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成龙拿总理报告斗地主

     今天,全国人大也开幕了,于是政协与人大双轮转,把我们这些记者转的晕头转向。
 
     就一个下午,新闻中心有两场记者会,人民大会堂有6个省(自治区)的代表团公开讨论会,而政协也有6个界别组的公开讨论会,就是驾驶法拉利要把这几个会场都兜一遍,也不可能。
 
     我死了心,于是选择了一个点中的一个组——在北京国际酒店开会的文艺组。原因很简单:名人多,大炮也多。
 
     采访北京两会时间长了,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地方政府官员发言,除了唱赞歌,便是自夸。工农代表发言,总是一个劲地感恩甚至落泪。民主党派代表发言,虽锋芒毕露,但是许多记者都不知道他是谁?只有文艺界的那一些大腕们,名声在外,似乎总是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言来直来直去,火星不断,结果把成龙同志也带坏了。
 
       走政协文艺组,满眼都是大名人,从宋祖英到宋丹丹,从成龙到冯小刚,从莫言到冯骥才,平时电影上见到的,电视上听到的,都在你眼前喝茶抹汗捂鼻子。看见一小老头,低头看资料,脸不熟,一瞧胸卡吓一跳:靳尚谊!那不是给彭姐年轻时画过肖像油画的中央美院前院长吗?
 
        公开讨论会从下午3时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相声大师巩汉林,他的第一个内容,好像是冲着我来似的——日本要拿特攻队员遗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是军国主义复活的一大标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拿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的犯罪事实申报世界遗产呢?
 
      说完申遗事,巩汉林话锋一转,提到人大监督政府的事情。他说:国家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要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运作”,但是最终都还停留在嘴巴上。像雾霾,去年开两会时,还告诉我们不要议论。好了,今年雾霾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中。你人大监督政府,你逮了环境部质询了吗?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靠媒体靠记者去冒着生命危险调查之后才曝光,你环境部干了什么?不能让记者去当公安!
 
      巩汉林点起的这把火,让大导演冯小刚有些坐不住。他接下来发言:我这人不喜欢记笔记,但是喜欢用心听。今天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这话是说给谁听的?也是说给电影局和那些电影电视剧审查者听的。
 
     冯小刚似乎有吐不完的苦水。他说:拍《集结号》时,差一点被枪毙,因为有人给它扣上了“炮灰论”,说宣扬战争牺牲者就是宣扬炮灰主义。这一顶帽子扣上后,风险就大了。审查组中,只要有一个人找出一顶帽子,其他人都不敢承担风险了。而即使通过了的话,也往往把你在创作中最经典最金贵的台词给你删了,或者叫你改了。要求你“不要锋芒毕露,要柔一点”,警告我们:你可以把各种水果加在一起弄成汁,但是不能酿成酒。所以,中国没有一部《电影审查法》,电影的生死大权就捏在这些审查者手中,难道这些审查者的爱国热情、政治判断力和艺术水平比我们这些导演高吗?总不见的。事实上,大家都在等某一位领导说一句话,领导“行”,那大家都会跟着说行。
 
     冯小刚的话打不住。他说:现在我们导演面临着两座大山,一座是审查大山,另一座是舆论大山。拍《唐山大地震》和《1942》时,审查关最后剪剪补补通过了,但是舆论关通不过,批评我是“揭民族伤疤,赚民族苦难钱”,真是太热闹了不怕事大。所以,我们做导演的,一方面要绞尽脑汁应付审查,另一方面要讨好舆论,累死人。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说,叫《我不是潘金莲》,很感动,我想把它拍成电影。审查部门说:“有点敏感”。“敏感”是好还是坏?作为艺术家,最需要的素质就是“敏感”,但是,从影片的审查者嘴里说出“敏感”,那就是“有问题”。
 
   冯小刚最后呼吁,李总理已经明确提出“大松绑”,电影局和审查组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就应该考虑这一个问题。现在拍一部电影,要过两次审查关:第一是剧本审查,第二是样片审查。电影投资者不是傻瓜,一定对电影剧本有一种自我审查的能力。因此,至少应该将两道审查关会并为一个——样片审查。应该给导演以更大的艺术创作的空间,不要让导演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成龙是一个好兄弟,他在会上立即回应了冯小刚的话题——“我豁出去了,我也补充说两点,因为好像我将错话是应该的”。 
 
