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在中国只是表演的项目，但戏仍然是戏，不能当真。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於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方案在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华上有所推进，但是，此轮司法改革似乎并未获得太多的喝彩，微博上活跃的法律界人士甚至持有相当怀疑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近期的肃杀气氛有关.自去年以来，不断有法律界人士因为参与各种维权乃至社会活动而身陷囹圄，如新公民案件中的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建三江事件中，则有唐吉田等四律师被行政拘留；近期，则有浦志强、唐荆陵、常伯阳、姬来松、屈振红等律师被刑拘乃至逮捕，各种关於抓律师的段子在微博等平台上广为流行，在此情况下，没有太多突破色彩的司法改革方案不被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从更深的背景来看，通过司法改革促进制度转型的思路，其实也正在逐渐淡出民间公共舆论的核心场域。1989之后，政治高压一直持续，维稳体制也日益强固，各种社会参与处於被冻结状态，而在另一方面，为适应有限市场化进程，法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情形下，一种通过法制先行推动转型的思路开始浮现，如季卫东教授就提出要“通过法治走向民主”。司法改革因为身处这一思路的核心位置，也就得到了更多的舆论关注。

先法制后政治，通过法治走向民主的初衷不可谓不美好，首先，没有法制基础，没有对法律的普遍遵从，不可能建立起良好运行的民主制度，那么，通过法制优先，就可以为最终的制度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可能为转型过程增添可靠的保障。王怡就曾将这一可能的图景，称之为公民的自我训政。其次，先法制后政治，通过个案逐步推动，对应的是一种渐进改良过程，符合波普尔等人所谓的“渐进社会工程”理论，不仅能够获得包括新兴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主流的认同，也因其不具备根本的颠覆性，而更容易为当政者所容纳，也因此，在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这被看作是一种更为可行的转型路径。

具体而论，这一思路也有不同的进路。在更偏重理论色彩的法学界人士，更倾向於制度框架上的改进，提出了“司法独立”这一总体目标，而将所谓违宪审查作为了突破口。如2001年山东省青岛市三考生状告教育部的案件，就被看作是具体例证.在更具有行动色彩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则更倾向於通过有代表性的个案，逐步推动制度改变，一部分维权人士更期望能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官方和民间的法治素质，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为转型创造条件，这后来被称之为所谓维权运动，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以及唐慧案后劳动教养的被废除，则被看作是维权运动的经典之作。

不过，经过10多年的进展，无论上述哪一种进路，其实都没有能够获得意想中的收穫。三女生状告教育部这样的案件，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所谓的违宪审查乃至司法独立的制度构想，从未获得官方的任何正面回应，更像是一种空洞的回声。相反，当局越来越对类似的声音持警惕乃至打压态度，在所谓的“七不讲”当中，司法独立就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一部分，而必欲消除之。

维权运动更是从一开始就与当局的打压相伴随.在维权运动早期，存在所谓政治化维权的思路，即更看中个案维权的社会动员功能，试图通过个案维权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进而推动制度转型，这不仅在维权运动内部引起了争议，也随即招来了当局的打压，高智晟的一批法律维权人士获罪入狱.不过，试图去政治化，更注重法律层面，更专注个案推动的维权路径，也并未产生什么丰富的成果，随着维稳体制的更加刚性，许志永、浦志强等维权法律人，也都进入了被当局打压的行列。回顾2004年《亚洲周刊》在维权运动初起时推出的年度风云人物14人，至今可谓是全军覆没.

良好的初衷如此淒凉遭遇，并非推动者有什么不当，恰恰相反的是，所有投身法制维权的人士，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襟怀坦荡，敢於担当。只是，与许多人的期待相反，与有限市场化配套的法制体系，并非脱离於专政运行逻辑的特区，从一开始，法制只是市场新极权体制下治理手段之一种，专政依旧保持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中也就包括对法制体系本身的控制。也因此，违宪审查、司法独立之类的制度设计，因为触犯了党国体系，注定只能被束之高阁，乃至遭遇打压。同样的，无论是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维权行动，都避免不了一定的舆论和社会动员，从而必然会冒犯到越来越刚性的维稳体制，而成为其打压的对象。

市场新极权体制下的法制体系，确实丰富了民间动员和抗争的手段，增强了民间与体制博弈的能力，同时，在若干不具有根本冲突的领域，又或者是与执政者治理思路不相抵触乃至重合的议题上，法制维权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根本而言，只要市场新极权体制的根本框架未受触动，在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以法制体系为依託的各种维权活动，并不可能持续发展和汇聚，而是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打压和瓦解，也因此，也就无法成为想像中的渐进进程，而更像是无数次孤独而顽强的零星反抗，所谓先法制后政治，通过法治走向民主的寄託，并没有真实的对应。

2004年，贺卫方先生讲座时，在法治领域就事论事，回避了法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网友安替於是直言不讳地质问：“这是不是有隔靴搔痒之感？”贺卫方苦笑着讲回答说：“因为路灯下才有光。”或许，法治先行论者并非不知道这样的局限乃至无奈，只是无法放弃这一盏灯，无法放弃这万一的可能。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初的梦想，或许都有一种梦醒时分的痛切。

