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悲如奔丧。出发前数小时听闻包遵信先生再度住院。晨起摔倒后,脑颅大量出血，失去脉搏心跳，就近送往方庄东方医院。开颅手术清除积血后，人仍旧深度昏迷中。医生说希望渺茫：醒过来也是植物人了。飞机弧线绕行地球，经阿拉斯加，穿白令海峡、过西伯利亚，此刻舷窗外云海如山，陆沉万尺。去年此时奔母丧，浩茫心事被我抛在太平洋上空；今年此时探父疴访亲友，飘散依旧的长空悲愁里，竟不期然撞上包先生大限。天意吧？此时飞机上（电视里），中国一家赌场里正开盘赢局，哗哗啦啦破铜烂铁般落下大堆元宝来。如今的中国电视剧真是越来越写实了！要红酒一杯小酌，为弥留之际的包先生送行：黄金哄抬万万值，寂寞独坠植物识；萧萧长飞苍云里，默默一杯送我师。”

2007年10月25日，在云层中写下这段字，饮下那杯酒时我就知道，这位半世茫昧国度里的思想启蒙者、时穷断代中的衔启未来者，不日将撒手人寰,——母亲就是因为大量脑出血撒手而去的，走得不由分说。

为避免牵引骚扰，本来决定先省亲友，再探老包。飞机上我改了主意，一旦入关顺利，先奔老包，再言其他。同时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此行导致任何后患，听天由命。我欠这位师长的太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别无选择。

入关顺利，行李箱子却丢失一个。机场行李处解释说，那是“他人错拿”，但愿如此（次日箱子回来了，锁被撬，东西被翻）。出机场，站在大街上，我用公用电话拨响了警方。自从他们从人海里发现我，常规是他们找我“交个朋友”，表示关照。这次是我破例“登门报到”，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包先生人之将死，死者为大。我祈愿警方遵循人情常理，为我放行。老父亲友都在外地，探望不久于人世的我的老师，是我在京短暂逗留的唯一理由。

包先生病危消息尚未扩散，电话那头没有为难我。

本子记着越洋带来的老包地址：“北京东南，南二环，丰台区。方庄东方医院，神经科，重病监护病房”。当晚饭后7点多，出租车抵东方医院。夜幕降临，尘埃污染的空气里灯光黯淡。踏上通往住院部修建中的拼板走廊，大厅里光线昏暗。奔远处急诊接待处，问询神经外科。一对陌生青年男女，先于我，正打听神经外科、脑颅手术病人。他们是探望包先生的吗？但愿他们不是官方密探。上得楼去，他们居然正是探访包先生的！一同推门而入。

重症监护，居然也是三人同室。那两位青年男女面呈关切之情，辨认着包先生，似乎并不如我更熟悉他。

门口的床上仰卧一人，躯体短小，被各种胶布捆绑着，随呼吸微微起伏着。头部肿胀，纱布纠缠，眼睛被纱布遮盖，只露出下半张脸。凭直觉，我知道这是20年前曾经如电光石火般激活中国青年一代学子自由思想能量的包遵信先生。失去意识那颗头颅下方，有斑斑血迹；没有知觉的躯体连接着心脏监视器、输液管道、排泄管道等；不再发声的口腔插着呼吸管道，管子被胶带勒住，嘴唇完全变形，固定成非自然形状；不再挥动的右臂，如同借来的他人物什，插着管子，侧斜在身上。

他保持这个姿势多久了？会长褥疮吗？此刻他是否舒服？这等状态让人探望，他愿意吗？好好一个人，变成了这等模样！我的脑子转出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心中一片震动与悲凉。这些年来，亲友、师长健康相继告急，生活轨迹日益与医院、诊所，手术室、监护室乃至殡仪馆、火葬场、墓地相连，已然熟悉了心头那浑然不觉、挥之不去的忧郁。这次看见包先生，却仍然难以适应。

护士介绍说，他深度昏迷，完全失去知觉。只是有时插管子，他的手指头会动一下。

“他听不见人说话吗？”我问。即便植物人，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话语也可能做出反应。我希望包先生知道我来探望他了。

护士断然回答：“听不见。”即刻转过头，冲着床：“包遵信！包遵信！包遵信！”

她想证实她的结论。但是她机械化的没有温度的大叫，让我听出的是另一世界，一个与包先生没有关系、不能沟通、不在乎他是否活着的世界。对于那个世界，老包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符号。这当然不是护士的错。但是我极为反感这种呼叫、这个世界。包先生肯定不认同这个世界。

两位年青人逗留片刻，沉默着退出了。

我走近去仔细辩认，希望能够看出曾经熟悉的包先生容貌，哪怕一年多前他的神情。但是他的生机被无情的纱布绑住了。轻轻触摸他温热的手臂，凑近他耳边小声呼唤“包老师”，看不出任何反应。

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包遵信弥留的处所却远不如宾雁在美国告别人世的环境。那里是一个单间，室内有沙发、座椅、敞亮的窗户。小雁终日终夜守候。宾雁能够自主呼吸匀净，没有从头到脚被“绑架”。他侧卧的姿态安适，他断续的呼吸悠闲。而这里，除了被医疗设备绑架，包先生只能与人共享一个窄小肮脏的空间。敞开门，外面人声嘈杂；关上门，里面没有可逗留的座椅。

护士不能详细介绍情况。叫我去医护室。我去了不一会，两位青年人跟进。主治大夫已经下班。值班大夫简要重复了我已经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后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这个病人生命能维持多久。

一个月？我问。他摇头。

一周？他不置可否。接着告知：“所有抢救的药物都已经用到最大剂量了”。

这意味着，医学上没有任何办法进一步挽救了。包先生左右似乎无人。值班医生回答说“家属有人在大厅。”可是我碰巧没有看见。“也有朋友来看过，下午来过一个中年男人（我猜想那是刘晓波），跟家属商量病人的事情。”

看看没事，两位青年人大概觉得使命完成，无事可做，离去了。

我坐在医护室不肯走。但是脑子一片空白，似乎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拜托你们尽可能照顾好他。”说完，我知道这是一句废话。这是为活着的亲友做的事，包先生已经不会有知觉了。

二

包遵信先生主编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席卷我的案头和心室。跟许多后辈学人一样，我是通过这套丛书才知道包遵信这个名字的。不过我与包先生的公谊私交，如包先生在他的《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所言，是因为我的学术著作《史前意识的回声》的出版事宜而起。

