绕公园中央的还有五十六座十七英尺高的花岗石柱，分别刻上当时美国各个州与属地的名称。整个纪念园最令人注目的是，水池旁边建起了一道矮墙，这道墙名叫“自由的代价”，墙上总共镶有四千个星星，星星的倒影荡漾在水池的碧波之中。每一颗星星代表着一百名阵亡的军人，所以它们一共代表著四十多万名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

我有幸目睹了二战纪念碑的开幕仪式。当时，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克林顿，连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一同出席了揭幕仪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在这里，与大战当中获得胜利的上一代人一起，我以骄傲的心情，谨代表美国人民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园。”他赞扬并感谢十七年来从筹划到兴建完成纪念碑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们：“兴建这个纪念公园需要工艺，长远的目光和耐性。现在工作已经完成，并以合适的方法向二次大战的老兵致敬。这个纪念公园代表著美国开放与高贵的特性，也代表著我们永远歌颂的宏伟与坚忍的精神。”布什在讲话中向那些为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二战军人致敬。他表示，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美国后代的贡献，这座纪念碑将永久地矗立在此，以纪念一千六百万参加二次大战的美国官兵。

是的，和平与自由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自由与和平——倘若像二战中的瑞典和瑞士那样，默许邪恶甚至参与邪恶，难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吗？难道是一种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不受历史的拷问的选择吗？邪恶不会因为人们善良的期待就自动消失，邪恶更不会因为人们单方面的宽容而转化为正义。因此，在我将鄙视投向瑞典和瑞士的同时，也将赞美给予美国。正如学者九喻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的法西斯都是相似的，它们是惊人地相似：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从中共到红色高棉，从格瓦纳到金正日，从阿拉法特到卡扎菲，从萨达姆到内贾德，从奥马尔到本拉登……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要与我们和平共处，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消灭文明、自由、独立和人权。因此，除了与他们战斗到底之外，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