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


作者:黄锫坚


李泽厚是谁?


据说有一年李泽厚南下,去某大学附近的书店作客。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诸多学子停步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


一位学者在听到这个段子后感叹,“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李泽厚曾说,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在新世纪已经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学人淡出、商人突显了。将李泽厚错认作李嘉诚之子、小超人李泽楷,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进步呢?


想当年,李泽厚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他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惊涛骇浪波及中国绝大部分思考着的头脑,而李泽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当有的同事忙着做家具的时候,李泽厚却用红宝书蒙着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学研究。


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李泽厚的作品有如横空出世。从哲学、美学到思想史,他横跨多个领域。从思想到语言,都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一纯哲学著作,当时竟然卖了3万册。而三部(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更是影响深远。李的思想洞见和文字魅力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冯友兰先生高度评价,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


这本1979年的作品,丝毫没有革命八股的文风。即便今日看来,文字依然珠圆玉润。光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原道》主编陈明套用这个说法,认为李泽厚“也是上帝赐给中国的,进行思想的器官,为了感受时代的气息、脉搏,把它彰显放大”。


李泽厚似乎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19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李泽厚告诉记者,他的所有书都有盗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过100万了。也许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质疑,但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覆盖力,恐怕不亚于正统的教科书。


在1980年代,李泽厚是时髦。但世移时易,有人认为李泽厚过时了:1989年写《华夏美学》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纪新梦》更是“老态毕现”。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会在历史上占据什么位置,恐怕今人无权置喙。口无遮拦的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


李泽厚1992年1月去了美国。每年回国一次。在异国他乡教书8年,现已退休。1980年代如众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给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讲授中国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当学问家取代思想家,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远离中国、远离学术圈的老人,偶尔也会超然世外地说些真话。2002年,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话录《浮生论学》出版,因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来非议。


11月的深秋,李泽厚身着睡衣,在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他谈起世界和历史,一种孤高而强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庞大的思想支撑。当他用湘音聊起老长沙的旧时风貌,一种温暖的气氛烘托出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正如记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着睡衣拍照。


下面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常识。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说出这些明白而不拐弯的实话。


访谈


记者:我们的报纸提倡理性、建设性,据说您很早就有类似的提法,能不能讲一讲?


李泽厚:我在1980年代有过类似说法。对五四运动,我曾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这八个字是我曾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写的。


现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觉得五四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我认为五四有很多缺点。


学术界流行尼采和后现代。现在把尼采捧为学术偶像,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强调破的方面。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


比如写学术文章,以前我说过,你指出哪个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错误,那不太难,但你要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就不容易。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报社的这个提法。


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批判。似乎一考虑建设,就是想做帝王师。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在欧美可以,因为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很稳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没什么关系。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们不管建设不建设。譬如福柯,就是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是囚笼、启蒙是错误。但是,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这一点我1999年也讲过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的哲学,也应该是建设的哲学。过去一讲到马克思主义,修饰语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也是建设性的。怎么样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所以,我很赞成理性、建设性。这不是奉承你们的报纸。当然批判也应该是理性的,但现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记者:记得您说过,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欧美的社会制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这类批判思想。但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后现代这些东西是不是远远超前于现实了?


李泽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记者:您仔细看过福柯、德里达吗?


李泽厚:当然,只看过一些,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说知识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被权力支配着。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是被某种权力支配的。没有什么真正超脱的知识,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着这一点。其实,福柯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他们不愿意讲。海德格尔也是这样。


福柯的其他主张,比如理性是监狱等等,我以为,学术价值并不高。


记者:您的思想的两个基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经典?


李泽厚:一个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也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哈哈。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例如,后现代思潮反对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反对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我提出的实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对绝对先验的理性。我认为理性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这些方面便和后现代有吻合之处,或者说吸纳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又如,我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和反二分法,却又强调“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记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物质生活是朝向欧美那个方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缺什么,怎么解决?比如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泽厚: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谈。刘小枫说,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基督教搬进来。所以他希望基督教来救中国。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层,特别在农村和下层社会,基督教可能会有很大的传播。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说过,在美国上课时,有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他很惊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规模和人口,是一个奇迹。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个文章中讲,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三纲五伦,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和伦理、政治相结合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传统也丢掉了。


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有经济基础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长来支配钱怎么用,或者办学,或者在饥荒时义赈,救济灾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假设我们从外面借一个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兰过来,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回到中国人过去那种天地国亲师的信仰(而非政治或伦理)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要解决的大问题。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还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为。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展出信仰?学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会调查,还要政治家的努力。这是很艰巨的事情。


记者:这和您说的“西体中用”有关系吗?