成龙以自己打拼的亲身经历认为电影创作一定要照顾到票房的因素,如果把一部电影审查太多,削除了棱角,那么它的票房价值就大落身价。成龙说:“我的几位导演朋友拍电影,最后都因为票房率的低下,被迫破产。”他说,去年中国电影票房的收入是217亿元,其中国产片的收益达到171亿元,超过了西片。不出五年到六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票场。但是,如果中国电影不注重市场化的话,就会难以赶超好莱坞。
 
      宋丹丹自称自己是一个“只会想词儿逗观众开心,而听报告好像感觉不是一个语言体系”的人,但是她承认自己在大家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所提高,至少已经能够理解报告中许多词句。她起初称:“我不敢说,我怕说错话,又挨记者批。”但是在冯小刚同志“你赶紧说,不然你又要被媒体批是不会履职的学生。”的劝诱下,宋丹丹最后也打开批口。她说,中国有大小2000多个电视频道,为了竞争收视率,各个频道不惜粗制滥造,甚至伪造收视率,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电视会变得毫无价值。 
 
       张国立像一个党支部书记,见大家的话题有些“跑题”,于是开始大谈李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没说到半句,坐在边上的冯小刚立即接过茬,说:“国立是说,好莱坞片炸白宫,警察局里有坏人,审查部门说: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很混乱。但是中国电影不能这么拍,因为中国没有暴力,警察里面不可能有坏人,你是中国导演不能抹黑中国。”大家一阵哄笑。
 
    宋祖英毕竟是军队大院里出来的,始终保持低头微笑,没有发言。中途成龙又窜了出来,大谈电影投资的成败故事。
 
   冯小刚最后总结说:我们不能一味地称赞李总理的工作报告好,关键还是要看落实,落实时不能打折扣。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落实。当导演真是冯小刚的天赋,就在这么一场政协讨论会上,他轻松地导演了这一场挟总理报告斗电影局这一“地主”的肥皂剧,而成龙、张国立、宋丹丹等都成了这一部肥皂剧的出色演员。
 
   不过,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该松绑放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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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成龙拿总理报告斗地主

     今天,全国人大也开幕了,于是政协与人大双轮转,把我们这些记者转的晕头转向。
 
     就一个下午,新闻中心有两场记者会,人民大会堂有6个省(自治区)的代表团公开讨论会,而政协也有6个界别组的公开讨论会,就是驾驶法拉利要把这几个会场都兜一遍,也不可能。
 
     我死了心,于是选择了一个点中的一个组——在北京国际酒店开会的文艺组。原因很简单:名人多,大炮也多。
 
     采访北京两会时间长了,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地方政府官员发言,除了唱赞歌,便是自夸。工农代表发言,总是一个劲地感恩甚至落泪。民主党派代表发言,虽锋芒毕露,但是许多记者都不知道他是谁?只有文艺界的那一些大腕们,名声在外,似乎总是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言来直来直去,火星不断,结果把成龙同志也带坏了。
 
       走政协文艺组,满眼都是大名人,从宋祖英到宋丹丹,从成龙到冯小刚,从莫言到冯骥才,平时电影上见到的,电视上听到的,都在你眼前喝茶抹汗捂鼻子。看见一小老头,低头看资料,脸不熟,一瞧胸卡吓一跳:靳尚谊!那不是给彭姐年轻时画过肖像油画的中央美院前院长吗?
 
        公开讨论会从下午3时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相声大师巩汉林,他的第一个内容,好像是冲着我来似的——日本要拿特攻队员遗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是军国主义复活的一大标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拿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的犯罪事实申报世界遗产呢?
 
      说完申遗事,巩汉林话锋一转,提到人大监督政府的事情。他说:国家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要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运作”,但是最终都还停留在嘴巴上。像雾霾,去年开两会时,还告诉我们不要议论。好了,今年雾霾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中。你人大监督政府,你逮了环境部质询了吗?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靠媒体靠记者去冒着生命危险调查之后才曝光,你环境部干了什么?不能让记者去当公安!
 
