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共和要多久

1912年3月28日,共和曙光临到古老的中国不久,云南的白话报纸《民众报》刊登一篇文章《阴间如何采用共和制》,奇特的标题吸引了来自英国的伯格理。文章讲述去年岁末灶神如何升到天庭,报告中国共和制的确立及种种优点。于是各路神仙纷纷聚集,要求中国众神之首的玉皇大帝改为实行共和制。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又怕拒绝此议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满清皇帝的命运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宣布退位,隐居到西天,并保证不再干预鬼神世界的政府事务。后来众神选举老子为总统,由总统组织内阁,内阁成员都是最著名的神仙。内阁之外还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咨询机构帮助指导新政府的施政。顾问委员会由两位大佛、一名非常仁慈的女神、道家教派的首领及耶稣组成。


记者的游戏笔墨本不足道,这位毕生致力于在云贵偏远地区播撒耶稣基督福音、成效卓著的英国传教士,却把它抄了下来,他说:“这当然又是一个认为地域只不过乃现存世界复制品的形象事例。”(【英】伯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337—338页。)


此时在现实人间,袁世凯出任共和制下的临时大总统,却不明白何为共和。当年秋天,他问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回来的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留美多年,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民国初建,他被唐绍仪紧急召回,在总统府做英文秘书,袁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坚强、有魄力,野心勃勃,是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提问,他详细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大,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表示,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她们打扫屋子,把垃圾堆到大街上,她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91—92页)


转眼一个世纪过去了,袁世凯的那些疑问依然沉甸甸的,一字一句戳入我们的心坎。与袁有近距离接触的顾维钧洞察袁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也无意推动共和制的落实。远在杭州、与袁从无亲身接触的记者邵飘萍,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并对袁始终保持着警惕。


其实,在百年前的中国,不仅袁对共和制缺乏认识,不清楚共和比其他的政体优越,多数国人的认识也差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袁,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展开的,百年来的纠结,种种曲折与痛苦,在袁、顾当年的那番对话中都可以隐约读出一些端倪,现实的沉重远非游戏文章的轻松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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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共和要多久

1912年3月28日,共和曙光临到古老的中国不久,云南的白话报纸《民众报》刊登一篇文章《阴间如何采用共和制》,奇特的标题吸引了来自英国的伯格理。文章讲述去年岁末灶神如何升到天庭,报告中国共和制的确立及种种优点。于是各路神仙纷纷聚集,要求中国众神之首的玉皇大帝改为实行共和制。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又怕拒绝此议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满清皇帝的命运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宣布退位,隐居到西天,并保证不再干预鬼神世界的政府事务。后来众神选举老子为总统,由总统组织内阁,内阁成员都是最著名的神仙。内阁之外还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咨询机构帮助指导新政府的施政。顾问委员会由两位大佛、一名非常仁慈的女神、道家教派的首领及耶稣组成。


记者的游戏笔墨本不足道,这位毕生致力于在云贵偏远地区播撒耶稣基督福音、成效卓著的英国传教士,却把它抄了下来,他说:“这当然又是一个认为地域只不过乃现存世界复制品的形象事例。”(【英】伯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337—338页。)


此时在现实人间,袁世凯出任共和制下的临时大总统,却不明白何为共和。当年秋天,他问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回来的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留美多年,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民国初建,他被唐绍仪紧急召回,在总统府做英文秘书,袁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坚强、有魄力,野心勃勃,是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提问,他详细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大,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表示,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她们打扫屋子,把垃圾堆到大街上,她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91—92页)


转眼一个世纪过去了,袁世凯的那些疑问依然沉甸甸的,一字一句戳入我们的心坎。与袁有近距离接触的顾维钧洞察袁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也无意推动共和制的落实。远在杭州、与袁从无亲身接触的记者邵飘萍,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并对袁始终保持着警惕。


其实,在百年前的中国,不仅袁对共和制缺乏认识,不清楚共和比其他的政体优越,多数国人的认识也差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袁,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展开的,百年来的纠结,种种曲折与痛苦,在袁、顾当年的那番对话中都可以隐约读出一些端倪,现实的沉重远非游戏文章的轻松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