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薄熙来案中，信息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王立军出逃后，温家宝两会闭幕发布会前，关于薄熙来的负面信息一律被严厉删除；两会发布会上，温家宝点名，说重庆应对王立军出走事件反思，传统媒体仍然被严厉禁止，网络媒体略有放开；一直到官方宣布重新调查海伍德被杀案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基本被放开，但对薄熙来的个人攻击仍被控制；到薄熙来庭审期间，微博忽然出现了大量声称拥护中央“依法”审判薄熙来的机器马甲和实名五毛。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支持薄熙来的左派民众认为，薄熙来受到了官方媒体和国际媒体联手恶意攻击，这在国际左翼学界也有反响。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赵月枝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微博研讨会上，此后又在美国的左翼学术期刊上指控，“《纽约时报》和它那些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加速了薄的垮台，他们散播不利于薄和重庆模式的各种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毕业于北广的赵月枝，不但是中国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也受聘于新疆政府担任“国际传播顾问”。

总的来说，周永康案虽然并无明显的左右翼对决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其与薄案的传播和管制做对比，似乎并无本质区别：“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仍然“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右翼大V聚集的微博上，虽然经过清网运动，各种何时“煮面”的政治八卦仍不少见。

如果少点国际左翼大拿的宏大叙事，回归新极权下舆论管制基本面，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权力斗争更为明显的周案传播上，新的媒体操控者的技巧更加进化，新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形成某种信息孤岛，但很大程度也在还管制者无所不在的阴影之下。

基本上，与薄熙来案的被动应对不同，官方角色更加主动，监管手法更有弹性。

2月20日，新华社宣布刘汉案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已经告破，刘汉敛财400亿，涉黑横行四川十几年，杀死至少6人，即将在湖北咸宁开庭。

根据本台此前报道，官方有通知提出，对刘汉案要“大力宣传”。刘汉案公布，点燃了周案传播的烽火。

随后几天，《新京报》、《中国经营报》、《财新传媒》等媒体连续刊发了不少周案外围人物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对周滨的父亲的称呼，往往是“某退休高官”，对冀文林、郭永祥等前任秘书，则说是“某退休常委”，有些报道甚至明确点出，这位高管曾担任过东营市委书记职务，对周永康的影射几乎是呼之欲出。

官方放松了对高官报道常见的谨慎管制，对两会前常有一个月的负面报道空窗期也不再提及。

官方媒体如新华社对刘汉案情信息的选择性发布，有媒体从业者私下认为，与重庆当年扫黑报道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也有观点认为，与胡温前朝相比，当前的舆论管理者相较新华社通稿，更喜欢使用央视的画面语言。

对周滨、刘汉案件，似乎有特定市场化媒体得到了不对称释放的部分调查卷宗，例如，在吴兵被抓后不久，有媒体就刊发了吴兵被抓的准确日期和地点，与海外政治传言网站不谋而合。

普通的市场化媒体，如《中国经营报》、《新京报》，连续刊发了关于丁雪峰、冀文林，甚至周滨的独家调查报道，这当然是记者努力，突破自我审查的结果，但与最高层对周案释放信息，放松监管的背景直接相关。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海外的几家中文政治信息网站，他们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报道，准确度不亚于薄熙来案期间，尤其是对多名周身边人的状况，尤其是吴兵和周滨，一直都有准确的跟踪，随后都被国内媒体的报道所证实，但很多特定信息的发布，尤其是涉及最高层的所谓内幕，相互矛盾，似乎各有用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技术，尤其是微信的运用。

一周来，关于刘汉、周滨、周永康的关系的文章在微信上极为流行，很难想象，没有监管者的首肯，在微信公号这一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关于周案的信息能够较大规模的传播。

一篇刘汉与富豪袁宝璟仇杀纠葛的分析文章，被许多微信公号抄袭改写和转载。这篇文章，最早似乎是来源于雪球网的一篇网贴，文章将袁宝璟三兄弟被处决与刘汉低价卖出水电站，让不明身份者两个月内赚到20亿两件事情联系，认为是“杀人执照”或者“卖命钱”。

另一篇同样被微信公号们广泛转载的关于周滨的文章，原本是新浪财经将财新网和《中国经营报》系列报道整合而来，同样被公号们不署名地转载和改写，文章还原了周滨的学业、婚姻和亿万事业版图，新浪财经原版文章中并未点出周永康，但微信公号们并不客气。

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都是传统媒体，微信公号“纸牌屋”向前多走了一步，他们派出自媒体记者，前往无锡厚桥西前头村，走访了周永康的故里，访问了周的邻居，就读的初中，拍下了周在家乡的宅子。

根据这篇由自媒体生产的报道，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他在老家还有两个兄弟、周元青，周元兴今年2月10日去世，据前不久在无锡厚桥办案的刘晓原律师称，周并未回乡吊唁。

