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日香港占中全民投票突破70万人，北京显然低估了港人向往民主政治的热情，其应对方式有点失据，一是不让国内报道，采取鸵鸟政策；二是对香港民间公投持激烈批评态度，比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文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
*北京为何迟迟不定出普选时间表？*
香港此番民间公投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97“回归”之后香港人民与北京政权矛盾的总爆发。本文且讨论民间公投是否非法。
1997年主权移交后，随着北京对香港控制日益严苛，政治争议渐多，多数都涉及《香港基本法》架构下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当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要求普选权的要求日益强烈之时，国务院新闻办于今年6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作为单一制国家，本源性的权力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授权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还有很多没有授予的权力都操持于中央。一些大陆官方学者很不客气地就此发言说，香港要求普选权，是因为“没认清自己的地位”，挑战中央政府。香港人本来就已经对香港大陆化非常郁愤，这份白皮书的倨傲不仅没能让香港人驯服，反而激发其参加公投的热情。
香港人要求普选权，其实是要求落实《基本法》。《基本法》中第45条及第68条分别阐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普选为目标。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就算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循序渐进”，也应该进入普选阶段。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点落实《基本法》的诚意，至少应该给出一个三两年内实行普选的时间表。但是，北京不仅没有给出时间表，反而发表了一份咄咄逼人的《白皮书》，原因何在？
首先，这是由共产极权统治的禀赋所决定，极权政治从来容不得异端，连人的思想都想“格式化后重新输入”，更不用说统治区域内治理形式的异质化。其次，香港已经“回归”，在中共眼中，这种“回归”就意味着与大陆日渐同化，将“50年不变”提前改为15年不变并无不妥。大陆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允许香港普选特首，其他省份的‘寻衅滋事者’将会群起效尤。在6·22投票后次日，《环球时报》即发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 也没13亿人多》，称6·22公投是一场 “闹剧”，香港只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无中央授权不能搞公投，“如果中国各地都搞类似公投，岂不天下大乱”？
*中国地区性《白皮书》是治理危机的产物*
近十多年来，北京除了就“司法改革”等专门领域颁布各类《白皮书》之外，对行政区颁布《白皮书》只有三地，即西藏、新疆与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个共同特点，即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关于西藏的白皮书有两份，即《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2006年在人民网重新刊登）、《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主旨是讲中共如何让西藏人民从落后的农奴制下获得“解放”，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于2010年颁布，显然是出于应对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的内外宣需要，主题集中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教育科技、经济生活获得进步。
西藏、新疆《白皮书》的发布，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矜夸功劳，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如今香港获颁中央政府专题《白皮书》，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大幅下降。这些《白皮书》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并不在意《白皮书》所涉地区人民对中共统治的真实感受。研究这些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可以发现，我们不能将这些地区民众的自述与《白皮书》折衷比照，从而得出所谓的“客观事实”，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含有深刻的价值观的冲撞。以这三份白皮书为例，中共既不可能理解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在藏人生命中的意义，也不可能理解香港人为何无法忍受沦为“大陆同胞”的生活。对于高度物质主义的中共来说，当年对香港“50年不变”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改变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至于港英时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权眼中，根本无须加以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本来就打算在“回归”后逐步褫夺。
*北京为何在意香港民间公投？*
对香港民间6·22公投，与其说北京在意其是否“合法”，还不如说北京恼火香港人民这种挑战姿态。香港特首的“选举”，多年来经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该委员会由38个“界别分组”选出来的800名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们不管心目中有没有自己中意的特首候选人，但最后都得服从这一“共识”：选一个北京中意的特首，否则没得商量。
自1949年以后，香港事实上存在一明一暗两个权力中心，“回归”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对内称“港澳工作委员会”，我在深圳市委工作时，同事戏称其为“中共香港市委”）。关于这个机构的主要业务，许家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与《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因“六四”与中共决裂后，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香港“回归”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于2000年重组，只担任官媒老大，结束其政治使命；同时从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分拆出一个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成为凌驾于香港特区政府之上的权力中心。
中共接手大陆之时，在大陆采取的是打击、消灭原有社会精英，扶植下层参与新政权；但在接手香港时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主要笼络上层并给予亲北京商界人士在大陆的发展（即牟利）机会，通过控制香港精英阶层，达成对香港的治理。“回归”前及初期，香港中下层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在中共眼中，他们有饭吃、有工作机会就行，很好对付。
但近十多年以来，香港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自70年代以来，香港赖以支撑经济发展的四大产业当中的电子、制衣与玩具业早就迁往珠三角，只剩下一个珠宝业；原来的转口贸易中介地位因中国加入WTO而逐渐丧失，只有离岸金融这种灰色业务大发展，以至于香港现在沦为大陆商人、官员的主要洗钱中心。可以说，“回归”后的十多年就是香港由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沦为大陆的经济附庸，中下层香港居民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年青世代普遍感到无出路。也因此，香港民间社会逐渐觉醒，成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一支社会力量。现在，香港人怀念港英时代的自由及身为“四小龙”之一的丰裕，对北京的不满日益增加。以上就是此次公投产生的大背景。
香港人多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远的有1989年支持北京学运和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近有为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冤死的大规模抗议，此外，每年维园都点燃纪念“六四”的烛光。但这一次的抗争性质不同了，香港人为争取自己的普选权而表达出独立于北京的强烈声音。北京就算不愿意立刻回应香港人民的要求，也应该考虑履行《基本法》的承诺，定出实现普选的时间表。在政治博弈中，妥协让步其实不代表软弱，而代表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