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被捕产生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其中之一是王功权的被捕与释放。中国企业界人士很准确地解读了政府捉放王功权释放的信号：在商言商，不要参与到谋求社会、环境和政治变革的活动中去。

 

中共官版革命史为何独缺筹款部分

 

不要小看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现阶段中国的民间政治活动不缺少参加者，数量持续增长的失业大学生是源源不断的革命后备军，真正缺少的是经费。中共介绍自身的“伟大革命历史”时，经常强调“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所谓中共独立自主革命，不受苏联挟制之类的神话，已被不断发掘出来的新史料证明只是历史谎言。

 

政治反对活动，尤其是“革命”都需要大量银子投入。本来，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并非政治反对活动，在民主国家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社会参与罢了。但中共鉴于自身起家的经验，防微杜渐，过度防范，将这种温和的社会活动视为心腹之患给掐灭了，还通过对王功权的打压，让企业界人士心生畏惧，对各种社会参与裹足不前。如果中国未来的变革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即依赖现在的社会组织系统进行改革，所谓经费自然不是问题，但如果想要自下而上，经费问题就成为最大的问题。

 

中共的革命经验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中国青少年从小开始被反复灌输，早就烂熟于心，但对中共革命宝典中的关键一环，即如何筹措经费，却缺少系统研究及介绍。中共不介绍的原因可以理解，一是不想将“革命宝贵经验”传给潜在的革命者，为自己培养敌人，二是当年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苏联，如果将这些秘史示人，总有点忘恩负义之感。

 

中共革命经费的主体是苏联卢布

 

在筹措革命经费一事上，中共远比其先辈孙中山幸运。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摩顶放踵从事革命几十年，走会党路线，不断武装起义，其重要工作就是为革命筹措经费，富商巨贾、海外华侨均是其劝募对象，其兄长孙眉一生辛苦，挣来的钱大多成了弟弟的革命经费。孙先生劝募有方，除了晓以革命大义之外，还得时常让人看到革命胜利之后的曙光，开出封官许愿的期票，浙江南浔巨富张静江就是这样被“劝诱”入伙的。

 

中共的幸运来自当时世界上有了苏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对东欧各国，苏联通过第三国际培养大量职业革命家，让其聚集于“世界革命之都”莫斯科，在那里接受培训，并先后回国发动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二战”结束后，苏联用枪炮为东欧各国送去了革命与革命领袖。这一场景，在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的回忆录《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里有记述。1945年4月30日，23岁的沃尔夫冈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其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东柏林，该书中第七章“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如何在东德建立各级共产政权。

 

中共建党初期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于苏联。党史专家杨奎松在莫斯科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写了《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一文，对1920年代历年经费的数量、用途做了详细披露，结论是：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抗战时期，中共的经费除了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弄来的黄金之外， 还有国民政府发的军饷，苏联的援助更是其重要的经费来源。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详细介绍：在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停止过一段时期，到1936年又恢复了对中共的小额经费援助。1937年11月以后则是大额经费援助，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在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1945年，苏联红军将自己占领的东北移交给中共军队。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这点，腾讯历史频道今日话题于2012年9月做了一个专题《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其中有详细介绍，据说还只是根据不完全资料“保守计算”。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没有苏联的援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更没有中共后来夺取政权统治中国的事情发生了。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都是中共成了气候之后的事情。有鉴于此，中共对任何来自海外的资金都保持高度警惕，能够化为对政府机构的援助，叫做“用海外的钱办咱们自己的事”；如果流进了非政府机构，就叫做“海外反华势力与国内反政府力量勾结，共谋颠覆中国政府”。

 

现阶段：“革命经费”来源枯竭

 

50年代之后，这种革命援助在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中共与苏联之间展开。毛泽东学习斯大林，花了不少钱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及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援助支出的膨胀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膨胀同步：1971-1975年，随着毛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也猛增，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1973年高达6.92%。但由于毛此时又与帝国主义总头目美国建交，终于演绎出《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有人形容：“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的巴尔干半岛巨鹰”。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已经没有哪个政府愿意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提供推翻政权的革命经费了。美国与欧盟（主要是德法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各项援助，项目涉及贸易、司法、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环保、人权等近百项，但主要还是通过政府间往来，以“促进受援国公民社会发展”为目标，专款专用，提供给民间机构的份额不大，只是附送的礼品。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曾就此做过专项研究。他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亿3000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中文见《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究竟花落谁家？》）

 

以上分析说明，在专制国家的革命者，如果想成为职业革命家，主要依靠自筹经费。美欧等国更愿意采取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合作，开展官方半官方合作项目，即使是民间项目，也止于政府能够容忍的环保、人权等温和些的项目，形成“涓滴效应”，而不是鼓动该国的社会边缘人发动暴力革命。毛式革命在中国虽然深入人心，但却不是西方国家愿意促成的类型。