这篇报道说，以往每天都有几部不同的轿车到周元兴家里拜访，基本是官员或商人，过去3个月，持续多年的拜访车辆突然消失。周滨老家四周的墙上，也被装上多个视频监控设备。

在前不久薄熙来案中，信息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王立军出逃后，温家宝两会闭幕发布会前，关于薄熙来的负面信息一律被严厉删除；两会发布会上，温家宝点名，说重庆应对王立军出走事件反思，传统媒体仍然被严厉禁止，网络媒体略有放开；一直到官方宣布重新调查海伍德被杀案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基本被放开，但对薄熙来的个人攻击仍被控制；到薄熙来庭审期间，微博忽然出现了大量声称拥护中央“依法”审判薄熙来的机器马甲和实名五毛。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支持薄熙来的左派民众认为，薄熙来受到了官方媒体和国际媒体联手恶意攻击，这在国际左翼学界也有反响。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赵月枝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微博研讨会上，此后又在美国的左翼学术期刊上指控，“《纽约时报》和它那些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加速了薄的垮台，他们散播不利于薄和重庆模式的各种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毕业于北广的赵月枝，不但是中国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也受聘于新疆政府担任“国际传播顾问”。

总的来说，周永康案虽然并无明显的左右翼对决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其与薄案的传播和管制做对比，似乎并无本质区别：“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仍然“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右翼大V聚集的微博上，虽然经过清网运动，各种何时“煮面”的政治八卦仍不少见。

如果少点国际左翼大拿的宏大叙事，回归新极权下舆论管制基本面，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权力斗争更为明显的周案传播上，新的媒体操控者的技巧更加进化，新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形成某种信息孤岛，但很大程度也在还管制者无所不在的阴影之下。

基本上，与薄熙来案的被动应对不同，官方角色更加主动，监管手法更有弹性。

2月20日，新华社宣布刘汉案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已经告破，刘汉敛财400亿，涉黑横行四川十几年，杀死至少6人，即将在湖北咸宁开庭。

根据本台此前报道，官方有通知提出，对刘汉案要“大力宣传”。刘汉案公布，点燃了周案传播的烽火。

随后几天，《新京报》、《中国经营报》、《财新传媒》等媒体连续刊发了不少周案外围人物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对周滨的父亲的称呼，往往是“某退休高官”，对冀文林、郭永祥等前任秘书，则说是“某退休常委”，有些报道甚至明确点出，这位高管曾担任过东营市委书记职务，对周永康的影射几乎是呼之欲出。

官方放松了对高官报道常见的谨慎管制，对两会前常有一个月的负面报道空窗期也不再提及。

官方媒体如新华社对刘汉案情信息的选择性发布，有媒体从业者私下认为，与重庆当年扫黑报道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也有观点认为，与胡温前朝相比，当前的舆论管理者相较新华社通稿，更喜欢使用央视的画面语言。

对周滨、刘汉案件，似乎有特定市场化媒体得到了不对称释放的部分调查卷宗，例如，在吴兵被抓后不久，有媒体就刊发了吴兵被抓的准确日期和地点，与海外政治传言网站不谋而合。

普通的市场化媒体，如《中国经营报》、《新京报》，连续刊发了关于丁雪峰、冀文林，甚至周滨的独家调查报道，这当然是记者努力，突破自我审查的结果，但与最高层对周案释放信息，放松监管的背景直接相关。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海外的几家中文政治信息网站，他们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报道，准确度不亚于薄熙来案期间，尤其是对多名周身边人的状况，尤其是吴兵和周滨，一直都有准确的跟踪，随后都被国内媒体的报道所证实，但很多特定信息的发布，尤其是涉及最高层的所谓内幕，相互矛盾，似乎各有用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技术，尤其是微信的运用。

一周来，关于刘汉、周滨、周永康的关系的文章在微信上极为流行，很难想象，没有监管者的首肯，在微信公号这一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关于周案的信息能够较大规模的传播。

一篇刘汉与富豪袁宝璟仇杀纠葛的分析文章，被许多微信公号抄袭改写和转载。这篇文章，最早似乎是来源于雪球网的一篇网贴，文章将袁宝璟三兄弟被处决与刘汉低价卖出水电站，让不明身份者两个月内赚到20亿两件事情联系，认为是“杀人执照”或者“卖命钱”。

另一篇同样被微信公号们广泛转载的关于周滨的文章，原本是新浪财经将财新网和《中国经营报》系列报道整合而来，同样被公号们不署名地转载和改写，文章还原了周滨的学业、婚姻和亿万事业版图，新浪财经原版文章中并未点出周永康，但微信公号们并不客气。

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都是传统媒体，微信公号“纸牌屋”向前多走了一步，他们派出自媒体记者，前往无锡厚桥西前头村，走访了周永康的故里，访问了周的邻居，就读的初中，拍下了周在家乡的宅子。

根据这篇由自媒体生产的报道，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他在老家还有两个兄弟、周元青，周元兴今年2月10日去世，据前不久在无锡厚桥办案的刘晓原律师称，周并未回乡吊唁。

这篇报道说，以往每天都有几部不同的轿车到周元兴家里拜访，基本是官员或商人，过去3个月，持续多年的拜访车辆突然消失。周滨老家四周的墙上，也被装上多个视频监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