他回忆说，我给他寄上自己被出版社退的书稿，看看他是否能为这部稿子介绍出版。正是如此。不过包先生可能有所不知，这书本来就是应当时“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谢选骏之约写的。我理所当然认为应由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书的副标题是“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从中国史前原生神话、深层心理结构出发，比较西方民族特质和历史模式，探讨并提出中国民族迥然相异的心理、生命结构和历史模式，引进艺术人类学和深层心理学作为方法，提出西方历史“共时互补型”历史解释模式，并以此为参照，论证“历时消长型”的中国历史的先验民族宿命。谢选骏当时已经是中国神话学著名学者，他在一个杂志上看中我的一篇从中国原生神话的狂放不羁论述中国当时文艺崇高美的长篇论文，遂约我扩展为书稿。这部书稿的思想，在当时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美学工作者会议上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发言一出，讨论热烈，几乎扭转了当时会议的中心议题。后来王仲先生在北京他府上，特邀中国社科院等各界人士，为我举办了小型作品研讨会。我从别人的反应中印证了自己思想的力量。因而当谢选骏告诉我，“走向未来丛书”将我的书稿撤版，原因仅仅是编辑们之间的人事纠纷时，我对“因人废书”很不以为然。所以毛遂自荐到包先生那里。老包当时已经退为顾问，不大了解具体情况。

包先生在回忆里说：“这事办妥之后，我就给北明一信，告诉她书稿已为人民出版社接受，纳入‘东方学术丛书’。不料一周之后收到她的回信，说她已将书稿交给湖南出版社，还让我给她的书写一篇序。这就是现代青年知识分子办事与待人的特点，我虽然不能接受却能理解，所以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一番热情就这么生气结了。” （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p.165。）

网络年代以前，人的交往如此脆薄而盲目：我当时与包先生尚无一面之缘，既不知道这样的信，包先生“每年都要收到数十封，只要有可能，也尽自己力量去办”，也不敢设想他能全力推荐。事实上，我给包先生发出书稿求荐信后，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他人物大，我人物小，我自尊尊人，忍住不催。然而无论多忍，毕竟不忍书稿石沉大海，只好另觅出路。不料，就在湖南出版社接受书稿，迅速回复，并已排版的时候，包先生来信了。他虽然没有即时回复我，但是不仅看了书稿，而且推荐到“人民出版社”，并且已决定纳入《东方学术丛书》出版。记得当时我拿着这封信，意外地欢乐，深为包先生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和地方的“湖南出版社”相比，我当然知道前者的招牌和影响力远非后者能比。但是我觉得，湖南出版社既然首先答应出此书，而我与他们已经达成协议，我就该信守承诺，不得出尔反尔。思虑再三，我给包先生去信做了解释。当时我不知道包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也无法判断被谢绝之后他的失望程度，自以为他必会理解。书有了婆家，才好意思请人作序，既然包先生推荐出版，说明他对本书确实认同，于是我壮着胆子请他作序。他的序言很快寄来了。

迟至今年（2007年）我才读到他有关我们相识缘起的回忆文字，为时甚晚地获知他对此书确然有相当肯定的评价，而且对于我的跳槽，他虽然理解但非常失望，那篇序言，竟是在那种心情下作的。我亲眼看见自己的粗疏何等糟糕！特丽莎修女说：人之间“最优先的需要是沟通”。可是，在沟通不利的情况下，人类靠什么维持彼此的信任？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是靠了包先生的君子雅量，我的粗疏才得到原谅，那篇序言才如期而至。我想象过，同样故事若发生在其他学术前辈身上，无论我对他们尊崇与否，大概会有不同的结局。

为撰写此文，确证上述回忆中的细节时，我拨通了此书编辑谢选骏的电话。老朋友谢选骏告诉我，他自己的书，就被包遵信枪毙过两次。他与老包有私交，他当下就在电话里说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一次二人见面，选骏从书包里拿出进口香烟，老包一见，声言不喜欢。于是选骏掏出另一条国产云烟，老包眉开眼笑。不过老包接过云烟，见谢选骏收回进口烟，嚷着说，进口的也要留下！选骏说，他们的交道是朋友之道。老包与我素昧平生，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跟我为数不多的学界友人一样，看了我文章书稿，理所当然把我谬当男人。直到为我的书做完序，他“才知道北明是位女性”。他枪毙选骏著作，只能说明他们学术观点不同。他毙了人家著作还跟人家嚷着要烟，说明他实在心无芥蒂。由此可见他举贤荐人不论亲疏，褒贬物事不从风潮，持诚穷理，信而躬行的品质。

我深知在平庸人界生活，有此心容易，践此念难。老包的诚信正直，达观大度，是他能够消解平庸的实力。

回顾与包先生的交往感受，除了敬服和慨叹，是一连串歉疚。包先生为这部书做的序，没有出现在扉页上，被我拿掉了。我当时读了他寄来的序言，认为他自说自话，陈述的是与本书无关的思想。我当时被抽象理论和艺术人类学方法限定了心智，居然觉得他没读懂我著述的题旨。我一脑门子远古时代、中国民族原生态的“远见卓识”，要为穷究中国民族基因而献身。名人提携当然重要，但是文不对题我宁肯放弃。那时我年轻，思维新锐，感受夸张，做事不论天高地厚。我思虑再三，为免双方都尴尬，终于决定不把拿掉序言的事告诉他。虽然如此，对老包，我的内心开始生长歉意。 

不久六四枪响，物是人非。八十年代迅速退为历史，除了参与者心中的怅惘和脚下的踉跄，那段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堪称辉煌的播种季节，收获的竟是漫无边际的犬儒主义。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大批领军人物出局，思想学问再度中断，我的生存方式改变，学术生涯中断。出走美国新大陆，迫于生计，绑在新闻职业快车上，时而殚精竭虑地效法布莱恩•麦基，试图在每天日落而逝的消息中，注入些可以留存下来的思想原料。渐渐地，心中沧海桑田，把大洋那头八十年代的热忱锁进抽屉了。

不料数年前，姜戎先生所著《狼图腾》在国内大热，碰巧老朋友丁东到访，告诉我，包先生在一次友人聚会（或研讨会——记不清了）上说：《狼图腾》所提出的题旨，早在十几年前北明就提出来了 。

异乡二十年，我因冷眼观看海内海外各路中国风景，返求诸己，自我否定得厉害。听闻此言，我买了一本《狼图腾》，认真读毕，又把自己那书找出来，学习他人学说一样，学习了一遍。看见《狼图腾》这书本是非小说著作，旨在从远古遗传看取中国民族来路与去向。在研究思路上或与我的《史前意识的回声》有相似之处。但是毫无疑问，那是作者多年草原生活与独立探索思考的结果。包先生任过数种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表过无数优秀书籍、漂亮文章，过目的文字数量难以计数，但他在那个枝繁叶茂的文字出版森林里，一直记得边远处我那株树苗的存在，这让我深为感动。而且，从他试图分类归聚那些相似林木的标准，我恍然悟到，包先生其实深得我那本小书之旨归。敝帚自珍不足为怪，但是他人的珍惜，却被我无端地忽略不计，我为此悄然惭愧无地。扪心自省，原因之一，不是我偃蹇狂傲，而是我自卑：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著作，能深得自己所敬重的学者前辈的赏识。我总以为那是尊者尊人，给我面子。这些迟到太久以至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感受，在遥远的太平洋这端，一时弥漫我的书房。

那本书作为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直接产物，命运乖舛。几经折腾之后，湖南出版社也未出成，最后经谢选骏的努力，是1989年4月在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开放丛书”付梓的。这书搭乘的是那个年代思想开放的末班车。它的印数只有800本，几乎等于没出。而且一出世就赶上八九隆冬，知识界花果飘零，一时间无人读书。它的难产以及产后的孤冷，不过是中国数次断代折腰、巨创深痛中的一声微茫沉吟而已。