许志永被捕产生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其中之一是王功权的被捕与释放。中国企业界人士很准确地解读了政府捉放王功权释放的信号：在商言商，不要参与到谋求社会、环境和政治变革的活动中去。

 

中共官版革命史为何独缺筹款部分

 

不要小看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现阶段中国的民间政治活动不缺少参加者，数量持续增长的失业大学生是源源不断的革命后备军，真正缺少的是经费。中共介绍自身的“伟大革命历史”时，经常强调“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所谓中共独立自主革命，不受苏联挟制之类的神话，已被不断发掘出来的新史料证明只是历史谎言。

 

政治反对活动，尤其是“革命”都需要大量银子投入。本来，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并非政治反对活动，在民主国家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社会参与罢了。但中共鉴于自身起家的经验，防微杜渐，过度防范，将这种温和的社会活动视为心腹之患给掐灭了，还通过对王功权的打压，让企业界人士心生畏惧，对各种社会参与裹足不前。如果中国未来的变革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即依赖现在的社会组织系统进行改革，所谓经费自然不是问题，但如果想要自下而上，经费问题就成为最大的问题。

 

中共的革命经验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中国青少年从小开始被反复灌输，早就烂熟于心，但对中共革命宝典中的关键一环，即如何筹措经费，却缺少系统研究及介绍。中共不介绍的原因可以理解，一是不想将“革命宝贵经验”传给潜在的革命者，为自己培养敌人，二是当年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苏联，如果将这些秘史示人，总有点忘恩负义之感。

 

中共革命经费的主体是苏联卢布

 

在筹措革命经费一事上，中共远比其先辈孙中山幸运。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摩顶放踵从事革命几十年，走会党路线，不断武装起义，其重要工作就是为革命筹措经费，富商巨贾、海外华侨均是其劝募对象，其兄长孙眉一生辛苦，挣来的钱大多成了弟弟的革命经费。孙先生劝募有方，除了晓以革命大义之外，还得时常让人看到革命胜利之后的曙光，开出封官许愿的期票，浙江南浔巨富张静江就是这样被“劝诱”入伙的。

 

中共的幸运来自当时世界上有了苏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对东欧各国，苏联通过第三国际培养大量职业革命家，让其聚集于“世界革命之都”莫斯科，在那里接受培训，并先后回国发动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二战”结束后，苏联用枪炮为东欧各国送去了革命与革命领袖。这一场景，在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的回忆录《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里有记述。1945年4月30日，23岁的沃尔夫冈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其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东柏林，该书中第七章“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如何在东德建立各级共产政权。

 

中共建党初期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于苏联。党史专家杨奎松在莫斯科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写了《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一文，对1920年代历年经费的数量、用途做了详细披露，结论是：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抗战时期，中共的经费除了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弄来的黄金之外， 还有国民政府发的军饷，苏联的援助更是其重要的经费来源。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详细介绍：在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停止过一段时期，到1936年又恢复了对中共的小额经费援助。1937年11月以后则是大额经费援助，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在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1945年，苏联红军将自己占领的东北移交给中共军队。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这点，腾讯历史频道今日话题于2012年9月做了一个专题《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其中有详细介绍，据说还只是根据不完全资料“保守计算”。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没有苏联的援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更没有中共后来夺取政权统治中国的事情发生了。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都是中共成了气候之后的事情。有鉴于此，中共对任何来自海外的资金都保持高度警惕，能够化为对政府机构的援助，叫做“用海外的钱办咱们自己的事”；如果流进了非政府机构，就叫做“海外反华势力与国内反政府力量勾结，共谋颠覆中国政府”。

 

现阶段：“革命经费”来源枯竭

 

50年代之后，这种革命援助在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中共与苏联之间展开。毛泽东学习斯大林，花了不少钱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及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援助支出的膨胀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膨胀同步：1971-1975年，随着毛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也猛增，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1973年高达6.92%。但由于毛此时又与帝国主义总头目美国建交，终于演绎出《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有人形容：“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的巴尔干半岛巨鹰”。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已经没有哪个政府愿意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提供推翻政权的革命经费了。美国与欧盟（主要是德法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各项援助，项目涉及贸易、司法、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环保、人权等近百项，但主要还是通过政府间往来，以“促进受援国公民社会发展”为目标，专款专用，提供给民间机构的份额不大，只是附送的礼品。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曾就此做过专项研究。他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亿3000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中文见《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究竟花落谁家？》）

 

以上分析说明，在专制国家的革命者，如果想成为职业革命家，主要依靠自筹经费。美欧等国更愿意采取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合作，开展官方半官方合作项目，即使是民间项目，也止于政府能够容忍的环保、人权等温和些的项目，形成“涓滴效应”，而不是鼓动该国的社会边缘人发动暴力革命。毛式革命在中国虽然深入人心，但却不是西方国家愿意促成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