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收容教育刻不容缓。
对於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各界因了内地演员黄海波的嫖娼事件而有了一次热烈讨论的机会，有民间人士向各地公安部门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得到“正在调研存废或修订”的辗转消息，而法学界更是发起联署，呼籲废除。在这一过程中，内地媒体的参与，却是相当羞涩，上述各类详细大多通过社交网络在传播，传统媒体介入的并不多，这其间显然并不符合所谓的“新闻规律”——如此热点的话题，如此恶劣的苛政，本应加大火力强攻才是。
显然，这里面所反映的并非真实的新闻规律，而是内地宣传部门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导致很多本应热议的焦点议题，在传统媒体上销声匿迹.很难说，这是传统媒体抛弃了新闻，还是新闻抛弃了传统媒体.在这一过程中，一则新闻颇值得关注。内地《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透露，广州中院对收容教育案件“死抠证据”，严格按照法律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不少收教案件在法院审判层面，出现让公安机关败诉的结果。进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则是，广州公安部门收紧对收容教育的适用，2013年甚至没有新审批一例。
相较於外界的舆论压力，类似广州中院这种体制内的推动力，以往可能并不那么引人关注。但此次不经意间透露中的个中细节，颇耐人寻味。对於一项恶的制度，需要怎样的各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终结它的目标，比如此前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以及更早以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每一个具体的恶被消灭，有普通公民付出人身甚至人命的代价，有具体推动个案影响制度变革的精英人物，比如浦志强之於劳教，许志永之於收容遣送。而在所谓的体制之内，则也有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人，或许也在努力。当然，这同样可能是外界人们的想像，比如聂树斌案，曾一度疯传的所谓“体制内良心”传递终审判决书给聂树斌家属，最终证明不过是一个曼妙的童话。
以收容教育制度为例，以目前的局势看，在2014年内实现该制度的彻底废止，并非没有可能性。而在此之前的时间，对於收容教育制度的适用，出现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正向而言，有广州乃至更多的地方，已经审慎（甚至直接停止）使用收容教育这一措施，虽然收容教育制度在国家层面并非正式废止，但在具体区域内事实上已经不少地方宣告了它的死亡。反向的例子比如北京，在黄海波事件中为公众所熟悉的收容教育措施的适用。事实上，不仅体现在收教一项，包括对寻衅滋事罪的扩大使用，警察权力的肆意扩张，北京这一年多的作为，都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恶的制度，其存废需要各方的努力，但即便是在具像化的邪恶制度彻底废除之后，会否出现新的恶政填补这一空间，依然值得警惕，而且这一方面，此前对收容遣送、劳教的废除，并非没有教训。与之相较，社会成员中，每个人对自身职业素养、职业道德乃至职业理想的不失守，反而显得弥足珍贵.不管具体的苛政是否能废掉，都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操作，不妥协，不徇私，这是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下，都值得肯定的作为。
正在进行中的内地律协“关门修法”，所引起的律师界反弹，同样说明这个道理。当然，自1949年之后，律师作为职业有很长时间被废除，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恢复的内地律协，也从来都不是以律师守护神的角色存在，反而一直是执政党试图操控律师职业的一种方式。包括曾经一度沸沸扬扬的律协直选风波，已经让人们看到了现在的律协之於律师，本身就是一种恶的存在，而在这种制度化的恶面前，每个人并非没有选择，同样需要每个人自身的不失守。薄熙来在重庆期间，重庆律协的坚持，一直到“天亮了”才让更多的人知道，而目前的全国律协，是否有依然在坚守的法律人？说实话，我不知道。
再比如正在步向恐怖的浦志强案，究竟到了哪一步，北京警方在经过数十天的封闭侦查之后，依然无法罗织出几个哪怕像样点的罪名，接下来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否能坚持法律的底线，来公正对待这位倔强但刚正的中国法律人，而不是与警方同流合污，对浦志强做进一步构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