去年与包先生在北京见面，提及遥远年代里的这篇序言，本来决意直言相告，再做些解释，不料包先生接过话头告诉我：

“我那篇序言因为八九年的原因没有出来，是吧？”我犹豫着，点了一下头。仔细检点自己人生的背包，惟有对老包的歉意越来越沉，挥之不去。

不仅歉然，而且后悔。如果当初我不“封杀”他的序言，那序言可能将成为老包被当局封杀之前出版的最后一篇学术性的文字？即或不是，有这样一位为八九受难坚持到最后的先驱所写的序在我的书中，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是我的光荣。

三

与包遵信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九年四月下旬的北京，老包给我的印象朴素，自然，简洁。与他直接的、频繁的接触是八九年五月。当时我们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编辑那份著名却短命的非官方小报“新闻快讯”。那些繁忙的日子，社科院大楼里无人上班，社科院、体改所、出版社、报社，各大学院校各界有影响的知识人、广场的学生领袖以及外地声援的大学生代表和香港记者都在那里来去匆匆。来了开会讨论局势，分析动向，商议对策，开完了会统统上广场参与静坐或上大街参加游行。5•20戒严令一宣布，人心愤怒，气氛紧张，涌上街头声援学生的市民和知识人更多了。我是不多几个守在政治学所，编辑这份小报的人之一。并非我不愿意上街，我是按奈住激动和焦虑，强迫自己留下来办报的。其原因，一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刊物编辑，在那次戒严令引发的知识界联席会议上举了手，表示自愿参与创办这份小报，我不能食言；二是因为包先生是这份报纸的主编，我因前述的书稿事，自觉对不住包先生，希望将功补过。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在政治学所那些陌生面孔中，包先生平易近人，我于是断定与他共事简单、舒畅，没麻烦。事实果然如此。

而今包先生走了，回首这段往事，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导致我注定要再度愧对他：

报纸办了不久，我就离开了。不辞而别。而且，是在几乎无人编辑的情况下悄然离去的。更有甚者，我是撇下包先生的一项特别嘱托而走的：那时，他的家已经被盯梢，人也被四处跟踪。为了防止绑架，他居无定所，行踪诡秘。有一天，包先生把我叫出政治学所办公室，在楼道的一个角落，把随身携带的一大包东西，文件、信件、重要手稿，以及港台一些记者的联络地址电话，统统交给我。他说：

“我不方便也不安全，拜托你把它保管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转交别人。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按照这里面的地址和电话，跟香港记者林翠芬小姐联系。”

这等于交待“后事”。老包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亲人，加起来肯定成百上千；“走向未来丛书”使他名声大振，愿意为他效力的青年人，从人山人海的广场和北京大街上可以召之即来。他却把这事情托付给了我。他语气平淡，神态平静，并未特别强调此事的重要性。但是我知道，接下这包东西，我就接受了一个危难中的信任和托付。包先生过去没有把我的请求扔出门，即便因为我的莽撞和粗疏而生气，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郑重接下那包东西，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不几天，我就把包先生危难中的信任扔在了门外，自己走了！

人一生，有些事情和细节，随时光流逝而淡忘，有些事情和细节则历时弥久而常存。我忘不掉的一个细节是，那一天如几天以来一样，我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去“上班”办快讯时的一件事。上行中的电梯停下来，电梯门一开，老包走了进来。他一见电梯间是我，喜形于色：

“哎呀，北明你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回答道：“说了会来，我就会来。”那些日子，每天我“下班”离开时，老包会顺便问一句：“明天来不来？”每次我都回答“来”。电梯间里，老包听了我的回答，突然沉默片刻，然后说：“北明，跟你合作很愉快！”他是由衷的。这人眼睛里不藏尘。

我也很愉快！我心想，我没说。我没好意思说。我没法说。因为我刚刚犹豫了一整夜，正在合计是否应该明天就离开。都说我缺心少肺。可是跟包先生这样敞亮的人在一起，用心计的是我。

现在重温这个细节，我觉得电梯间里那句话，是包先生对我的最高奖赏，也是我心中深痛愧疚的原因。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为了悄悄离开，我不辞而别，就象一个阴谋。这是我一生所干的最缺德的事。我是外地人，在北京逗留已久，“弹尽粮绝”。尤其郑义的状况堪忧：他每日必服的肝炎药早已告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不少朋友私下反复警告说，郑义上了黑名单，他最好尽快离开。我对他安全和健康的忧虑，日甚一日。再说那些天，广场上旗多人少，疲惫不堪的抗议者们纷纷回校休息，留下来的大多是外地声援学生。我猜想，再这样下去，这场运动势必被拖垮。我没有嗅出广场之外的任何暴戾血腥气，只觉得秋后算账的脚步正悄然迫近。我每天劝郑义先行一步，回太原家中修整。他初说不必，继不表态，最后表示，他绝无先行离开之理，如果我不与他同行，他就不走。他同样担心我的安全。5月26日晚，山西故交赵瑜前来劝行，来回劝，跟我一起劝完郑义，再跟郑义一起劝我。

我开始考虑撤退的可能。但是立即发现很难：我一走，快讯将无人料理；而我不走，郑义将无从料理。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房间，光线昏暗。终于在那一天，我盘腿而坐，良久，鼓起力气，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公义和私情中，我选择了后者。这就等于，在快讯和郑义之间，我选择郑义。

主意一定，我捧住老包的信托，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别无选择地，我把它一分两半：东西交给赵瑜。我盯住赵瑜的眼睛，听他对我保证再三：无论如何保存住，必要时只能面交老包；愧疚装进行囊，我背着它离开北京、离开快讯、离开天安门广场。

就在那个决定做出的几天前，在社科院门前，我看见老包对劝他及时规避的人大声说，“我不走！譲他们来抓嘛！”我明明知道老包凶多吉少！我明明知道自己形同“涅柯瓦托夫斯基”（我在心中杜撰了这个人和他的名字），行前，将十二月党人入狱前嘱托的东西，转手了！

1993年我和郑义抵达美国，在新泽西州一所大学里，我应邀演讲自己的八九经历。当我用拙劣的英文告诉在场观众，“在工作与丈夫之间，不是那么好选择，我最终选择了丈夫”的时候，场下的反映热烈而轻松。美国是个人性化的国度，没有人鼓励你为了事业，背弃家人。可是我笑不出来。我没有提及那包东西，那个信任，那次承诺。此前流亡时写的回忆中没有提及，在任何公共场合我都避免提起。因为当时老包尚未出狱，任何闪失，都可能造成他的刑期加重。这更导致我背包里的歉疚结结实实、沉沉掂掂，无处转移。（在最近的有关包遵信的回忆文章中我才知道，我在大学讲演这段故事时，包先生已经提前获释出狱了。）

迟至今年（2007年）夏天，我才获知包先生对我不辞而别的反应。他写到：“北明编完了第四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打电话到她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回答说他们已经走了。”

