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目前唯一遭到本国政府监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6月2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投票通过一项议案，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的一处空地，改名为“刘晓波广场”。这样，按照美国的邮政编址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大使馆的地址，也就变更为“刘晓波广场1号”（No.1 Liu Xiaobo Plaza）。
据报道，早在2013年，人权推动协会（Advancing Human Rights）的执行总裁大卫？凯斯（David Keyes），与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的执行委员、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就曾经私下讨论过一个计划。他们设想，对於那些仍然监押政治犯良心犯的国家，可以提议将它们的驻美国大使馆的门前街道，改为那些政治犯的名字。这样一来，这些大使馆本身，就成为不断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国家糟糕的人权纪录的突出标志.
今年5月，凯斯与卡斯帕罗夫的这一想法，被美国的13名国会议员付诸提案。由於2014年是“八九”的25周年纪念，议员们认为，这一“殊荣”显然应该首归中国。刘晓波因为傑出的人权活动，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并且是目前唯一遭到本国政府监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自然也就成为首选提名。
不过，这一戏剧性的做法，却并不是首次出现.1984年，美国议会就曾经通过一项提议，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址，改为“安德烈？萨哈罗夫广场1号”（No. 1 Andrei Sakharov Plaza），以表达对这位卓越的苏联人权活动家的崇敬，并针对苏联政府对萨氏的流放惩罚，表示强烈的抗议.萨哈罗夫是着名的物理学家，后来因为积极参加人权活动，受到苏联当局的迫害。萨氏於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由於被苏联政府禁止处境，未能亲自前往会场，而是由妻子代为宣读获奖感言。看来，比起刘晓波的空椅领诺奖，萨氏的待遇还不算最坏。
这一改名事件极富蕴意。自从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经济发生严重危机，而中国作为美国极为重要的贸易夥伴国，无疑对於稳定美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截止2014年4月，中国持有近1万3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佔美国海外国债总量的21%.
由於种种原因，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总体呈现出较为弱势的外交姿态.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声音大为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建立美中特殊“G2”关系的热情。
美国政府这一态度的微妙转变，曾引发人权团体对美国政府立场的广泛忧虑.2012年4月，中国着名人权活动家陈光诚，从长期被非法监禁的状态中成功脱逃，并向美国大使馆求助。美国政府却并未在第一时间表态.一向支持奥巴马的纽约时报，甚至也紧急发表文章《陈光诚事件何以测试美中关系》（How the Chen Guangcheng Case Will Test US-China Relations），督促奥巴马速下决心。而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最近出版的回忆录来看，尽管美国最终不负众望，对陈光诚慨施援手，但其中的内部玄机，却也是一言难尽.当时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近年以来，由於美国外交姿态的相对软化，全球多处区域失去势力平衡，发生地缘政治生态恶化的现象，典型如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南海争端激化，以及最近伊拉克局势的恶化。美国尽管打出“重返亚洲”战略牌，但在中国的强势扩张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还不如日本首相安倍表现得抢眼。
一方面，疲软的美国经济，限制了奥巴马政府的作为空间；另一方面，奥巴马毅然将推行医疗改革，作为优先的施政方略，这也就进一步制约了美国对外施加影响的资源与能力。
不过，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国家战略方面，具有很强的内在延续性。这一特性，在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环太平洋夥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这一事务上，得到充分体现.TPP是一个以政治为骨架，以经济为血肉，而以军事势力圈为护盾的一体化国际关系框架。而中国由於其政治属性，以及地缘政治立场，显然被排除在TPP对象之外。
如果说，尚未完全成形的TPP，只不过是中国远期未来的一个阴影，那么刘晓波广场的命名，则是对中国眼下的一个强烈警醒。这一事件，极可能标志着一个新的中美关系时代的开始。
当中国政府以大国崛起的口号，换下韬光养晦的战略路线时，美国也必然会对中美关系进行重审。这一关系转变的另一时代背景，则是美国的经济，经过数年调整逐渐趋於健康，而中国的经济，则不可避免地要进入长期下滑。
1986年，在美国的“萨哈罗夫广场1号”地址诞生4年之后，这位人权活动家，终於获得苏联政府允许，结束流放，重回家园.5之年后，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辽阔的超级大国，在经过69年的腥风血雨之后，崩溃解体.