      巩汉林点起的这把火,让大导演冯小刚有些坐不住。他接下来发言:我这人不喜欢记笔记,但是喜欢用心听。今天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这话是说给谁听的?也是说给电影局和那些电影电视剧审查者听的。
 
     冯小刚似乎有吐不完的苦水。他说:拍《集结号》时,差一点被枪毙,因为有人给它扣上了“炮灰论”,说宣扬战争牺牲者就是宣扬炮灰主义。这一顶帽子扣上后,风险就大了。审查组中,只要有一个人找出一顶帽子,其他人都不敢承担风险了。而即使通过了的话,也往往把你在创作中最经典最金贵的台词给你删了,或者叫你改了。要求你“不要锋芒毕露,要柔一点”,警告我们:你可以把各种水果加在一起弄成汁,但是不能酿成酒。所以,中国没有一部《电影审查法》,电影的生死大权就捏在这些审查者手中,难道这些审查者的爱国热情、政治判断力和艺术水平比我们这些导演高吗?总不见的。事实上,大家都在等某一位领导说一句话,领导“行”,那大家都会跟着说行。
 
     冯小刚的话打不住。他说:现在我们导演面临着两座大山,一座是审查大山,另一座是舆论大山。拍《唐山大地震》和《1942》时,审查关最后剪剪补补通过了,但是舆论关通不过,批评我是“揭民族伤疤,赚民族苦难钱”,真是太热闹了不怕事大。所以,我们做导演的,一方面要绞尽脑汁应付审查,另一方面要讨好舆论,累死人。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说,叫《我不是潘金莲》,很感动,我想把它拍成电影。审查部门说:“有点敏感”。“敏感”是好还是坏?作为艺术家,最需要的素质就是“敏感”,但是,从影片的审查者嘴里说出“敏感”,那就是“有问题”。
 
   冯小刚最后呼吁,李总理已经明确提出“大松绑”,电影局和审查组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就应该考虑这一个问题。现在拍一部电影,要过两次审查关:第一是剧本审查,第二是样片审查。电影投资者不是傻瓜,一定对电影剧本有一种自我审查的能力。因此,至少应该将两道审查关会并为一个——样片审查。应该给导演以更大的艺术创作的空间,不要让导演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成龙是一个好兄弟,他在会上立即回应了冯小刚的话题——“我豁出去了,我也补充说两点,因为好像我将错话是应该的”。 
 
成龙以自己打拼的亲身经历认为电影创作一定要照顾到票房的因素,如果把一部电影审查太多,削除了棱角,那么它的票房价值就大落身价。成龙说:“我的几位导演朋友拍电影,最后都因为票房率的低下,被迫破产。”他说,去年中国电影票房的收入是217亿元,其中国产片的收益达到171亿元,超过了西片。不出五年到六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票场。但是,如果中国电影不注重市场化的话,就会难以赶超好莱坞。
 
      宋丹丹自称自己是一个“只会想词儿逗观众开心,而听报告好像感觉不是一个语言体系”的人,但是她承认自己在大家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所提高,至少已经能够理解报告中许多词句。她起初称:“我不敢说,我怕说错话,又挨记者批。”但是在冯小刚同志“你赶紧说,不然你又要被媒体批是不会履职的学生。”的劝诱下,宋丹丹最后也打开批口。她说,中国有大小2000多个电视频道,为了竞争收视率,各个频道不惜粗制滥造,甚至伪造收视率,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电视会变得毫无价值。 
 
       张国立像一个党支部书记,见大家的话题有些“跑题”,于是开始大谈李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没说到半句,坐在边上的冯小刚立即接过茬,说:“国立是说,好莱坞片炸白宫,警察局里有坏人,审查部门说: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很混乱。但是中国电影不能这么拍,因为中国没有暴力,警察里面不可能有坏人,你是中国导演不能抹黑中国。”大家一阵哄笑。
 
    宋祖英毕竟是军队大院里出来的,始终保持低头微笑,没有发言。中途成龙又窜了出来,大谈电影投资的成败故事。
 
   冯小刚最后总结说:我们不能一味地称赞李总理的工作报告好,关键还是要看落实,落实时不能打折扣。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落实。当导演真是冯小刚的天赋,就在这么一场政协讨论会上,他轻松地导演了这一场挟总理报告斗电影局这一“地主”的肥皂剧,而成龙、张国立、宋丹丹等都成了这一部肥皂剧的出色演员。
 
   不过,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该松绑放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