包先生不知道郑义使我分身无术；包先生可能也不知道我如何处理了他亲手交托于我的那些能使他获罪的材料。他本该责我不信不义。至少，他该对我置“快讯”于不顾、一去不复返有所怨怼。24小时前，我才保证“说了回来一定会来”，那声音还在电梯里余音回荡！可是包先生当时没有丝毫怪罪我。五年牢狱之灾归来，他回忆中仍旧矢口不提我的失信，却说“北明的走是因为太累”，等于为我开脱。包先生笔下留情、心地善良、胸襟坦阔，不纳些须苦毒。

这不是他给我的特殊待遇，这是他自己人格的特征。我相信，与他有接触的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和评价。

四

八九年五月末，我离开北京，背着歉疚进出家门、进出牢门，最后遁出国门。

在囚中审问期间，我与包遵信秘密为邻，先后同押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和昌平县招待所。为开脱老包主编“新闻快讯”的“罪责”，我写了一万多字的辩护材料。而且应办案人员的要求，写了两次。我反复说明当时群龙无首，人自为政，包遵信无涉主编和编审的工作。当然尽力按照这个说法夸大其词，以便大事化小。

“有用吗？”提交这份厚厚的文字时，我问要求我重写这份辩护材料的办案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关键看你写的是不是真的”。——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榨干你的智慧，榨取你的勇气。但是另一个姓卢的办案人员对我说：“反正我们会把它拿到法庭上去。” 临到我取保候审走出囚禁，听说他被送秦城了。

老包“罪”之光荣我不能比。八九中，他并无意成为知识界的实际首领；审讯时，他承担天塌下来时的陨石暴尘。审讯我们的警察中有不少人同情他，说：“老包好说话。闹事的时候，他们拽着他干，现在全都推给他了。墙倒众人推！”

这句话，我们得记住，是办案人员说的：老包之获罪，“墙倒众人推！”

我一直以为老包入狱，是因为他真的不走，等人家来抓。今年（2007年）看他的回忆录，才知道他还是跑了一阵子的。跑得不成样子，有些敷衍了事。他逃跑的文字，我看来看去看不出诚意。要跑，他交我保管那包东西时，就该拿着它，早早地跑；再迟，也该跟严家祺、刘再复等一起，里应外合地跑；最不济，也该风雨绸缪、长远规划地跑。可是他人在京城，两次看见了自己的黑名单，仍不思避走。军队开枪镇压了，他倒返回自己家了。他“脑袋发麻，……根本没想到要逃走”。他是突然被友人王军涛接走而被动出逃的。还走投无路地逃到了自己家乡，等于自投罗网。

包先生被捕，是命中注定的。——他骨子里不想逃。

包先生在监中，就是“史家笔法”。在北京的潮白河招待所审讯期间的那个清早，我听见隔壁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他的大嗓门：

“好好，就我所知都写下来！”

我当时对此言的理解是，“我不知道的就不写”。——我们总得用自己有限的智慧，保护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今年看了他的回忆录，我看明白他被捕审查期间为自己做的不是“无罪辩护”，而是“有罪陈述”。他直言所有自己参与的活动：“我做的事我一定承担，现在严家祺跑了，我绝不把应该我承担的问题推给他。” 包先生所以被判刑，是因为在极权体制的法庭上，他一开始就不打算证明自己无罪。

1919年，曼德尔施塔姆被关进单人囚室，面对刽子手，他不为自己辩护。他要求出去时，对看守说的话不是“我无罪”，而是：“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七十年之后，包括我在内，在众多被陷于荒谬罪恶泥沼中的八九良心犯中，我相信包遵信先生是唯一拒绝转换话语系统，正视极权恶法，潜怀春秋大义、践履史家人格，从而荣耀沉沦中国救赎之路的精神贵族。

他早就站在这个世界级别的先驱行列了：

“.八六年五月上海人邀各路英豪来开‘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那天，一位代表发言，要求共产党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包遵信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疑为“八十年代”——引者注），为甚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引自王容芬《民主中国》“救救民主祭坛上的祭品” ）。

面对奴役和压迫，俄罗斯知识人别尔嘉耶夫宣称，“我從來不是帝國的公民，我是它的囚徒”。在我们这个只能向后世提供教训，而且不断向后世提供教训的国度里，囚徒的待遇和身份，是题中应有之义。包先生坚守其价值，持守其信仰，纵使风潮流转，无论高墙内外，不曾丝毫懊悔。

我的万言辩护没起大作用。即便生效，也还是无用。包先生“罪行”罗织五项：“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宣传煽动”、“为反革命‘五.一七宣言’征集签名，并煽动‘倒邓’”、“参与炮制‘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策划成立非法组织；在香港报刊发表反动文章”。他“组织、出版反革命刊物《新闻快讯》”仅是其罪行之一，列为所有罪行中第三项。所有“罪行”都在宪法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权利之内。

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不期然再度忆起北京政保一处办案人员 “墙倒众人推” 的那句话，分外震耳。

这是审判者的私下结论。这是庭下记录、野笔青史。这是我们的耻辱，他的光荣。我愿包遵信先生在天之灵看见我这句话，了解我的愧疚。

1994年，我和郑义抵达美国第二年，传来了包先生出狱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剥夺言论权的消息。就是说，当局要把他废了，要让这个引发中国近代以来二度启蒙的青年导师彻底噤声，彻底消失。包遵信先生不惟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坐牢，不惟代表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极权体制的反对者受罚，出狱后，他背负的十字架，是残暴冷酷、荒谬愚昧的中国十字架，那是应当背在所有逃离中国的八九知识人和学生身上的十字架，也是应当背在成千上万拿美国八九绿卡的留学生身上的十字架。

我去过包先生在朝阳区东直门新源里那个家，两个印象记忆犹新：排不下的书籍，从书架上直摞到屋顶；摆不下的女儿的床，挤在黢黑窄小的衣帽间。——连这样的居住环境可能也将被收回。

那一年，我曾经为包先生寻求物质援助。可是“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委婉地告诉我：“我们的援助款项只给那些没有名气的小人物”。转而求助于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希望有关机构设法邀请包遵信到美国定居。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告诉我：“可以尝试，但是需要慎重。到了美国要自食其力，包先生是否有这个准备和能力？”我当时不知道包先生的清风健骨，他曾经为攒够一本书的钱，饿饭一个月。我只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要到美国洗盘子洗碗，情何以堪！我放弃了。末了，经黎安友先生努力，“中国人权”的援助款批了。一次性救济，大概一千多美金。确切数额，记忆模糊，但是杯水车薪、几至于无的印象，至今凿刻于脑际。

在他乡自由的土地上，流亡岁月正缓缓翻耕心灵冬季的土壤。播种的究竟是什么，当时无法知晓。我有些自顾不暇。我放弃了努力。我背包里的歉疚渐沉渐深，几乎融为体重，不想起，不觉得。

2007年12月4日动笔
2008年1月9日搁笔
2008年2月5日修正于美国墨根窑
期间始终多云不雪，寒飙不落。

 