“依法治国”在中国只是表演的项目，但戏仍然是戏，不能当真。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於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方案在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华上有所推进，但是，此轮司法改革似乎并未获得太多的喝彩，微博上活跃的法律界人士甚至持有相当怀疑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近期的肃杀气氛有关.自去年以来，不断有法律界人士因为参与各种维权乃至社会活动而身陷囹圄，如新公民案件中的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建三江事件中，则有唐吉田等四律师被行政拘留；近期，则有浦志强、唐荆陵、常伯阳、姬来松、屈振红等律师被刑拘乃至逮捕，各种关於抓律师的段子在微博等平台上广为流行，在此情况下，没有太多突破色彩的司法改革方案不被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从更深的背景来看，通过司法改革促进制度转型的思路，其实也正在逐渐淡出民间公共舆论的核心场域。1989之后，政治高压一直持续，维稳体制也日益强固，各种社会参与处於被冻结状态，而在另一方面，为适应有限市场化进程，法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情形下，一种通过法制先行推动转型的思路开始浮现，如季卫东教授就提出要“通过法治走向民主”。司法改革因为身处这一思路的核心位置，也就得到了更多的舆论关注。

先法制后政治，通过法治走向民主的初衷不可谓不美好，首先，没有法制基础，没有对法律的普遍遵从，不可能建立起良好运行的民主制度，那么，通过法制优先，就可以为最终的制度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可能为转型过程增添可靠的保障。王怡就曾将这一可能的图景，称之为公民的自我训政。其次，先法制后政治，通过个案逐步推动，对应的是一种渐进改良过程，符合波普尔等人所谓的“渐进社会工程”理论，不仅能够获得包括新兴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主流的认同，也因其不具备根本的颠覆性，而更容易为当政者所容纳，也因此，在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这被看作是一种更为可行的转型路径。

具体而论，这一思路也有不同的进路。在更偏重理论色彩的法学界人士，更倾向於制度框架上的改进，提出了“司法独立”这一总体目标，而将所谓违宪审查作为了突破口。如2001年山东省青岛市三考生状告教育部的案件，就被看作是具体例证.在更具有行动色彩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则更倾向於通过有代表性的个案，逐步推动制度改变，一部分维权人士更期望能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官方和民间的法治素质，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为转型创造条件，这后来被称之为所谓维权运动，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以及唐慧案后劳动教养的被废除，则被看作是维权运动的经典之作。

不过，经过10多年的进展，无论上述哪一种进路，其实都没有能够获得意想中的收穫。三女生状告教育部这样的案件，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所谓的违宪审查乃至司法独立的制度构想，从未获得官方的任何正面回应，更像是一种空洞的回声。相反，当局越来越对类似的声音持警惕乃至打压态度，在所谓的“七不讲”当中，司法独立就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一部分，而必欲消除之。

维权运动更是从一开始就与当局的打压相伴随.在维权运动早期，存在所谓政治化维权的思路，即更看中个案维权的社会动员功能，试图通过个案维权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进而推动制度转型，这不仅在维权运动内部引起了争议，也随即招来了当局的打压，高智晟的一批法律维权人士获罪入狱.不过，试图去政治化，更注重法律层面，更专注个案推动的维权路径，也并未产生什么丰富的成果，随着维稳体制的更加刚性，许志永、浦志强等维权法律人，也都进入了被当局打压的行列。回顾2004年《亚洲周刊》在维权运动初起时推出的年度风云人物14人，至今可谓是全军覆没.

良好的初衷如此淒凉遭遇，并非推动者有什么不当，恰恰相反的是，所有投身法制维权的人士，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襟怀坦荡，敢於担当。只是，与许多人的期待相反，与有限市场化配套的法制体系，并非脱离於专政运行逻辑的特区，从一开始，法制只是市场新极权体制下治理手段之一种，专政依旧保持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中也就包括对法制体系本身的控制。也因此，违宪审查、司法独立之类的制度设计，因为触犯了党国体系，注定只能被束之高阁，乃至遭遇打压。同样的，无论是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维权行动，都避免不了一定的舆论和社会动员，从而必然会冒犯到越来越刚性的维稳体制，而成为其打压的对象。

市场新极权体制下的法制体系，确实丰富了民间动员和抗争的手段，增强了民间与体制博弈的能力，同时，在若干不具有根本冲突的领域，又或者是与执政者治理思路不相抵触乃至重合的议题上，法制维权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根本而言，只要市场新极权体制的根本框架未受触动，在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以法制体系为依託的各种维权活动，并不可能持续发展和汇聚，而是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打压和瓦解，也因此，也就无法成为想像中的渐进进程，而更像是无数次孤独而顽强的零星反抗，所谓先法制后政治，通过法治走向民主的寄託，并没有真实的对应。

2004年，贺卫方先生讲座时，在法治领域就事论事，回避了法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网友安替於是直言不讳地质问：“这是不是有隔靴搔痒之感？”贺卫方苦笑着讲回答说：“因为路灯下才有光。”或许，法治先行论者并非不知道这样的局限乃至无奈，只是无法放弃这一盏灯，无法放弃这万一的可能。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初的梦想，或许都有一种梦醒时分的痛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