李泽厚:大有关系。关于西体中用,我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不再重复。简单说两点。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讲改革开放嘛;“体”是指社会存在。西体是指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本体。这和我说的吃饭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不是虚无飘渺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精气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这个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的。中体西用来自张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没有中体西用,我也不会说西体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后的应用。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说转换性创造。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个体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详细的可参看我的《再说西体中用》一文。


记者:上海7月份开设了首个中小学生诵经班,辅导他们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请问您对儿童读经运动有什么看法?


李泽厚:我并不反对读些经典,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读经运动,是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这些我是反对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礼教的特点,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这出自您对巫的理解吧?现在年轻人的思维结构,完全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一套。而西方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学、宗教,中国过去都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从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


李泽厚:我就是从根子上找。例如,为什么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绝对不同质的。你只能皈依上帝,请上帝赎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变成一体(除了某些异端派别)。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似乎别人还没这么说过。


记者:周公和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泽厚: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记者:秦始皇为什么了不起呢?


李泽厚: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发言权不够。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书同文等等。汉字在维持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统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认为,汉字并不是口头语言的复写,和西方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语言学家,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


汉字怎么来的?来自结绳记事。所以汉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写“敬惜字纸”。一张白纸,写了字,就应该爱惜它,尊敬它。没有汉字,中国很早就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了,就和欧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样。


而且,汉字控制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要英国教授看懂11世纪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东西。文字有这么强的持续性,语言受它的控制。


除了书同文,秦始皇还有汉武帝把六国开始有的郡县制给统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这也很了不起。中国的基础都是秦汉时打下的。


记者:记得您讲过,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您还是倾向于中央集权?


李泽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争论时说过,中央集权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权。中国最可怕的是内战。如果地方分权,每个地方都有个军区支持它,那湖南和广东就可以打仗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多好。欧盟就是想搞个统一市场啊。


什么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权当然有弊端,但比分权可能带来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这个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赞成的。可以搞试验,但如果发展趋向与中央对立,那就麻烦了。


记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统?您能不能讲得细致一点?


李泽厚:我是搞哲学的,只能说个大概。经济上、政治上,哪些该分,哪些该统,那是我无法发言的。但我当年就赞成宏观调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集权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军阀混战。


记者:您似乎对民族主义比较反感。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记者:有很多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这个算不算民族主义?


李泽厚:我觉得,政府和学者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但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记者:能不能对自己做个评价?


李泽厚: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作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的“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记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都很独特。您的这套概念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搭一座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李泽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和西方沟通。从王国维到冯友兰、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将来能走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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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


作者:黄锫坚


李泽厚是谁?


据说有一年李泽厚南下,去某大学附近的书店作客。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诸多学子停步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


一位学者在听到这个段子后感叹,“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李泽厚曾说,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在新世纪已经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学人淡出、商人突显了。将李泽厚错认作李嘉诚之子、小超人李泽楷,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进步呢?


想当年,李泽厚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他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惊涛骇浪波及中国绝大部分思考着的头脑,而李泽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当有的同事忙着做家具的时候,李泽厚却用红宝书蒙着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学研究。


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李泽厚的作品有如横空出世。从哲学、美学到思想史,他横跨多个领域。从思想到语言,都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一纯哲学著作,当时竟然卖了3万册。而三部(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更是影响深远。李的思想洞见和文字魅力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冯友兰先生高度评价,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


这本1979年的作品,丝毫没有革命八股的文风。即便今日看来,文字依然珠圆玉润。光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原道》主编陈明套用这个说法,认为李泽厚“也是上帝赐给中国的,进行思想的器官,为了感受时代的气息、脉搏,把它彰显放大”。


李泽厚似乎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19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李泽厚告诉记者,他的所有书都有盗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过100万了。也许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质疑,但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覆盖力,恐怕不亚于正统的教科书。


在1980年代,李泽厚是时髦。但世移时易,有人认为李泽厚过时了:1989年写《华夏美学》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纪新梦》更是“老态毕现”。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会在历史上占据什么位置,恐怕今人无权置喙。口无遮拦的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


李泽厚1992年1月去了美国。每年回国一次。在异国他乡教书8年,现已退休。1980年代如众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给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讲授中国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当学问家取代思想家,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远离中国、远离学术圈的老人,偶尔也会超然世外地说些真话。2002年,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话录《浮生论学》出版,因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来非议。


11月的深秋,李泽厚身着睡衣,在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他谈起世界和历史,一种孤高而强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庞大的思想支撑。当他用湘音聊起老长沙的旧时风貌,一种温暖的气氛烘托出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正如记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着睡衣拍照。


下面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常识。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说出这些明白而不拐弯的实话。


访谈


记者:我们的报纸提倡理性、建设性,据说您很早就有类似的提法,能不能讲一讲?