一

“悲如奔丧。出发前数小时听闻包遵信先生再度住院。晨起摔倒后,脑颅大量出血，失去脉搏心跳，就近送往方庄东方医院。开颅手术清除积血后，人仍旧深度昏迷中。医生说希望渺茫：醒过来也是植物人了。飞机弧线绕行地球，经阿拉斯加，穿白令海峡、过西伯利亚，此刻舷窗外云海如山，陆沉万尺。去年此时奔母丧，浩茫心事被我抛在太平洋上空；今年此时探父疴访亲友，飘散依旧的长空悲愁里，竟不期然撞上包先生大限。天意吧？此时飞机上（电视里），中国一家赌场里正开盘赢局，哗哗啦啦破铜烂铁般落下大堆元宝来。如今的中国电视剧真是越来越写实了！要红酒一杯小酌，为弥留之际的包先生送行：黄金哄抬万万值，寂寞独坠植物识；萧萧长飞苍云里，默默一杯送我师。”

2007年10月25日，在云层中写下这段字，饮下那杯酒时我就知道，这位半世茫昧国度里的思想启蒙者、时穷断代中的衔启未来者，不日将撒手人寰,——母亲就是因为大量脑出血撒手而去的，走得不由分说。

为避免牵引骚扰，本来决定先省亲友，再探老包。飞机上我改了主意，一旦入关顺利，先奔老包，再言其他。同时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此行导致任何后患，听天由命。我欠这位师长的太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别无选择。

入关顺利，行李箱子却丢失一个。机场行李处解释说，那是“他人错拿”，但愿如此（次日箱子回来了，锁被撬，东西被翻）。出机场，站在大街上，我用公用电话拨响了警方。自从他们从人海里发现我，常规是他们找我“交个朋友”，表示关照。这次是我破例“登门报到”，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包先生人之将死，死者为大。我祈愿警方遵循人情常理，为我放行。老父亲友都在外地，探望不久于人世的我的老师，是我在京短暂逗留的唯一理由。

包先生病危消息尚未扩散，电话那头没有为难我。

本子记着越洋带来的老包地址：“北京东南，南二环，丰台区。方庄东方医院，神经科，重病监护病房”。当晚饭后7点多，出租车抵东方医院。夜幕降临，尘埃污染的空气里灯光黯淡。踏上通往住院部修建中的拼板走廊，大厅里光线昏暗。奔远处急诊接待处，问询神经外科。一对陌生青年男女，先于我，正打听神经外科、脑颅手术病人。他们是探望包先生的吗？但愿他们不是官方密探。上得楼去，他们居然正是探访包先生的！一同推门而入。

重症监护，居然也是三人同室。那两位青年男女面呈关切之情，辨认着包先生，似乎并不如我更熟悉他。

门口的床上仰卧一人，躯体短小，被各种胶布捆绑着，随呼吸微微起伏着。头部肿胀，纱布纠缠，眼睛被纱布遮盖，只露出下半张脸。凭直觉，我知道这是20年前曾经如电光石火般激活中国青年一代学子自由思想能量的包遵信先生。失去意识那颗头颅下方，有斑斑血迹；没有知觉的躯体连接着心脏监视器、输液管道、排泄管道等；不再发声的口腔插着呼吸管道，管子被胶带勒住，嘴唇完全变形，固定成非自然形状；不再挥动的右臂，如同借来的他人物什，插着管子，侧斜在身上。

他保持这个姿势多久了？会长褥疮吗？此刻他是否舒服？这等状态让人探望，他愿意吗？好好一个人，变成了这等模样！我的脑子转出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心中一片震动与悲凉。这些年来，亲友、师长健康相继告急，生活轨迹日益与医院、诊所，手术室、监护室乃至殡仪馆、火葬场、墓地相连，已然熟悉了心头那浑然不觉、挥之不去的忧郁。这次看见包先生，却仍然难以适应。

护士介绍说，他深度昏迷，完全失去知觉。只是有时插管子，他的手指头会动一下。

“他听不见人说话吗？”我问。即便植物人，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话语也可能做出反应。我希望包先生知道我来探望他了。

护士断然回答：“听不见。”即刻转过头，冲着床：“包遵信！包遵信！包遵信！”

她想证实她的结论。但是她机械化的没有温度的大叫，让我听出的是另一世界，一个与包先生没有关系、不能沟通、不在乎他是否活着的世界。对于那个世界，老包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符号。这当然不是护士的错。但是我极为反感这种呼叫、这个世界。包先生肯定不认同这个世界。

两位年青人逗留片刻，沉默着退出了。

我走近去仔细辩认，希望能够看出曾经熟悉的包先生容貌，哪怕一年多前他的神情。但是他的生机被无情的纱布绑住了。轻轻触摸他温热的手臂，凑近他耳边小声呼唤“包老师”，看不出任何反应。

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包遵信弥留的处所却远不如宾雁在美国告别人世的环境。那里是一个单间，室内有沙发、座椅、敞亮的窗户。小雁终日终夜守候。宾雁能够自主呼吸匀净，没有从头到脚被“绑架”。他侧卧的姿态安适，他断续的呼吸悠闲。而这里，除了被医疗设备绑架，包先生只能与人共享一个窄小肮脏的空间。敞开门，外面人声嘈杂；关上门，里面没有可逗留的座椅。

护士不能详细介绍情况。叫我去医护室。我去了不一会，两位青年人跟进。主治大夫已经下班。值班大夫简要重复了我已经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后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这个病人生命能维持多久。

一个月？我问。他摇头。

一周？他不置可否。接着告知：“所有抢救的药物都已经用到最大剂量了”。

这意味着，医学上没有任何办法进一步挽救了。包先生左右似乎无人。值班医生回答说“家属有人在大厅。”可是我碰巧没有看见。“也有朋友来看过，下午来过一个中年男人（我猜想那是刘晓波），跟家属商量病人的事情。”

看看没事，两位青年人大概觉得使命完成，无事可做，离去了。

我坐在医护室不肯走。但是脑子一片空白，似乎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拜托你们尽可能照顾好他。”说完，我知道这是一句废话。这是为活着的亲友做的事，包先生已经不会有知觉了。

二

包遵信先生主编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席卷我的案头和心室。跟许多后辈学人一样，我是通过这套丛书才知道包遵信这个名字的。不过我与包先生的公谊私交，如包先生在他的《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所言，是因为我的学术著作《史前意识的回声》的出版事宜而起。

