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诸如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观念对个人层面上的自我抉择、社会层面上的行动选择、国家层面上的政策组合,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目前可以说还非常弱小,观念上的无力和谬误既是其原因,可能也是其结果。由于长期在中国的极权体制下生活,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所不在的遗存影响,很多朋友往往不知不觉中以一些错误的观念指导和规划自己的行动,使得本来力量就很微弱的民间行动常常只能具有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现在最需要澄清最基本的政治观念和信念,从而讨论可行的道路和方法。
毫无疑问,民主化是一个政治过程。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个过程意味着什么?民主化的前提是个体尊严的普遍平等,这就要求形形色色的特权和等级观念的退场。实践上,弱势者尊严的恢复必然意味着强势者特权的丧失,因此,这种政治过程一定是一种零和游戏。从民主化的政治视野看,政治无敌论和美好政治论都是糊涂概念。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如果把爱与宽恕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这当然是正当的个人价值选择。如果以这些词汇来描述和规范政治本身,尤其是民主化政治过程,则显然不恰当。民主化过程将牵扯到多方激烈的冲突;激烈的冲突是民主化过程的基调;没有激烈的冲突,便没有民主化的政治过程。
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就连成熟的民主政治都是零和博弈的游戏,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出一种以爱、宽恕和双赢为基调的政治模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要处理的是人类冲突的问题。因为人固有的自私骄傲嫉妒贪婪等本性,人类的共同体必然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共同体。也因此,政治不是双方合意的经济交往过程,不可能有双赢的结局。即便在美国,在各种各样的选举中,一个职位最终能够当选的只有一人,也就是说,无论谁赢,都是赢者通吃,结果则是零和,一方所得必定是他方所失,反之亦然。同样,国会通过的各样预算案,也是零和博弈的过程,这一美元发在了国防上,便不再能够发在教育上。政治活动本身不创造物质财富,围绕着它展开的活动只能是零和博弈。
我们在政治上第二个很要命的问题是,常常以美国或广义上的民主国家现在的实践套用到中国当下的实践上。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博弈固然是零和的,但不是你死我活的那种零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种博弈主要表现为财产或物质利益的多寡之争,比如税收和福利开支问题。而在中国,这种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的。民间很多持中庸调和立场的固然是书生之见,但中共从来都认为政治竞争是你死我活的游戏。国保警察对民间活动人士常说的一句话“你很幼稚”道出了实情。不管你怎么伪装或者调和,中共专政机构都是以你死我活来看待政治竞争的。这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现实,认识不到这一点,要么是糊涂,根本没有现实感,要么是骗子,但也只能骗自己人,骗不了党。
中国民间还有另一种常见的谬论是拿民主体制下的利益博弈和交换现象倒推出结论,说民主化也是靠物质利益的博弈和交换实现的。可是,只要稍微多思考三秒钟,其中的荒谬便一览无遗了。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经济博弈便一直存在。中国也不例外,换言之,中国社会中的经济博弈都历时两三千年了,民主还没到来。这种论调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是,中产阶级的成长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这些糊涂浅薄的论调在中国居然还大有市场,可见我们有时对问题的思考随意武断到什么程度了。民主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乃至资本主义体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入思考过。
中国民间的第四个普遍错误认知是将美国政治日常运作的法治基础搬到中国来,企图以法治规范中国的政治,对中国的问题却缺乏纵深的了解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流风所及,宽容、妥协、中道这些成熟民主体制下的政治美德也被一些人大肆宣扬。这些人在论述这些高大上的原则时,显然已把自己想象成政治博弈中的一方。而事实是,中国政治的边他们都还没有沾上。在专制体制中,他们的这些高大上原则最多只是美丽的观念泡沫而已。这是因为,在成熟的民主体制下,律师等专业人士固然是政治的主角,而在专制体制下,尤其是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战士则是政治的主角。
在这些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在很多人的论述中,企业家、律师、媒体人、NGO从业人员甚至官员成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和主力。无疑,这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了。善意、互动、配合这些梦游般的词汇成为他们口中的金玉良言,轻飘飘的想象盖过沉甸甸的现实。这种廉价的自由观和民主观想要否认的现实是,中国的民主化是一场长期的征战。除了战略战术之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需要的是元帅、将军和战士,而不是指点江山的文士,也不是律师和媒体人等专业人士。理中客等人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以为凭借文士的抒情和蓝图规划就能打赢民主化战争,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误人误己误国。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就笔者目前所见而言,中国民间“谋”的层次还非常低。提出无敌政治观和美好政治观的人物都是我非常尊重的民间领袖,但他们有些错误观念必须指出来,这不是人情问题,其中关涉到一些最基本的观念认知。还有很多企业家、媒体人、法律人、NGO人对中国的民间社会建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都非常值得敬佩。本文的用意不是否定他们的个人功绩和成就,或者是中产阶级部分正面的社会功能,因为笔者希望探讨的是正确观念指导下的正确道路问题。唯有不断互相切磋讨教和批评启发,我们才能提高“谋”的层次,与诸位读者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