李泽厚:我在1980年代有过类似说法。对五四运动,我曾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这八个字是我曾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写的。


现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觉得五四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我认为五四有很多缺点。


学术界流行尼采和后现代。现在把尼采捧为学术偶像,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强调破的方面。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


比如写学术文章,以前我说过,你指出哪个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错误,那不太难,但你要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就不容易。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报社的这个提法。


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批判。似乎一考虑建设,就是想做帝王师。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在欧美可以,因为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很稳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没什么关系。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们不管建设不建设。譬如福柯,就是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是囚笼、启蒙是错误。但是,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这一点我1999年也讲过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的哲学,也应该是建设的哲学。过去一讲到马克思主义,修饰语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也是建设性的。怎么样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所以,我很赞成理性、建设性。这不是奉承你们的报纸。当然批判也应该是理性的,但现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记者:记得您说过,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欧美的社会制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这类批判思想。但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后现代这些东西是不是远远超前于现实了?


李泽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记者:您仔细看过福柯、德里达吗?


李泽厚:当然,只看过一些,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说知识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被权力支配着。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是被某种权力支配的。没有什么真正超脱的知识,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着这一点。其实,福柯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他们不愿意讲。海德格尔也是这样。


福柯的其他主张,比如理性是监狱等等,我以为,学术价值并不高。


记者:您的思想的两个基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经典?


李泽厚:一个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也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哈哈。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例如,后现代思潮反对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反对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我提出的实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对绝对先验的理性。我认为理性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这些方面便和后现代有吻合之处,或者说吸纳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又如,我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和反二分法,却又强调“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记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物质生活是朝向欧美那个方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缺什么,怎么解决?比如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泽厚: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谈。刘小枫说,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基督教搬进来。所以他希望基督教来救中国。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层,特别在农村和下层社会,基督教可能会有很大的传播。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说过,在美国上课时,有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他很惊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规模和人口,是一个奇迹。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个文章中讲,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三纲五伦,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和伦理、政治相结合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传统也丢掉了。


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有经济基础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长来支配钱怎么用,或者办学,或者在饥荒时义赈,救济灾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假设我们从外面借一个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兰过来,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回到中国人过去那种天地国亲师的信仰(而非政治或伦理)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要解决的大问题。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还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为。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展出信仰?学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会调查,还要政治家的努力。这是很艰巨的事情。


记者:这和您说的“西体中用”有关系吗?


李泽厚:大有关系。关于西体中用,我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不再重复。简单说两点。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讲改革开放嘛;“体”是指社会存在。西体是指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本体。这和我说的吃饭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不是虚无飘渺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精气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这个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的。中体西用来自张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没有中体西用,我也不会说西体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后的应用。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说转换性创造。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个体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详细的可参看我的《再说西体中用》一文。


记者:上海7月份开设了首个中小学生诵经班,辅导他们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请问您对儿童读经运动有什么看法?


李泽厚:我并不反对读些经典,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读经运动,是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这些我是反对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礼教的特点,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这出自您对巫的理解吧?现在年轻人的思维结构,完全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一套。而西方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学、宗教,中国过去都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从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


李泽厚:我就是从根子上找。例如,为什么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绝对不同质的。你只能皈依上帝,请上帝赎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变成一体(除了某些异端派别)。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似乎别人还没这么说过。


记者:周公和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泽厚: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记者:秦始皇为什么了不起呢?


李泽厚: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发言权不够。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书同文等等。汉字在维持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统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认为,汉字并不是口头语言的复写,和西方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语言学家,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


汉字怎么来的?来自结绳记事。所以汉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写“敬惜字纸”。一张白纸,写了字,就应该爱惜它,尊敬它。没有汉字,中国很早就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了,就和欧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样。


而且,汉字控制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要英国教授看懂11世纪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东西。文字有这么强的持续性,语言受它的控制。


除了书同文,秦始皇还有汉武帝把六国开始有的郡县制给统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这也很了不起。中国的基础都是秦汉时打下的。


记者:记得您讲过,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您还是倾向于中央集权?


李泽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争论时说过,中央集权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权。中国最可怕的是内战。如果地方分权,每个地方都有个军区支持它,那湖南和广东就可以打仗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多好。欧盟就是想搞个统一市场啊。


什么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权当然有弊端,但比分权可能带来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这个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赞成的。可以搞试验,但如果发展趋向与中央对立,那就麻烦了。


记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统?您能不能讲得细致一点?


李泽厚:我是搞哲学的,只能说个大概。经济上、政治上,哪些该分,哪些该统,那是我无法发言的。但我当年就赞成宏观调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集权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军阀混战。


记者:您似乎对民族主义比较反感。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记者:有很多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这个算不算民族主义?


李泽厚:我觉得,政府和学者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但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记者:能不能对自己做个评价?


李泽厚: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作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的“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记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都很独特。您的这套概念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搭一座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李泽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和西方沟通。从王国维到冯友兰、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将来能走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