他回忆说，我给他寄上自己被出版社退的书稿，看看他是否能为这部稿子介绍出版。正是如此。不过包先生可能有所不知，这书本来就是应当时“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谢选骏之约写的。我理所当然认为应由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书的副标题是“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从中国史前原生神话、深层心理结构出发，比较西方民族特质和历史模式，探讨并提出中国民族迥然相异的心理、生命结构和历史模式，引进艺术人类学和深层心理学作为方法，提出西方历史“共时互补型”历史解释模式，并以此为参照，论证“历时消长型”的中国历史的先验民族宿命。谢选骏当时已经是中国神话学著名学者，他在一个杂志上看中我的一篇从中国原生神话的狂放不羁论述中国当时文艺崇高美的长篇论文，遂约我扩展为书稿。这部书稿的思想，在当时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美学工作者会议上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发言一出，讨论热烈，几乎扭转了当时会议的中心议题。后来王仲先生在北京他府上，特邀中国社科院等各界人士，为我举办了小型作品研讨会。我从别人的反应中印证了自己思想的力量。因而当谢选骏告诉我，“走向未来丛书”将我的书稿撤版，原因仅仅是编辑们之间的人事纠纷时，我对“因人废书”很不以为然。所以毛遂自荐到包先生那里。老包当时已经退为顾问，不大了解具体情况。

包先生在回忆里说：“这事办妥之后，我就给北明一信，告诉她书稿已为人民出版社接受，纳入‘东方学术丛书’。不料一周之后收到她的回信，说她已将书稿交给湖南出版社，还让我给她的书写一篇序。这就是现代青年知识分子办事与待人的特点，我虽然不能接受却能理解，所以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一番热情就这么生气结了。” （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p.165。）

网络年代以前，人的交往如此脆薄而盲目：我当时与包先生尚无一面之缘，既不知道这样的信，包先生“每年都要收到数十封，只要有可能，也尽自己力量去办”，也不敢设想他能全力推荐。事实上，我给包先生发出书稿求荐信后，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他人物大，我人物小，我自尊尊人，忍住不催。然而无论多忍，毕竟不忍书稿石沉大海，只好另觅出路。不料，就在湖南出版社接受书稿，迅速回复，并已排版的时候，包先生来信了。他虽然没有即时回复我，但是不仅看了书稿，而且推荐到“人民出版社”，并且已决定纳入《东方学术丛书》出版。记得当时我拿着这封信，意外地欢乐，深为包先生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和地方的“湖南出版社”相比，我当然知道前者的招牌和影响力远非后者能比。但是我觉得，湖南出版社既然首先答应出此书，而我与他们已经达成协议，我就该信守承诺，不得出尔反尔。思虑再三，我给包先生去信做了解释。当时我不知道包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也无法判断被谢绝之后他的失望程度，自以为他必会理解。书有了婆家，才好意思请人作序，既然包先生推荐出版，说明他对本书确实认同，于是我壮着胆子请他作序。他的序言很快寄来了。

迟至今年（2007年）我才读到他有关我们相识缘起的回忆文字，为时甚晚地获知他对此书确然有相当肯定的评价，而且对于我的跳槽，他虽然理解但非常失望，那篇序言，竟是在那种心情下作的。我亲眼看见自己的粗疏何等糟糕！特丽莎修女说：人之间“最优先的需要是沟通”。可是，在沟通不利的情况下，人类靠什么维持彼此的信任？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是靠了包先生的君子雅量，我的粗疏才得到原谅，那篇序言才如期而至。我想象过，同样故事若发生在其他学术前辈身上，无论我对他们尊崇与否，大概会有不同的结局。

为撰写此文，确证上述回忆中的细节时，我拨通了此书编辑谢选骏的电话。老朋友谢选骏告诉我，他自己的书，就被包遵信枪毙过两次。他与老包有私交，他当下就在电话里说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一次二人见面，选骏从书包里拿出进口香烟，老包一见，声言不喜欢。于是选骏掏出另一条国产云烟，老包眉开眼笑。不过老包接过云烟，见谢选骏收回进口烟，嚷着说，进口的也要留下！选骏说，他们的交道是朋友之道。老包与我素昧平生，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跟我为数不多的学界友人一样，看了我文章书稿，理所当然把我谬当男人。直到为我的书做完序，他“才知道北明是位女性”。他枪毙选骏著作，只能说明他们学术观点不同。他毙了人家著作还跟人家嚷着要烟，说明他实在心无芥蒂。由此可见他举贤荐人不论亲疏，褒贬物事不从风潮，持诚穷理，信而躬行的品质。

我深知在平庸人界生活，有此心容易，践此念难。老包的诚信正直，达观大度，是他能够消解平庸的实力。

回顾与包先生的交往感受，除了敬服和慨叹，是一连串歉疚。包先生为这部书做的序，没有出现在扉页上，被我拿掉了。我当时读了他寄来的序言，认为他自说自话，陈述的是与本书无关的思想。我当时被抽象理论和艺术人类学方法限定了心智，居然觉得他没读懂我著述的题旨。我一脑门子远古时代、中国民族原生态的“远见卓识”，要为穷究中国民族基因而献身。名人提携当然重要，但是文不对题我宁肯放弃。那时我年轻，思维新锐，感受夸张，做事不论天高地厚。我思虑再三，为免双方都尴尬，终于决定不把拿掉序言的事告诉他。虽然如此，对老包，我的内心开始生长歉意。 

不久六四枪响，物是人非。八十年代迅速退为历史，除了参与者心中的怅惘和脚下的踉跄，那段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堪称辉煌的播种季节，收获的竟是漫无边际的犬儒主义。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大批领军人物出局，思想学问再度中断，我的生存方式改变，学术生涯中断。出走美国新大陆，迫于生计，绑在新闻职业快车上，时而殚精竭虑地效法布莱恩•麦基，试图在每天日落而逝的消息中，注入些可以留存下来的思想原料。渐渐地，心中沧海桑田，把大洋那头八十年代的热忱锁进抽屉了。

不料数年前，姜戎先生所著《狼图腾》在国内大热，碰巧老朋友丁东到访，告诉我，包先生在一次友人聚会（或研讨会——记不清了）上说：《狼图腾》所提出的题旨，早在十几年前北明就提出来了 。

异乡二十年，我因冷眼观看海内海外各路中国风景，返求诸己，自我否定得厉害。听闻此言，我买了一本《狼图腾》，认真读毕，又把自己那书找出来，学习他人学说一样，学习了一遍。看见《狼图腾》这书本是非小说著作，旨在从远古遗传看取中国民族来路与去向。在研究思路上或与我的《史前意识的回声》有相似之处。但是毫无疑问，那是作者多年草原生活与独立探索思考的结果。包先生任过数种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表过无数优秀书籍、漂亮文章，过目的文字数量难以计数，但他在那个枝繁叶茂的文字出版森林里，一直记得边远处我那株树苗的存在，这让我深为感动。而且，从他试图分类归聚那些相似林木的标准，我恍然悟到，包先生其实深得我那本小书之旨归。敝帚自珍不足为怪，但是他人的珍惜，却被我无端地忽略不计，我为此悄然惭愧无地。扪心自省，原因之一，不是我偃蹇狂傲，而是我自卑：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著作，能深得自己所敬重的学者前辈的赏识。我总以为那是尊者尊人，给我面子。这些迟到太久以至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感受，在遥远的太平洋这端，一时弥漫我的书房。

那本书作为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直接产物，命运乖舛。几经折腾之后，湖南出版社也未出成，最后经谢选骏的努力，是1989年4月在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开放丛书”付梓的。这书搭乘的是那个年代思想开放的末班车。它的印数只有800本，几乎等于没出。而且一出世就赶上八九隆冬，知识界花果飘零，一时间无人读书。它的难产以及产后的孤冷，不过是中国数次断代折腰、巨创深痛中的一声微茫沉吟而已。

去年与包先生在北京见面，提及遥远年代里的这篇序言，本来决意直言相告，再做些解释，不料包先生接过话头告诉我：

“我那篇序言因为八九年的原因没有出来，是吧？”我犹豫着，点了一下头。仔细检点自己人生的背包，惟有对老包的歉意越来越沉，挥之不去。

不仅歉然，而且后悔。如果当初我不“封杀”他的序言，那序言可能将成为老包被当局封杀之前出版的最后一篇学术性的文字？即或不是，有这样一位为八九受难坚持到最后的先驱所写的序在我的书中，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是我的光荣。

三

与包遵信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九年四月下旬的北京，老包给我的印象朴素，自然，简洁。与他直接的、频繁的接触是八九年五月。当时我们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编辑那份著名却短命的非官方小报“新闻快讯”。那些繁忙的日子，社科院大楼里无人上班，社科院、体改所、出版社、报社，各大学院校各界有影响的知识人、广场的学生领袖以及外地声援的大学生代表和香港记者都在那里来去匆匆。来了开会讨论局势，分析动向，商议对策，开完了会统统上广场参与静坐或上大街参加游行。5•20戒严令一宣布，人心愤怒，气氛紧张，涌上街头声援学生的市民和知识人更多了。我是不多几个守在政治学所，编辑这份小报的人之一。并非我不愿意上街，我是按奈住激动和焦虑，强迫自己留下来办报的。其原因，一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刊物编辑，在那次戒严令引发的知识界联席会议上举了手，表示自愿参与创办这份小报，我不能食言；二是因为包先生是这份报纸的主编，我因前述的书稿事，自觉对不住包先生，希望将功补过。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在政治学所那些陌生面孔中，包先生平易近人，我于是断定与他共事简单、舒畅，没麻烦。事实果然如此。

而今包先生走了，回首这段往事，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导致我注定要再度愧对他：

报纸办了不久，我就离开了。不辞而别。而且，是在几乎无人编辑的情况下悄然离去的。更有甚者，我是撇下包先生的一项特别嘱托而走的：那时，他的家已经被盯梢，人也被四处跟踪。为了防止绑架，他居无定所，行踪诡秘。有一天，包先生把我叫出政治学所办公室，在楼道的一个角落，把随身携带的一大包东西，文件、信件、重要手稿，以及港台一些记者的联络地址电话，统统交给我。他说：

“我不方便也不安全，拜托你把它保管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转交别人。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按照这里面的地址和电话，跟香港记者林翠芬小姐联系。”

这等于交待“后事”。老包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亲人，加起来肯定成百上千；“走向未来丛书”使他名声大振，愿意为他效力的青年人，从人山人海的广场和北京大街上可以召之即来。他却把这事情托付给了我。他语气平淡，神态平静，并未特别强调此事的重要性。但是我知道，接下这包东西，我就接受了一个危难中的信任和托付。包先生过去没有把我的请求扔出门，即便因为我的莽撞和粗疏而生气，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郑重接下那包东西，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不几天，我就把包先生危难中的信任扔在了门外，自己走了！

人一生，有些事情和细节，随时光流逝而淡忘，有些事情和细节则历时弥久而常存。我忘不掉的一个细节是，那一天如几天以来一样，我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去“上班”办快讯时的一件事。上行中的电梯停下来，电梯门一开，老包走了进来。他一见电梯间是我，喜形于色：

“哎呀，北明你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回答道：“说了会来，我就会来。”那些日子，每天我“下班”离开时，老包会顺便问一句：“明天来不来？”每次我都回答“来”。电梯间里，老包听了我的回答，突然沉默片刻，然后说：“北明，跟你合作很愉快！”他是由衷的。这人眼睛里不藏尘。

我也很愉快！我心想，我没说。我没好意思说。我没法说。因为我刚刚犹豫了一整夜，正在合计是否应该明天就离开。都说我缺心少肺。可是跟包先生这样敞亮的人在一起，用心计的是我。

现在重温这个细节，我觉得电梯间里那句话，是包先生对我的最高奖赏，也是我心中深痛愧疚的原因。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为了悄悄离开，我不辞而别，就象一个阴谋。这是我一生所干的最缺德的事。我是外地人，在北京逗留已久，“弹尽粮绝”。尤其郑义的状况堪忧：他每日必服的肝炎药早已告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不少朋友私下反复警告说，郑义上了黑名单，他最好尽快离开。我对他安全和健康的忧虑，日甚一日。再说那些天，广场上旗多人少，疲惫不堪的抗议者们纷纷回校休息，留下来的大多是外地声援学生。我猜想，再这样下去，这场运动势必被拖垮。我没有嗅出广场之外的任何暴戾血腥气，只觉得秋后算账的脚步正悄然迫近。我每天劝郑义先行一步，回太原家中修整。他初说不必，继不表态，最后表示，他绝无先行离开之理，如果我不与他同行，他就不走。他同样担心我的安全。5月26日晚，山西故交赵瑜前来劝行，来回劝，跟我一起劝完郑义，再跟郑义一起劝我。

我开始考虑撤退的可能。但是立即发现很难：我一走，快讯将无人料理；而我不走，郑义将无从料理。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房间，光线昏暗。终于在那一天，我盘腿而坐，良久，鼓起力气，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公义和私情中，我选择了后者。这就等于，在快讯和郑义之间，我选择郑义。

主意一定，我捧住老包的信托，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别无选择地，我把它一分两半：东西交给赵瑜。我盯住赵瑜的眼睛，听他对我保证再三：无论如何保存住，必要时只能面交老包；愧疚装进行囊，我背着它离开北京、离开快讯、离开天安门广场。

就在那个决定做出的几天前，在社科院门前，我看见老包对劝他及时规避的人大声说，“我不走！譲他们来抓嘛！”我明明知道老包凶多吉少！我明明知道自己形同“涅柯瓦托夫斯基”（我在心中杜撰了这个人和他的名字），行前，将十二月党人入狱前嘱托的东西，转手了！

1993年我和郑义抵达美国，在新泽西州一所大学里，我应邀演讲自己的八九经历。当我用拙劣的英文告诉在场观众，“在工作与丈夫之间，不是那么好选择，我最终选择了丈夫”的时候，场下的反映热烈而轻松。美国是个人性化的国度，没有人鼓励你为了事业，背弃家人。可是我笑不出来。我没有提及那包东西，那个信任，那次承诺。此前流亡时写的回忆中没有提及，在任何公共场合我都避免提起。因为当时老包尚未出狱，任何闪失，都可能造成他的刑期加重。这更导致我背包里的歉疚结结实实、沉沉掂掂，无处转移。（在最近的有关包遵信的回忆文章中我才知道，我在大学讲演这段故事时，包先生已经提前获释出狱了。）

迟至今年（2007年）夏天，我才获知包先生对我不辞而别的反应。他写到：“北明编完了第四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打电话到她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回答说他们已经走了。”

包先生不知道郑义使我分身无术；包先生可能也不知道我如何处理了他亲手交托于我的那些能使他获罪的材料。他本该责我不信不义。至少，他该对我置“快讯”于不顾、一去不复返有所怨怼。24小时前，我才保证“说了回来一定会来”，那声音还在电梯里余音回荡！可是包先生当时没有丝毫怪罪我。五年牢狱之灾归来，他回忆中仍旧矢口不提我的失信，却说“北明的走是因为太累”，等于为我开脱。包先生笔下留情、心地善良、胸襟坦阔，不纳些须苦毒。

这不是他给我的特殊待遇，这是他自己人格的特征。我相信，与他有接触的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和评价。

四

八九年五月末，我离开北京，背着歉疚进出家门、进出牢门，最后遁出国门。

在囚中审问期间，我与包遵信秘密为邻，先后同押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和昌平县招待所。为开脱老包主编“新闻快讯”的“罪责”，我写了一万多字的辩护材料。而且应办案人员的要求，写了两次。我反复说明当时群龙无首，人自为政，包遵信无涉主编和编审的工作。当然尽力按照这个说法夸大其词，以便大事化小。

“有用吗？”提交这份厚厚的文字时，我问要求我重写这份辩护材料的办案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关键看你写的是不是真的”。——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榨干你的智慧，榨取你的勇气。但是另一个姓卢的办案人员对我说：“反正我们会把它拿到法庭上去。” 临到我取保候审走出囚禁，听说他被送秦城了。

老包“罪”之光荣我不能比。八九中，他并无意成为知识界的实际首领；审讯时，他承担天塌下来时的陨石暴尘。审讯我们的警察中有不少人同情他，说：“老包好说话。闹事的时候，他们拽着他干，现在全都推给他了。墙倒众人推！”

这句话，我们得记住，是办案人员说的：老包之获罪，“墙倒众人推！”

我一直以为老包入狱，是因为他真的不走，等人家来抓。今年（2007年）看他的回忆录，才知道他还是跑了一阵子的。跑得不成样子，有些敷衍了事。他逃跑的文字，我看来看去看不出诚意。要跑，他交我保管那包东西时，就该拿着它，早早地跑；再迟，也该跟严家祺、刘再复等一起，里应外合地跑；最不济，也该风雨绸缪、长远规划地跑。可是他人在京城，两次看见了自己的黑名单，仍不思避走。军队开枪镇压了，他倒返回自己家了。他“脑袋发麻，……根本没想到要逃走”。他是突然被友人王军涛接走而被动出逃的。还走投无路地逃到了自己家乡，等于自投罗网。

包先生被捕，是命中注定的。——他骨子里不想逃。

包先生在监中，就是“史家笔法”。在北京的潮白河招待所审讯期间的那个清早，我听见隔壁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他的大嗓门：

“好好，就我所知都写下来！”

我当时对此言的理解是，“我不知道的就不写”。——我们总得用自己有限的智慧，保护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今年看了他的回忆录，我看明白他被捕审查期间为自己做的不是“无罪辩护”，而是“有罪陈述”。他直言所有自己参与的活动：“我做的事我一定承担，现在严家祺跑了，我绝不把应该我承担的问题推给他。” 包先生所以被判刑，是因为在极权体制的法庭上，他一开始就不打算证明自己无罪。

1919年，曼德尔施塔姆被关进单人囚室，面对刽子手，他不为自己辩护。他要求出去时，对看守说的话不是“我无罪”，而是：“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七十年之后，包括我在内，在众多被陷于荒谬罪恶泥沼中的八九良心犯中，我相信包遵信先生是唯一拒绝转换话语系统，正视极权恶法，潜怀春秋大义、践履史家人格，从而荣耀沉沦中国救赎之路的精神贵族。

他早就站在这个世界级别的先驱行列了：

“.八六年五月上海人邀各路英豪来开‘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那天，一位代表发言，要求共产党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包遵信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疑为“八十年代”——引者注），为甚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引自王容芬《民主中国》“救救民主祭坛上的祭品” ）。

面对奴役和压迫，俄罗斯知识人别尔嘉耶夫宣称，“我從來不是帝國的公民，我是它的囚徒”。在我们这个只能向后世提供教训，而且不断向后世提供教训的国度里，囚徒的待遇和身份，是题中应有之义。包先生坚守其价值，持守其信仰，纵使风潮流转，无论高墙内外，不曾丝毫懊悔。

我的万言辩护没起大作用。即便生效，也还是无用。包先生“罪行”罗织五项：“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宣传煽动”、“为反革命‘五.一七宣言’征集签名，并煽动‘倒邓’”、“参与炮制‘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策划成立非法组织；在香港报刊发表反动文章”。他“组织、出版反革命刊物《新闻快讯》”仅是其罪行之一，列为所有罪行中第三项。所有“罪行”都在宪法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权利之内。

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不期然再度忆起北京政保一处办案人员 “墙倒众人推” 的那句话，分外震耳。

这是审判者的私下结论。这是庭下记录、野笔青史。这是我们的耻辱，他的光荣。我愿包遵信先生在天之灵看见我这句话，了解我的愧疚。

1994年，我和郑义抵达美国第二年，传来了包先生出狱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剥夺言论权的消息。就是说，当局要把他废了，要让这个引发中国近代以来二度启蒙的青年导师彻底噤声，彻底消失。包遵信先生不惟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坐牢，不惟代表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极权体制的反对者受罚，出狱后，他背负的十字架，是残暴冷酷、荒谬愚昧的中国十字架，那是应当背在所有逃离中国的八九知识人和学生身上的十字架，也是应当背在成千上万拿美国八九绿卡的留学生身上的十字架。

我去过包先生在朝阳区东直门新源里那个家，两个印象记忆犹新：排不下的书籍，从书架上直摞到屋顶；摆不下的女儿的床，挤在黢黑窄小的衣帽间。——连这样的居住环境可能也将被收回。

那一年，我曾经为包先生寻求物质援助。可是“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委婉地告诉我：“我们的援助款项只给那些没有名气的小人物”。转而求助于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希望有关机构设法邀请包遵信到美国定居。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告诉我：“可以尝试，但是需要慎重。到了美国要自食其力，包先生是否有这个准备和能力？”我当时不知道包先生的清风健骨，他曾经为攒够一本书的钱，饿饭一个月。我只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要到美国洗盘子洗碗，情何以堪！我放弃了。末了，经黎安友先生努力，“中国人权”的援助款批了。一次性救济，大概一千多美金。确切数额，记忆模糊，但是杯水车薪、几至于无的印象，至今凿刻于脑际。

在他乡自由的土地上，流亡岁月正缓缓翻耕心灵冬季的土壤。播种的究竟是什么，当时无法知晓。我有些自顾不暇。我放弃了努力。我背包里的歉疚渐沉渐深，几乎融为体重，不想起，不觉得。

2007年12月4日动笔
2008年1月9日搁笔
2008年2月5日修正于美国墨根窑
期间始终多云不雪，寒飙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